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什麼是「男孩危機」？
在一場氣氛活絡的聚會上， 在場者有政府官員、企業老闆、作家及柏克萊加大的教授（3 位男士、3 位女士，其中2 位是立場強烈的女權主義者），主人之一的作家山姆．金恩（Sam Keen）問：「如果能重新投胎，你會選擇當男生還是女生？」
所有男士都回答：「女生。」另一場晚宴上，好友的女兒梅莉莎告訴妻子莉茲和我懷孕的消息。我問她丈夫安迪，如果生了兒子最期待什麼。安迪雙眼發亮地說：「我要把他舉高高；等他長大，要帶他玩、踢球。小時候我爸都會故意放水讓我得分。如果可以，我也想為兒子這麼做。」當晚稍後我又問他：「你比較喜歡男生還是女生？」他以認真的語氣回答：「我選女生。現在的女生想做什麼都可以，男生卻不行。我也擔心男生書讀不好或是沉溺於電玩。」
女生當然得面對各種內在與外在的文化偏見。但令我驚訝的是，即使安迪想像和兒子一起玩耍的畫面如此明確，他渴望孩子擁有美好未來的欲望，卻壓過這些想像，最後選擇想要女兒。
過往，多數爸爸都希望先生兒子，現在已經不再如此。安迪心裡的「父親本能」—希望孩子過得好勝過他自己想要的東西—正是現在多數爸爸的寫照：準爸爸想要女兒的比例，幾乎是想要兒子的2 倍。
至於準媽媽，她們想要先生女兒的比例，比想要先生兒子高出24％。以前，大家都認為女兒比兒子更有可能在成年後與父母同住，但現在此景不再：25 ∼ 31 歲的年輕男性與父母同住的可能性，比同齡女性高了66％。
凱文的爸爸威廉告訴我：「凱文在他30 歲生日派對不久後就搬回來了，我覺得自己是個『失敗的爸爸』，這個想法一直困擾我。」
凱文則有另一件事煩惱：「我和一個女生在派對上看上眼，我想邀她續攤，但總不能回我爸媽家吧。後來她提議想換個地方，很挑逗地對我說：去你家吧？你住附近嗎？」
「我說我和爸媽住一起。原本我是想問她有沒有適合的地方，但我發現她僵住了。她找了個藉口說去化妝室後就回到朋友身邊，兩人偷瞄著我笑。我人生中從未感到如此羞辱過。」
另一個不同於凱文的活潑男孩，也同樣有著敏感及羞愧的共通點。在比爾．寇司比（Bill Cosby）、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等名人醜聞風暴的影響下，媒體每報導一個性騷擾犯、強暴犯或連續殺人犯的新聞，就讓一位敏感的男孩因為身為男性而感到羞愧。從羅伊斯．曼恩（Royce
Mann）在2017年為「孕育」（HATCH）—以「孕育創意」為宗旨的全球性社團—朗誦的散文詩，可以感受到15 歲的他承受的羞愧感：
我變成男人了。第一次有女子在路上閃過我，這位離我3公尺遠的女性回頭看我一眼便立刻改變方向走到對街⋯⋯她的腳步聲讓我明白我雙手的危險，讓我明白身為男人真正的意義，或許我永遠無法了解她為何要懼怕男人。但在那一刻，我終於明白彼得．潘的感受—想當個男孩，永遠都不要成為男人；因為，作為男人便是父親、兄弟、攻擊者的綜合體，但主要是後者。
羅伊斯感受到的愧疚感，讓他明白「自己的危險性」；大眾對於男性的恐懼，讓他下了個結論「我想永遠當個男孩」—最好能像彼得．潘那樣—因為男人是「攻擊者」。
所幸，羅伊斯不太可能成為性罪犯。在他的發言中，始終未提到自己多想將男性的優點部分貢獻給家人、奉獻給全世界；但是被當成攻擊者所引發的罪惡感，限制住了他。
無論你的兒子像凱文還是羅伊斯，這就是現今男孩生長的時代。《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曾有一篇文章〈男人末日〉（The End of Men），因為讀者的熱烈反應而出版成書—你能想像在女兒的成長過程中，有人預言「女人末日」（The End of
Women）嗎？過往，從來沒有這種預言自己的性別將步向末日的言論出現；但前述「男人末日」的預言，對兒子的人生可沒什麼重要啟發。
現今男孩遇到的情況真的就是危機嗎？或者，只是因為女孩的表現越來越好，男孩卻在原地踏步？我將提出諸多男孩在各種重要領域都走下坡的證明。男性每況愈下的情況，也將傷害所有女孩、婚姻、他們的小孩和全球的安全。
多數人對這問題都視而不見。2017 年9 月16 日，我在谷歌（Google）上以「男孩危機」（boy crisis）為關鍵字搜尋，搜尋結果一半是和樂團「男孩危機」有關；而搜尋文化上的男孩危機，有一半的文章都斥為迷思。
