導論
近幾年筆者一直關注台灣日語、跨語作家們在翻譯領域的文化實踐活動，發現他們在台灣文壇裡除了從事文學創作之外，也經常被當時的媒體主編賦予「翻譯者」（the
translator）的角色，然而，這樣的文化身分卻鮮少被論及。在台灣的翻譯知識系譜中，戰後台灣外文學門以英美文學為尊。「日語」在國民黨的抗日史觀中，被視為台灣人「被奴化」的表徵，但它同時也是台灣民間另一種反國民黨極權統治的知識話語，東亞文化區域內另一種交流的「共通語」。「日語」在台灣的文化歷史脈絡中，成為與時俱進不斷被賦予多重政治文化意義的語言。目前雖已有研究者關注到日治時期外來思潮譯介的情況，但論及台灣翻譯知識時，仍多強調來自中國、日本、西方橫向移植的影響關係，以中國五四傳統和歐美文化的翻譯傳播為主，鮮少關注島內縱向繼承的問題。因此，筆者將試圖重新檢視台灣作家的「譯者」身分，釐清他們在實際的翻譯實踐中如何「再現」（represent）台灣。
單德興在〈譯者的角色〉裡定義，翻譯就是語文的再現，而翻譯者就是語文的再現者（representer），薩依德指出知識分子在「代表／再現」他人時，其實也「代表／再現」了自己的觀點，認為「作為再現者的譯者（也是某種意義的知識分子──至少是具備兩種語文知識的人），在代表／再現原作（者）時，其實也代表／再現了自己」。在台灣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台灣譯者在其中究竟扮演怎樣的角色？他們又面臨怎樣「再現」的問題？戰前日語譯者吳坤煌（1909-1989）和楊逵（1906-1980）在日本左翼的報章媒體上，藉由「翻譯」如何「代表／再現」殖民地台灣？在政權更迭的戰後初期，本土知識分子利用翻譯如何進行文化傳播，和中國知識的再脈絡化？冷戰時期龍瑛宗（1911-1999）等本省籍譯者如何利用對日的宣傳雜誌《今日之中國》，翻譯「再現」戰後1950、1960年代的台灣當代文學？1970年代之後，跨語世代的譯者如鍾肇政（1925- ）、葉石濤（1925-2008）等人在翻譯實踐中如何成為日語世代與中文讀者的中介者（mediator），成為二者之間的溝通者（commuicator）與傳達者（expresser）的角色？他們如何將台灣戰前的日語文學翻譯「重置」（re-place）到戰後當代中文文學的脈絡中，扮演著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角色（contextualizer）？解嚴後，葉石濤、陳千武（1922-2012）如何將在台日人作家西川滿（1908-1999）的文學以翻譯的形式重新回收到台灣新文學的範疇中，讓西川滿的台灣書寫重返台灣文學場域？
在翻譯研究的領域中，韋努隄（Larence Venuti）認為盛行的翻譯研究、評論、教學與出版所採用的都是「工具性的翻譯模式」（an instrumental model of
translation），即其所謂的「工具性主義」（instrumentalism）。此種模式與主義所重視的是原始文本，基於本質論的思維，預設了原文中有其「不變之處」（invariant），要求在譯文中加以複製或轉移，以期製造出語意上、形式上與效應的「對等」（equivalence），並且傾向於馴化的翻譯策略，盡其可能符合譯入語的風格與成規，強調譯文的流暢性、可讀性與透明性，但卻忽略翻譯過程中的物質性、文化條件、社會背景與歷史脈絡。譯作經常依附在原著之下，漠視譯者的角色與貢獻，譯者隱沒其中，使得翻譯研究在學院中長期處於邊緣位置。台灣學界鮮少注意譯者的存在，更遑論非學院派的民間「日語譯者」，其文化位置更是邊緣的邊緣，以至於他們的譯業長期受到漠視。因此，當我們重新探討台灣的殖民歷史或後殖民文學譯本時，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和評價這群譯者在戰前跨殖民地（trans-colonial）的翻譯活動和戰後跨時代、跨語際縱向繼承的翻譯活動？他們在此翻譯實踐中如何彰顯譯者的能動性（agency）和建構台灣民族文化的多元意涵？希望藉由本書各章節的討論，讓這些「譯者」能夠「再現」（reappear），釐清台灣作家在翻譯實踐上的文化特殊性，及其譯業對台灣新文學發展的歷史意義與文化貢獻。
目前台灣國內翻譯理論多源自於「英美文學」領域的譯介，並運用於文化研究領域的討論而備受關注，翻譯研究甚至成為台灣外文學門的顯學之一。然而，外文學門的研究者大都聚焦在中國清末西學東漸的過程，分析西方文化知識中譯的翻譯現象，並對西方翻譯理論提出質疑和反思。然而，對於台灣內部因被殖民的歷史而衍生的特殊翻譯現象卻鮮少關注。因此，筆者將反身自照，借鑑這些翻譯理論重新檢視屬於台灣在地的翻譯經驗，進行具有在地性的理論詮釋。
近年來坊間出現數本西方翻譯理論的譯介評論選集，皆是當前備受學界關注的翻譯理論，發人省思，對筆者釐清台灣翻譯文學的研究議題頗具啟發性。其中的「目的派」之漢斯．弗美爾（Hans J.
Vermeer）認為翻譯是一種行動，而行動皆有其目的性，因此翻譯要受目的的制約，譯文好不好在於能否達到預期的目的。「忠於原文」並非是唯一的選擇，而是視其目的而決定選擇哪一種翻譯行動，即「翻譯」、「意譯」、「編譯」或「忠於原文」。戰後跨語作家的翻譯政策，其文化政治的目的性皆鮮明可見，但是在檢閱制度的規訓下，為了不牴觸政治禁忌和規範，譯者必須調整翻譯策略藉以達到翻譯的目的性。
伊塔馬．埃文─左哈爾（Itamar
Even-Zohar）認為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本身亦有其層次。在台灣的文學場域裡，西方翻譯文學占據了核心位置，日本文學次之，台灣島內日語作家的譯作，經常在讀者欠缺台灣歷史認知的情況下，被誤讀成「中文」作品。另外，台灣跨語作家又多身處於台灣文壇的邊緣位置，因此，「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成為「長銷」全集自然是可預期的。但，左哈爾認為翻譯文學在塑造多元文學中心部分的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角色。綜觀解嚴前後台灣民族文化論者，為了塑造台灣多元文化的內涵，譯出台灣日語文學、在台日人的文學與戰前有關台灣原住民、庶民文化踏查的文化成果，藉以挑戰被定為一尊的「中華文化」。1970年代台灣鄉土派文學在台灣文學場域中，處於邊緣弱勢。戰後在這波譯介戰前台灣文史資料的過程中，主流媒體《聯合報》的「聯合副刊」，在論戰後雖亦想參與這個翻譯文學的生產活動，但跨語作家仍仗其語言優勢，主導此項文學翻譯的工程，翻轉彼此的關係建立某種合作關係。到了1990年代本土化的潮流已勢不可擋，他們又繼續譯介曾是具有政治禁忌的「在台日人」的文學，這樣的翻譯實踐展現了台灣新文學如何從「幼嫩」、「邊緣」、「弱勢」到走向多元性的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