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西藥業史

序一
 
　　早期人類社會醫、藥不分家，諸多古代名醫亦為藥物學家，羅馬名醫蓋倫創製複方藥劑被稱為“蓋倫製劑”，在西方應用已逾千年；漢代名醫張仲景被稱為“方書之祖”，其確立的方劑理論迄今仍為人們所用；唐代名醫孫思邈也被稱為“藥王”；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醫學家帕拉塞爾蘇斯創用汞劑治療梅毒、鴉片酊鎮咳止痛。
 
　　中世紀歐洲的教堂建有植物園，其中種植的主要是草藥。教堂及其附設的醫院或診所成為醫療的中心，人們在那裡尋求精神上和軀體上的診療。公元9世紀初，阿拉伯藥師開設獨立的藥房。當時著名的波斯學者比魯尼（Al Biruni）指出：“藥學是醫學的助手而不是僕人。”阿拉伯的藥師吸收了古希臘、羅馬、印度、中國的醫藥經驗，開發了許多複合製劑，如糖漿、芳香水和酒精製劑等，並傳播到世界各地。
 
　　中國宋代的“惠民局”與“合劑局”可能是政府最早設置的藥局，不僅將藥物供應列為官府管控，而且還頒佈了《合劑局方》，為丸散膏丹等的配製確立了標準，許多藥方如蘇合香丸、紫雪丹、至寶丹等一直沿用至今，對中外藥學均有深遠影響。西方在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獨立的藥店，藥劑師既配製藥方，也治病療傷。1240年，德皇腓特烈二世頒佈法令將藥劑師與醫師正式分開。法令強調藥劑師需要特殊的知識、技能和責任，使其成為醫療的保證。在英國，1316年倫敦藥劑師加入雜貨店行會，直到1617年脫離雜貨店行會，成立了獨立的藥劑師學會。歐洲的第一部藥典《新處方》（Nuovo Receptario）於1498年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出版。
 
　　18世紀初，英國的藥劑師成為醫學界的合法成員，能夠處方和分配藥品。隨著化學的發展及其對藥物製備與配製的影響日漸明顯，19世紀大多數的藥劑師更願意稱自己為化學家。
 
　　趙粵先生的《香港西藥業史》試圖為讀者勾勒出一幅香港醫藥服務變遷的圖景。《香港西藥業史》便是從19世紀中葉英國控制香港之後，香港西藥業的出現為起點，描述了早期香港監管藥劑師和藥品銷售的法令均源自於英國法律，最早在香港開設藥房的也是來自英國的藥劑師，直至20世紀初，殖民地政府才設立了監管藥品質量的實驗室。
 
　　19世紀末、20世紀初，香港已成為一個充滿商業活力的城市，此時香港的醫藥業得到了很好的發展機會，在香港創建的屈臣氏藥房已在廣州、上海等地開設了分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佔領香港，百業蕭條，也直接導致所有的西藥房關閉。二戰之後，許多藥劑師投身創辦藥房與製藥公司，香港的西藥業日益繁榮，藥劑業的管理也步入正軌。然而，與醫師相比，藥劑師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更顯不足，香港大學的藥劑學專業由於不能頒發學位而缺乏吸引力，由此導致香港藥房長期缺乏合格的藥劑師，這種狀況直到1989年方有改善。
 
　　作者用專門的章節，論述了幾位對香港西藥業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如屈臣氏藥房的創辦者亨利·堪富利士、抗日戰爭期間積極為赤柱拘留營的英籍公務員及其家屬運送藥品的劉仲麟、為香港藥劑事業培養人材，推進藥劑事業發展的雷耀光等，一個個生動的小故事，讓讀者了解到香港西藥業發展的成就與榮耀以及背後的曲折與艱辛。
 
　　藥物供應與藥事服務是一個常常被人們忽視的領域，趙粵先生憑藉自己對藥學史的熱愛，利用業餘時間，為讀者打開了一個了解香港近代以來藥業發展的窗口，是值得欽佩與讚揚的。作者還為本書配製了許多珍貴的歷史圖片，有助於讀者更加直觀地感受歷史的變遷。

　　隨著我國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的深入開展，藥事服務在基層醫療保健服務中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本書也許能對讀者認識與理解藥事服務的社會價值與現實意義提供一個參照。
   
序二
 
　　《台灣通史》有言：“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鑑也。”
 