了解男孩危機這個問題，對心理絕對有益。假如你覺得兒子成了「賴家王老五」，你可能會像威廉那樣覺得自己是失敗的家長；但當你了解這現象是所有已開發國家正面臨的問題時，你會知道這不是你的錯，我們可以做些事避免兒子捲入危機中，幫助他將危機化為轉機。
我與男孩危機
1970 年代，女權運動領袖被冠上燒胸罩的人（bra burners）、醜八怪（ugly）、男人婆同性戀（dykes）、厭男者（men-haters）等稱號。我曾請羅格斯（Rutgers）大學的學生玩角色扮演，「親身體驗」女權運動領袖的角色，其他學生則扮演沉默的大眾或辱罵叫囂的人。在他們完全投入其中後，我要求他們角色互換。
學生的熱情回應，讓我因此修改博士論文方向，聚焦在女權運動上。紐約市的全國婦女組織（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NOW）聽聞此事後，邀我成立「男性自覺團體」（men's consciousness-raising
groups）—一個滲入女權主義者的男性團體。我獲選為全國婦女組織的董事會成員，在世界各地為女權主義者發聲，成立上百個男性與女性的支持團體。
70 年代末，離婚率大幅上升，我注意到許多離婚家庭的孩子都是與媽媽同住。爸爸的文化模因（cultural meme）都著重在他賺的錢，而非他對孩子的愛；當爸爸沒有支付贍養費時，就會被說是「賴帳者」。原本我也接受這樣的文化模因，直到我親耳聽到離婚爸爸的心聲。
他們為在家事法庭中遭到的不平等對待憤怒，對法條字字計較。但當我問起孩子的情況，爸爸們的眼淚奪眶而出。憤怒只是掩飾脆弱的面具，用來遮掩「探訪、監護權」這類讓他們覺得自己像個二等公民的用詞，也因為兩週才能見到孩子一次，爸爸們覺得自己的努力在每次探訪結束後化為烏有。
我看到好些爸爸一路墜入人生低谷；也有爸爸拚命賺錢支付訴訟費用，好讓自己能平等地參與孩子的生活。有些爸爸負擔不起打官司的錢；有些爸爸努力賺錢，最後卻沒時間陪伴子女。
與此同時，我在小學任教的姊妺蓋兒告訴我，很多成績突然一落千丈的學生，原因就是爸媽正在談離婚。
1986 年《為什麼男人應該是這個樣子？》（Why Men Are the Way they Are）出版，各國語文版本的問市，讓來自世界各地的爸爸向我傾訴這些挫折感與無奈。經歷70
年代早期離婚潮的孩子，現在已是上高中的年紀。在我的講座會後，眼中滿是失望的家長向我吐露，孩子遇上的挑戰讓他們深感悲傷。然而，身為研究者和女權主義者，我想知道這些問題是因為爸媽離婚、沒有父親陪伴或是其他原因所導致，這份研究最終收錄在我於2001 年出版的《父子重聚》（Father and Child
Reunion）。研究發現，沒有父親的陪伴是導致這些孩子遇到社會、學業、身心健康等問題的主因。
這份研究明確指出，不論男孩或女孩，父親缺席都會有影響。在我撰寫本書時，情況更明顯，父親不在身邊對男孩造成的負面影響更大，傷害延續的時間也更長。原因是，離婚在高度開發國家是很普遍的事，女權運動為女孩打了強心針，但是卻沒有人為兒子這麼做。女兒們在經歷目標增長（育兒、賺錢或兩者都要）的同時，兒子卻感受到「目標感的失落」（purpose void）。
我越是深入發現男孩為何會如此，越是明白為何沒有爸爸在旁引導的男孩，會大大落後有爸爸陪伴的男孩。
簡單來說，我將「缺乏爸爸」（dad deprivation）和「目標感的失落」視為一種複合效應。
糟糕的是，我越來越常看到過往歷史的傳承—鼓勵男孩要當英雄的「英雄觀」（heroic intelligence），與維持身心健康的「健康觀」（healthy intelligence）正好大大衝突。想想對著球場上男孩大喊「衝啊！」的家長、啦啦隊，他們完全不覺得自己正把男孩推向腦震盪受傷的風險；等到男孩受傷時，大家又祝他早日康復「再上場奮戰吧！」準備迎接下一次的腦震盪。
在我開始尋找這些現象間的關聯時，我和莉茲搬到加州米爾谷（Mill Valley），遇見了《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男女大不同》（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的作者約翰．葛瑞（John Gray）。約翰和我一起健行超過400
