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孕育在黑暗裡的魔力
醫生伊迪絲・伯恩（Edith Bone）決定不哭。
一九五六年秋季的這個午後，她持續了七年的單獨監禁突然終止。監獄大門的外頭，匈牙利革命最後的寥寥幾陣槍聲在街道上回響。監獄大門裡，伯恩醫生從正門來到院子裡，對於被禁錮已久的她而言，院裡的陽光令她極不適應。她六十八歲了，個子矮胖，關節腫脹。她從監獄大門邁出，明亮的天空令她無法直視。隨後，她看到一群人在等她。這群西裝革履、翹首以盼的人。他們都在等著看她哭泣。
閃亮的巴士駛來時，攝影師們抬起了圓筒狀的鏡頭，記者們拿起活頁筆記本。這輛巴士是來接伯恩醫生並將她送去英國大使館的。這群新聞從業者在搜尋七年的獨處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記。這樣的獨處在她臉上、在她耷拉的眼皮上會留下怎樣的疤痕？正常人恐怕會陷入瘋狂和嚴重的憂鬱吧。但當伯恩醫生緩緩地穿過院子，走向大鐵門時，她看起來沒有一絲恍惚。要說她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她現在看起來充滿希望。官員和記者目瞪口呆。一位來自英國《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的男士在他的筆記本上草草記錄著，竭盡全力誇大報導，說她走路一瘸一拐的。一星期後，這名記者十分窘迫地得知，當時伯恩醫生只是因為穿了一雙不合腳的鞋。
伯恩醫生於一八八九年出生在布達佩斯，她在眾人眼裡是一個聰慧的孩子——雖說有一點叛逆。她希望長大後成為一名律師，像她父親那樣，但當時律師這個行業是不允許女性參與的。她能選擇的職業只有老師或醫生，於是她選擇了後者。帶著她曾祖父的聽診器和象牙把手的埃斯庫拉庇烏斯（Aesculapius）手杖，她於一九Ｏ八年秋季進入布達佩斯大學醫學院就讀。畢業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於是她進入了一所軍事醫院。可能就在那裡，在目睹了底層民眾經受的煎熬後，她對共產主義的同情更加高漲了：她看到一位不識字的羅馬尼亞軍人——這名軍人在戰前是個牧羊人——對著窗戶哭泣了好幾天，輕輕抱著一隻骨頭斷裂的手臂，心裡惦念著他失蹤的孩子們。他只是眾多肝腸寸斷的人中的一個。
戰後，伯恩醫生投入英國的政黨工作整整十六年，也正是由於這層海外關係，她於一九四九年回到共產黨管理的布達佩斯時，引起了當局懷疑。
伯恩醫生在返回英國的途中，遭祕密警察組織於機場攔截。他們將她推入汽車，載著她經過總部的鐵皮大門。
「我們串通得夠好吧？」司機打趣說，「沒人知道妳在哪裡。」
確實，她在英國的朋友們以為她還待在匈牙利，而她在匈牙利的朋友們以為她早已出發前往英國了。伯恩醫生就這麼消失了。
總部大樓內，一個穿戴光鮮的瘦削男子慢條斯理地出現了。他將伯恩醫生帶到一間小型會客室，告訴她，他們已經知道她是間諜，知道她是英國祕密情報局的幹員。
「你離開這棟樓的可能性渺茫，除非你告訴我們他們分配給你什麼任務。」
伯恩醫生回答：「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想我會在這裡關到死吧，我可不是情報局的特務。」
隨後那人告訴她：「妳被逮捕，代表妳就是有罪，黨可不會抓無辜的老百姓。」
警衛押她進了地下室，來到一間狹小的牢房，牢房面積僅比房內的鐵床大一點。她伸手一夠，就觸到天花板了。伯恩醫生躺在床上，平靜得瞬間入了夢境。不久，她被一陣突如其來的涼意驚醒。
「別害怕，呵呵。」一名警衛嘲笑她。
「我沒有害怕。」伯恩醫生回答。
接踵而至的經歷——她七年零五十九天的單獨監禁——是恐怖片裡才會出現的。她被關在骯髒陰冷的牢籠中；牆壁上不是滴著水，就是長著毛茸茸的菌菇。大多數時候，她是半餓著肚子的。除了見獄警的時候，她總是一個人待著。二十三位嚴厲的軍官用挑釁與諷刺的語言訊問她——有一次訊問竟長達六十個小時。有一段時間，整整六個月，她被關在伸手不見五指的牢房裡。
儘管這樣，關押她的人還是沒有得到絲毫偽供、半點求饒；他們所獲的唯一犒賞是她高傲的回覆。久而久之，這成了伯恩醫生的一種消遣，能讓她在偶爾瞧見他們時，去叮咬監獄的權威。
她想找個剃頭師傅為她剃頭髮。監獄看守人跟她說，女人必須留長髮。於是她花了三周時間把頭髮一根根地拔下，直到長出她滿意的小平頭。一九五一年夏，她又發起了一場語言抗議，拒說匈牙利語（「他們蠻夷的語言」，她是這麼形容匈牙利語的）。她改用德語、法語、俄語、英語或義大利語交流——這五種語言，她都精通。
