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戴上口罩的全球化：亞洲要如何走出困境、看見機會？
本書作者伊凡．克雷斯戴（Ivan Krastev）是一位著名的研究學者，面對近年前所未有的公共衛生危機，新冠病毒引發的疫情疫情大流行，作者探討這次全球疫情大流行所呈現出的，疫情之外的社會經濟病徵與問題。這是相當即時的初步觀察與檢視，作者很有深度地解剖結構性變化與發展，十分具有參考價值。
書中提到幾個重要分析，像是：重新思考國土疆界；不同政體的危機處理；過往由經濟主導市場的國家，出現權力轉移；中國經濟首先復甦，擴大其影響力等。這些問題是當下國際社會與各國的具體且嚴重的問題挑戰，很值得讀者們深入閱讀與思索。
作者一開始就指出，其實近年來對疫情大流行的警告不勝枚舉，二○○四年美國政府報告就提出警示，疫情大流行將會造成全球旅遊與貿易的停頓；二○一五年比爾．蓋茲的TED演講也預言全球病毒疫情大流行的危險，因此，本書作者以「灰天鵝」形容這次新冠疫情疫情大流行，意即「可預測卻無法想像的」衝擊事件。
瘟疫是戰爭嗎？當然不是。這並非軍事行為，也沒有造成國家的武裝衝突，但是這次疫情造成的危機與衝擊，完全不遜色於一場大規模多邊戰爭，堪比世界大戰等級的災難。各種陰謀論也甚囂塵上，包含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美國軍事生物武器、生態控制機制，甚至大型製藥商的精心設計等。這些可謂多是在疫情疫情大流行衝擊下，人們開始尋找原罪者的代罪羔羊。
新冠肺炎造成的陰影， 使各國開始出現「 居家民族主義」（Stay-at-Home
Nationalism），或者我認為可以稱之為「新冠民族主義」，排外與歧視開始蔓延。居家隔離與暫時休市雖說是避免擴散及感染的措施，除了意味生活上減少互動與交流，擴及國際旅遊、國際交流等驟然停頓，人們生活上變得孤立與疏離，同時也抱怨跟懼怕會散播病毒的國家與外來人士。當「新冠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排外與歧視的氛圍只會不斷高升。
後疫情的經濟紓困與社會恢復，需要相當時間，才能回到正常狀態。但是，我們真的能夠回到過去嗎？很顯然是回不去了。無論是這隻病毒從防疫到社會經濟的穩定，及國際交流和全球化的進展，都受到新冠疫情的嚴重影響，因此這一次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產生五種不同層面的危機：
1.公共衛生危機
2.社會穩定危機
3.經濟發展危機
4.政治治理危機
5.國際秩序危機
以上這五個危機的幅度是從國內到國際、從個人到人類未來的發展，可說是當代歷史上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事件（沒有之一），不僅造成全球幾乎每個國家、每個社區以及每個人都驚慌恐懼，也使得絕大部分的社會與經濟因此停擺長達數個月之久。
新冠肺炎的出現考驗政府的治理能力、危機處理以及政治體制的適當性。政府必須強力介入社會運行與經濟活動，建構有效處理疫情的措施，但是強勢作為的反效果就是剝奪自由人權，許多評論因此擔心大政府或集權治理的後續影響。至於新冠疫情對於國際社會的影響，可能是最外顯的，特別是阻斷全球化與國際交流方面，中美對抗關係也產生催化效應。
後新冠的各國與國際社會，會有哪些變化與特徵呢？新冠疫情疫情大流行真的會對國際關係產生結構性影響嗎？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後新冠世界有著五個特徵：
● 戴上口罩的全球化
● 國家經濟主權擴大
● 美國領導力下降
● 中美新冷戰對抗