　　香港與台灣雖同為中國沿海之地方，惟境遇不同，藥業史受治理政府之影響，而有各自之發展。中國大陸自1949年政權更迭，台灣和香港卻有許多共同而不可分之經歷。1949年後，大陸其中一間歷史最悠久的西醫學院“國防醫學院”由上海江灣遷台，其成立於1907年之藥學系也隨之遷台，而成為台灣最早之藥學系。
 
　　香港僑生，除在大陸即入學者不計，自1949年至今，超過164位香港僑生畢業於國防醫學院藥學系。畢業後，或返港發展、或留台工作、或赴歐美進修，均有不錯之發展。本書中提及之張鐘聲總經理、香港藥學會周永杰會長、呂石文藥師，皆為台灣國防醫學院之傑出畢業生。另舉幾例，畢業於國防醫學院之香港僑生，分別在國內外有傑出表現者：學界有曾慶忠（前香港理工大學副校長）、曹之憲教授（香港大學）、張漢揚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彭玉豪教授（美國德州大學）、陳克儉教授（澳洲雪梨大學）等；業界有黃昌滿（香港澳美製藥創辦人之一）、李祿超博士（美國Abbvie藥廠）、譚中英（中、港）、呂漢超（港）、黃尚行（加拿大）、葉銘森（加、港）諸總經理等；公共服務界有柯宇春（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創會會長）、梁振鵬（香港）等。
 
　　台灣後來分別成立了台大、北醫、高醫、中國等各大學藥學系，均有香港僑生。台灣大學藥學系（院）之畢業生，於香港執業者也已超過112人，惟近15年返港工作之台大校友有減少之趨勢。其中陳凌峰在港任總技師，譚小仲已成為美國藥學校校長，葉炳輝博士於2005年任澳門藥物事務廳廳長，謝汝明則曾任香港執業藥師會會長，他們皆有傑出之表現。

　　台灣藥業自1980年代完成藥品優良製造規範（GMP），到1998年的cGMP及2015年的PIC/S GMP，已將台灣製藥業脫胎換骨，符合國際ICH之標準。同時自1987年即全面實施的學名（仿製）藥BA/BE制度，使得台灣藥品品質、療效、安全性，大幅提升。近年來又成立了亞洲首個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1998）及藥害救濟基金會（2001），並通過實施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2000）及全台藥品副作用申報制度（1999），健全了藥品審批的體系，使得新藥研發得到大幅開展。世界惟一止劇痛、不成癮、又不會抑制呼吸的長效（七天有效）止痛劑在台自行設計、合成的新成分新藥，已於2017年核准上市，可見台灣新藥研發，在制度漸趨健全情況下，逐漸起飛。未來可和香港的生技醫藥研發共同推展。
 
　　香港與台灣固皆海上之島嶼，惟行業之變通、興衰、文野，均賴有歷史。
 
　　今香港藥史學會趙會長粵，窮多年之文獻搜集、整理耆老之訪談、前輩之諮詢，由鴉片戰爭前至2019 年止，查閱了英國、中國內地、香港之文獻資料，將香港西藥業、匯整成六個階段的演進史，並以斷代史寫法，輔以香港傑出藥（劑）師的貢獻，作了綜合整理，完成了《香港西藥業史》一書，並於2017年9月在北京出簡體版，今2020年又更新了內容編排，現全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按全球藥品發明時期分為五個章節；第二部分的專章增加了三位香港西藥業商界的翹楚：吳耀章先生與吳永輝博士父子及韋以安先生，彰顯他們對香港藥業的貢獻；最後結語部分回顧過去與展望未來，再以繁體字出版。
 
　　此次出版，經我學兄李偉泉院長推薦及趙會長同囑曾為台灣藥政負責人（衛生署藥政處長）及考試院考試委員之本人，為新書（版）作序，並簡敘台灣藥業（政）近年之發展，我樂為之序，並賀趙會長對香港藥史所作之貢獻。
   
序三
 
　　自上世紀70年代伊始，“公眾史”（Public History）的概念逐步進入人們的視野，並獲得不同程度的實踐。由於“公眾史”研究往往是現實社會較關心的課題，研究者也不一定接受過嚴格的史學訓練，有人不無調侃地說，從今以後，“萬事萬物俱有歷史”，“人人皆可研究歷史”（Everything has a history. Everyone can do historical research.）。作為一個以史為業的學徒，我既十分贊同“萬事萬物俱有歷史”的說法，也不反對“人人皆可研究歷史”（或更準確地說，“人人皆具備研究歷史的潛力”）的主張。更何況，由“公眾史”這個概念引申出來的各種題目，既然是社會不少人都會關心的、感興趣的和具備“公眾性”的議題，也就更需要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參與研究，才能彌補歷史學者專門知識之不足，推動史學的發展。
 