但伯恩醫生最精妙的策略還不是戲弄獄卒——她是個幫自己推鞦韆的人。她如藤蔓抓地般把持著自己的理智。理智是外界施壓下的中空狀物質，從那裡，她緩緩地、堅定地為自己築建了一個內心世界，任何人都無法摧毀或從她那裡奪走它。她背誦入門階段的詩歌，將背得滾瓜爛熟的詩句翻譯成她熟知的六種語言。接著，她開始創作打油詩。其中一首是她在那段暗無天日的六個月中寫下的，感激她心靈「那根生於黑暗的魔杖」的拯救之恩。
伯恩醫生想起了列夫・托爾斯泰（Tolstoy）的短篇小說中的一個囚徒，並受此啓發，想象自己走在所有去過的城市道路上：她在巴黎、羅馬、佛羅倫斯和米蘭的街道上漫步。她沉醉於柏林蒂爾加滕（Tiergarten）和維也納莫扎特故居的風景中。之後，當她的雙腳在床邊的水泥地上畫出一道窄溝時，她會默默想著這是一條往倫敦的路。她每天都會走上幾英里，並在腦海裡畫上一個暫時離開的記號。她用這樣的方式去倫敦四次，每次都在到達英吉利海峽時停下，似乎海峽的水太冷了，她游不過去。
然而，測算這些距離太不精確了，於是伯恩醫生認為她得有個算盤。獄卒給她掃把清掃牢房時，她偷偷地從中拔下幾根麥稈，還將走味的麵包顆粒揉成珠子，穿在麥稈上。這樣，她就可以如計算恆河沙數般計算了。她還用這把「算盤」測量了自己的詞彙量，發現自己掌握了兩萬七千三百六十九個英文單詞。緊接著，她又計算了她的德語和法語詞彙量。接著，她又問自己可以說出多少種鳥的名字（雖然她可能從未見過這些鳥）、多少種樹的名字（雖然她可能從未見過這些樹）以及多少種紅酒的名字（雖然她可能再也沒有機會品嘗這些酒）。
她把更多的麵包屑揉成字母，一共揉了四千個，把它們放在二十六個同樣用麵包精心製作的凹槽中；這是她用小麥做成的印刷機。她用這台「印刷機」拼出她的思想和詩歌。獄卒們瞄了她一眼，皺了皺眉頭說：「妳瘋了。」伯恩醫生表示同意。
因為消化功能變弱，她分到了一些藥丸。她發現藥丸帶有一絲綠色，於是就用這抹綠色染她的麵包屑。就這樣，聖誕節時，她做了一些綠色的「小冬青枝」。但冬青枝上猩紅的梅子呢？於是，她又用自己的血液去染麵包屑。
警衛們火了，但伯恩醫生證明自己精通獨處的藝術。他們將她與世隔絕，而她正好可以踐行這門藝術，取平靜捨瘋狂，取安慰捨絕望，取獨處之樂捨囚禁之苦。想摧毀她就太天真了，走出獄門的伯恩醫生（用她自己的話說）「比以前智慧些了，並且充滿了希望」。
有一天，我偶然讀到一本書，這本書在不經意間提及了伯恩醫生（只有一兩行字）。我不敢相信知道她故事的人這麼少，於是決定多瞭解她一些。最終，我在加拿大約克大學的稀有藏書中翻到了她的自傳《七年孤獨》（Seven Years Solitary,
1957）（這本書於一九五七年出版，也就是她出獄後的一年），我意識到了她的故事多麼震撼人心。她七步成詩，寫作時推心置腹，我彷彿能聽見她的聲音——堅毅中摻雜著揶揄，透露出一個青年在匈牙利度過青春歲月，而匈牙利後來又對她那麼殘忍。我越熟悉她對待單獨監禁的態度——她忍受孤獨的能力深不見底——就越感到一股妒意在我內心蔓延開來。我當然不是忌妒她的境遇，而是忌妒她的才能。我很好奇，在我的世界裡，是否有一部分能激發像她那樣的精神境界；又或者，我是否總能逃離自我的牢獄——對伯恩醫生來說，那是無法得到的一種奢侈品。
甚至，我獨自一人花上幾小時的時間閱讀她的故事，這點獨處的時間對我而言也是那麼難以忍受。我不斷抬頭張望，希望隔壁房間輕聲細語的圖書管理員能打斷我，希望一個願意社交的學者能在我工作的桌子旁坐下。我一把自己和可敬可畏的伯恩醫生比較，就如坐針氈，自愧不如。
最終，我讀完了她的故事，猛地合上書，恍惚走到炙熱的午後白晝下，但不安並沒有像我原本想的那樣消散。我穿梭在學生堆裡，推擠著走進擁擠的咖啡廳，出了咖啡廳，又擠上一輛載滿人的公車，但問題繼續在我腦中來來回回。我想為自己多留一點獨處時間，但一旦一個人時，又總備感沮喪。這個問題值得我去解決。更重要的是，伯恩醫生卓越的存在狀態值得我們這個緊密相連的世界借鑒。
如何獨處？又為何獨處？
這裡面一定有訣竅，我是這麼想的。一種踐行，抑或是一種修煉，將寂寞變為主動獨居，將空曠的日子變成空白的畫布。那一定是某種失傳的藝術，像優雅的書法，或是在婚禮上戴上領結時的自信。這是一種失傳的小小藝術，年復一年，在未來刺眼的白光中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