趟了。約翰雖然以協助男女克服差異、建立同理心聞名，但他也致力於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進行非醫學療法的研究，這種療法強調直接處理深層的病因。於是，我請約翰在Part 6 分享，提供家長與教育者新的解決之道：為了快速解決問題而使用藥物，可能帶來需要更多藥物解決的新問題。
2018 年4 月， 我接到來自白宮的電話。歐巴馬總統成立的白宮婦女暨女童委員會（White House Council on Women and Girls）想邀我擔任顧問。我答應了，同時也反應別忘了成立白宮男性暨男童委員會（White House Council on Boys and Men），讓全國正視兒子正面臨的問題。
由於需要另外提案，我邀請國內多位專家組成多黨派聯盟，擬定提案。我們花了18 個月的時間辯論、整合各家觀點。雖然歐巴馬總統和川普總統都沒有成立男性暨男童委員會，但聯盟內的討論讓我接觸到許多男性相關議題。
接下來的9 年，我也將焦點從政府能做的事，轉移到家長、老師、社區能做的事上。當我在進行多黨派聯盟的提案時，我得考慮到每個人的感受；但我相信讀者應該會希望在書中看到我直言不諱、直指問題核心。我希望你閱讀本書，是要看清現實的生活、真實的問題。有些問題可能很棘手，但若不尋找解決之道，可能會引發更嚴重的無助感。
本書所提的每個問題，我都會提供解決方法，讓你能依個人需要調整。現代家庭在養育孩子時，都面臨了比以往更錯綜複雜的問題，但我們可以利用每週一或兩次的「家庭晚餐」（family dinner
night），為男孩提供解決之道。只是如果沒做好，很容易就變成噩夢。舉例來說，在同理兒子和希望他同理你之間取得平衡，不僅是藝術，也是紀律。這兩種面向都列在〈附錄：男孩危機清單：有爸爸陪伴的好處與缺乏爸爸的危險〉中。在男性可能壓抑情緒的地方，我也做了特別提醒。
關於書中的「兒子」
我特別在書中使用「兒子」一詞讓讀者感受整個過程。
這個兒子指的是「所有人」的兒子。如果你是老師，便是指你的男學生；如果你正帶領一群男孩，那就是當中的每個男孩。
男性會需要這樣的「自助書」嗎？當然，商管書就是男性的「自助書」。這些書讓男性在職場上有更出色的表現。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職業婦女分擔家計，讓爸爸有機會專注在家務上。既然「男孩危機」也是爸爸的「公事」，本書就是爸爸的商管書。雖然本書聚焦在男孩身上，但我和約翰也同樣關注男孩危機對女性的影響。男人和女人或許來自不同的星球，但我們都在同一艘船上奮鬥。兩性之間，沒有所謂輸贏；單一方的「勝利」，其實是兩性的失敗。
別說男孩危機與你無關，就算你尚未養兒育女，你也得辛苦工作、支付稅金，為男孩危機付出代價。舉例來說，伊斯蘭國（ISIS）招募的男孩，都是因為缺乏父愛而失去生活目標的人。
伊斯蘭國的壯大，意味著我們需要花更多錢在國土安全、網路戰、國防與照顧新退伍的軍人上，還有犯罪與監獄等費用，以及政府的社會福利計畫中，為了照顧喪夫家庭所支付的撫卹金。若將失業男性無法支付的稅收也算進去，光是在美國，每年就得負擔1 兆美元以上的金額。
這些直接花費還不包括心理上的代價，像是擔心孩子可能成為下一個校園槍擊案的受害者，因為這些槍擊案的凶手通常是缺乏父親陪伴的男性；或是擔憂兒子對父親的渴望，可能讓他成為性罪犯的下手對象。
一言以蔽之，這是一本為所有人而寫的書。
在上個世代，「技客」2（geek）很容易被嘲笑，父母會要孩子去練舉重、玩摔角，以避免被同學欺負，讓孩子在不自覺中產生「我不被接受」的感覺。然而，當時若能有一本書帶領大眾討論，幫助父母放眼未來，例如技客的豐富知識，將使他成為億萬富翁。他們便能幫助兒子抱持樂觀態度面對未來，啟發孩子的天分，而不是帶著羞恥感去練舉重。
未來不一定完美，但本書的目標是在針對女性未來挑戰的討論中，加入同等詳細的男性討論。本書將探索這場危機的主因，更提供家長、老師和決策者能採用的解決方案。
每個男孩都是獨一無二的，請先閱讀本書再決定是否應用在兒子身上，你也可以直接把書交給兒子，讓他自行探索；也可以給女兒，讓她帶著這份知識去愛人，用同理心以身作則。