　　“西藥業史”正是這類課題之一：既是公眾關心的，也因為涉及的知識和詞彙對一般人來說比較艱澀，由具備藥物學知識的人士研究便更加理想。在香港，“西藥”就如“西餐”一樣，有誰沒有吃過？當我們從診所取藥處接過一瓶瓶或紅或啡的咳藥水、一包包形狀不同大小各異的藥丸時；當我們走進掛著個大大的“Rx”字招牌的藥房購買配方藥，或隨便在連鎖店貨架上撿起各種聲稱能有助緩解傷風感冒能通鼻塞的成藥時，會否為形形色色的西藥的外形和密密麻麻的成分說明感到困惑？當然，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我們其實不會過問太多，為求藥到病除，我們只會乖乖地按照指示喝一口水便把藥物送到肚子裡。然而，世間每每事與願違，人們會有“吃錯藥”的時候，醫務人員或藥劑師也有機會犯“開（配）錯藥”的毛病，一旦事態嚴重，小小一顆西藥，便會演變成可大可小的社會事件。
 
　　自認識趙粵先生開始並知道他正在著手撰寫一部香港西藥業史時，我便以社會大眾一員的身份，提出許多問題向他請教。我由是明白，要談西藥業的歷史，僅各種名目及其指謂的涵義的變化，便大有學問。今天叫“藥劑師”的，曾幾何時稱為“草藥師”和“化學師”，以至於香港幾位藥劑業的先驅，也以姓氏配以“化”這個職稱（如“劉化”）的外號聞名。英語“drug”本義固然是“藥物”，但坊間使用此詞時，往往馬上讓人聯想到的是“毒品”，由是早年被香港政府認可的“草藥師”，在鴉片仍是香港重要收入來源的年代，更重要的任務是“認證鴉片質量”，也就不足為奇了。事實上，某種“藥物”是否“毒品”，哪些新發明的藥物被什麼國家或地區認可，什麼人通過什麼渠道取得什麼資格才能當藥劑師，皆因時因地而異。通過編纂或選用藥典、制定法律、釐定執業資格、發牌監管，政府和行會等權力機構，會不斷重新定義“藥物”、“藥劑師”和各種相關的遊戲規則。一部“西藥業史”因而不僅僅是一部科技史，更是一部制度史。然而，一切制度總有盲點和漏洞，“藥房”也好，“藥行”也好，總會想出各種辦法遊走應對，以達至利益最大化；從業人員為爭取自身權益，也會作許多抗爭；也有看準世界市場變化者，投資生產“仿製藥”，藥劑師由是也是生意人。最難得的是有部分專業理念甚強，眼光遠大的藥業先驅，堅持從用者的角度出發，極力爭取藥物說明的規範化。一部“西藥業史”，也因此與公民的知情權息息相關。所謂“萬事萬物俱有歷史”，只要把一條時間的標尺，置於上述各種議題之上，加以羅列梳理，自可一目了然。有了時間感，也就有歷史感，當我們看到屈臣氏曾中英並陳地賣過“天下馳名疳積花塔餅”這種帶宣傳口吻的廣告時，便不會覺得突兀，而明白它帶有時代的印記。
 
　　正如他自己經過長年的奮鬥才能取得藥劑學的專業資格和種種相關成就一樣，要在史學哪怕是香港西藥業史這個課題上有所發見，可謂路漫漫其修遠。眼前這部《香港西藥業史》書稿，誠然解答了我作為一個幾近無知的西藥消費者的一些疑問，但文中對西藥業與本地社會經濟發展的關係與推敲，恐怕還有待時間消化與見證，才知道能否成立。無論如何，此書是趙先生為自己從事多年的行業所做的另一種貢獻，尤其是他與幾位香港藥業先驅的訪談，資料彌足珍貴。他這番努力，是“人人皆有研究歷史的潛質”的印證，期待他日後能再接再厲，將某些問題深化細化，繼續當西藥業史的志願軍，讓我們每吃下一顆藥丸時，感覺會更加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