● 區域互賴亞洲整合
第一、戴上口罩的全球化
戴上口罩的全球化將會是「新常態」， 意指三項主要新變化將成為日常政策與措施，分別是防疫超越反恐、衛生安全被視為非傳統安全威脅，以及國際旅遊、移動和交流等在短中期將會大幅縮減。
首先，防疫超越反恐，從此各國防疫措施將會嚴格實施，甚至超越對抗恐怖主義的安全措施。二○○一年九一一恐怖攻擊發生後，無論是機場安檢、貨物檢查、或是金融與反洗錢等相關規定，都出現嚴格反恐安檢與新措施，數年下來相關的反恐措施也已經變成國際活動與全球化的一部分。
因此這一次的全球疫情大流行，發展治療抗體藥物與疫苗勢在必行，但是由於擔心疫情持續擴散，未來各國在防疫措施上將會超越反恐的措施，採取更加嚴格的要求。相關的防疫要求從口罩、體溫、檢測與證明、相關隔離措施商品、國際農漁產品檢驗等，都會增加更多的防疫措施與規定，因此防疫超越反恐，將會成為未來戴上口罩的全球化的新常態。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 楊永明
作者序
二○二○年三月中，我深受疫情擴散困擾，蝸居朋友在保加利亞鄉間的房子裡，思考新冠肺炎會怎麼改變世界的問題。我最初的答案化成文章，發表在幾份歐洲報紙上，敘述我們從這次危機初期可能可以學到的七個教訓。我預見在後疫情的世界，病毒出現前就已經存在的趨勢和衝突會強化；我依據這種邏輯，把病毒視為擴大器而不是破壞力量。我主張新冠肺炎會瓦解全球化，終結深具破壞性的過去十年，造成我們的政治、經濟和生活方式的重大變化。
我預期大家會對專業技能和科學新知恢復信心，在這種信心支持下，國家地位會重新恢復，民族主義會崛起，民主制度和大數據威權主義之間的界線會模糊化。我和很多人一樣，預期美國對全球的主宰力量會削弱（儘管我沒有預料到中國對全球的影響力會隨之上升）。
根據我的了解，新冠病毒會挑戰歐盟成立的若干主要假設，為歐盟的重大轉型計畫揭開序幕。如果情勢發展不利，新冠肺炎可能觸發歐盟的瓦解。
十九世紀俄國的偉大思想家亞歷山大．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有句名言，說：「歷史沒有劇本。」我也總是有同樣的感覺。我思索新冠肺炎可能激發哪些變化時，會想到作家史帝芬．李科克（Stephen
Leacock）在《打油小說集》中的一句話：「羅納度勛爵一言不發，飛速出門，飛身上馬，四處狂奔。」我認為世界即將改變，卻不認為改變的方向事前已經決定好，和冠狀病毒的快篩相比，我們的預測甚至更不可靠。
戰爭還沒打完，你不可能就評論戰後秩序，但是我文章中提到的七個教訓激發了一些辯論，迫使我重新檢視自己的論點。基本上，我支持自己稍早的結論，但隨著疫情進展，讓我困擾的不是我提出了錯誤的答案，而是問了錯誤、過時的問題。
舉例來說，我和其他評論家一樣，嘗試預測改變的方向時，全神貫注在民主政體或威權政體比較能夠妥善處理疫情上，其實情勢很清楚，政體的性質顯然不是控制疫情成敗的關鍵要素。正如美國學者瑞秋．柯蘭菲德（Rachel Kleinfeld）主張的一樣：「即使政客意圖利用這場危機，來宣揚自己屬意的政治模式，但目前沒有任何的紀錄顯示成效和政體之間，有著強烈的相關性。」
專制政體國家中，就屬新加坡表現優異，伊朗之類的其他專制國家卻做得相當差。同樣的，有些民主政體國家，像是義大利和美國走得跌跌撞撞，南韓、德國和台灣等其他民主國家，卻表現的可圈可點。在柯蘭菲德的分析中，這些國家能夠有效控制疫情，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於先前有面對類似危機的經驗、社會高度互信、國家能力高超。柯蘭菲德認為，台灣、南韓、香港和新加坡的政體雖然不同，卻都從二○○二年到二○○三年間的SARS疫情中，得到正確的教訓，並且在冠狀病毒剛開始蔓延時，就發展出快篩，才能走在病毒前面。這三個國家都訂有緊急法令，賦予政府特別權力，去追蹤感染者的足跡，這些國家並放寬隱私條款，以便足跡訊息廣為流傳，警示有受病毒感染的人接受篩檢。最後，這些國家依賴強力執行的隔離措施，來減緩疫情爆發。
所有有效打擊新冠肺炎的國家，人民都高度信任政府；政府對社會的管制成功與否，取決於自發性的服從，而非強制執行。即使中國、新加坡和南韓的政體都相當不一樣，但在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上，這三個國家都排名在最高的前十名當中。只有公民信任的政府才能有效維持繁重的封鎖工作。
相反的，在專制的伊朗和民主的義大利，公眾對政府機關的信任度低落，導致推行社交距離時困難重重。根據柯蘭菲德的理論，政治的兩極化和對政府的低度信任，至少是美國因應這場危機時遇到困難的原因之一。
柯蘭菲德認定，政府在介入通訊、提供公衛到維持隔離政策和生產設備的能力，是成功因應這場危機的第三個關鍵因素。政府的辦事能力跟國家經濟或政體的特性之間，幾乎沒有什麼相關性，官僚體系的素質才具有決定性，預算或保健開銷的多寡不具決定性。
柯蘭菲德的研究顯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民主和專制體系加強政治宣傳的競爭時，世界各國對疫情的因應之道，卻造成不同政體之間的界線模糊化。民主政體和專制政體一樣，樂於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同時，專制獨裁者也像要競選的民主政治人物一樣，對公眾的反應深感興趣。用英國政治哲學家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的話來說：「在封鎖時期，民主政體展現了和其他政體的相似之處，換句話說，追根究柢，政治就是權力與秩序。」也就是說，不論是民主還是專制政體，新冠肺炎帶來的改變，並非新版的「歷史終結」；而可能是意識形態強度下降、卻更不穩定的世界。
有時候，我們堅持到底的信念會土崩瓦解、我們對不確定性的集體意識會劇烈改變。大家開始忽略當下，取而代之的是思考未來，不論未來是大家所希冀還是害怕的東西。
只要一隻病毒就可以讓世界天翻地覆，正如我在文章中說的一樣：歐盟暫時中止運作，人民各自在自己的國家裡尋求安全庇護；民主制度處在停頓狀態中，大多數歐洲國家推出緊急法令，國會議員各自回家，遊行示威遭到取締，選舉延期，反對黨失去政治意義。這也是資本主義停滯的世界，失業率飛躍上升，全球經濟危機面對的毀滅性力量，遠遠超過當年的金融海嘯。政府對經濟市場的「干預」程度是一九八九年以來的空前新高，一時之間，國有化經濟變成了新常態。
今天我們開始相信各種可能性，是因為我們受到一些無法想像的事情圍困。我們突然能夠相信美國可能建立全民健保，中國將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權，俄羅斯總統普丁或許會失勢，歐盟瀕臨瓦解或是另組歐羅巴合眾國（European
Union）。隨著飛機停飛、造成巨量汙染的企業關閉生產線，氣候變遷行動主義分子開始認為：低碳世界的夢想可以成真。歐盟會員國關閉邊境時，右派民粹主義分子開正如加裔美國製片人兼社運分子亞斯塔．泰勒（Astra
Taylor）說的一樣，「對冠狀病毒疫情的反應透露出簡單的真理：長久以來，政治人物一直告訴我們很多政策不可能、不可行，顯然一直都是可能又可行的……現在我們知道原來這些『規範』沒有其必要性……這個前所未有的機運不只是按下了暫停鈕、緩解了苦痛，更永遠改變了遊戲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