華倫．法雷爾博士於加州米爾谷
2017 年11 月1 日
www.warrenfarrell.com
推薦序
齊家治國的雙槳齊划─為所有人而寫的《男孩危機》
回顧我46
歲的人生經歷，我雖然在美國取得博士，也在許多校園讀書、短期訪學過（杜克大學、哈佛大學、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但是影響我最深最遠的，其實是北一女中。我的性別意識與人生的理念，幾乎可以說是一女中的奠基。擘畫一女中教育和建立一女中學風的江學珠校長，把她對這一代女性的期許，都寫在校歌裡：唯我女校、寶島名高、莘莘學子、志氣凌霄、公誠勤毅、校訓孔昭、齊家治國、一肩雙挑。為國家盡至忠、為民族盡大孝，繼往開來、為我女界增光耀。
我在閱讀《男孩危機》這本書時，腦中一直不斷自動播放一女中校歌的旋律「齊家治國、一肩雙挑」。然後想著：在這個充滿未知的AI 世代，國與家，都需要更多的肩膀，如果要教導當代的男孩這樣一肩雙挑的觀念，我們該怎麼著手呢？
在《男孩危機》這一本書中，作者指出了一個造成男孩危機的關鍵：過往的男性，可以依靠體力與勞動取得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自信，如果家庭是一艘船，那就是男性與女性各划一邊—男性負責工作賺錢、女性則在內扮演輔助男性的持家責任。然而，全球化接著數位經濟與AI
世代到來，許多男性因為產業外移、工作被機器取代，而喪失工作優勢。相反的，女性在過去數十年，受惠於女權運動的興起，不斷被灌輸可以去挑戰各種過往專屬男性的領域的想法，而事實上除了因為玻璃天花板的限制，女力崛起的成果確實斐然。因此，現代男孩們所看到的家庭形象變成了：堅毅智慧的母親，左右開弓雙槳齊划，父親則侷限於一邊划船，甚至有時候連把這一邊划好都不見得做得到，因此，家庭的船隻是失衡的；更糟糕的是，社會文化和性別刻板印象不斷頌揚男性英雄主義，想像與現實的落差，讓男孩的成長充滿挫折和壓抑。
我一邊看一邊覺得，本書其實更適合由一位現代的父親來寫導讀和推薦序，因為作者所訴求的對象，其實更多在於男孩的父親們，簡直可說是一本當代父親生存指南，作者希望的是打造一個雙親都能雙槳齊划的家庭船。但既然出版社找了我，我就嘗試從性別與一個母親的觀點來分享一些看法。
以我自己成長的經驗，我不得不承認作者在書中的觀察有其道理。我是一個11 歲男孩的母親，也是一位女性主義研究者和高等教育工作者，我有許多男性與女性的學生們，且我從20 歲開始工作，在職場26 年，在我奮力打破玻璃天花板、努力進行各種法治革新的同時，性別的敏感度，也使得我特別能感受得到我的男性同儕、我的男性學生和我自己的孩子，在時代中找到新定位的困難。
作者所說的「放大的女孩與縮小的男孩」，確實呈現在學校教育中。我還記得數年前，有一次交大科法所甄試，錄取12 位學生，大家並沒有特別注意性別問題，最後結果出來，12 位連同備取第一名和第二名都是女同學，當下本所差點改名為交大女子科技法律研究所。
男子氣概的英雄觀，讓男性們在成長中，對分享和求助是卻步的，男性容易假裝有自信但內裡十分不安，最後導致極端的情緒，或者爆發憤怒、或者抑鬱寡歡。如作者所分析的，社會以英雄傳說來收買男性的體力和健康，讓男性被綑綁於形象中，難以脫身，最後影響身心健康，並且喪失對他人甚至對自己同理的能力。這樣的結果是男性容易因為衝動而抑鬱，鑄成大錯無法挽回。作者觀察美國的多起槍擊案例，更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美國近十年來發生多次重大校園槍擊案件，死傷無數，而所有行為人，清一色是男性學生或年輕男性。許多關於男性與暴力問題的統計數據，也呼應作者的觀察。
我所尊敬的女性主義政治學者艾莉斯．楊（Iris Marion Young）指出，當所謂「好的、成功的男性」被定位為「有能的保護者」時，女性也被套到刻板印象的位置—所謂好的、成功的女性，就是擁有一個保護她的男性，並對其忠貞和順從；反之，一個不好的、失敗的女性，就是欠缺保護她的男性，或是認為自己不需要保護而主張要「做自己。」
不論是《男孩危機》的作者，或者艾莉斯．楊的論述，他們都認為：生而為人的身心安頓（well-being），其實需要的是國家、社會與家庭的支持與培力，而非割裂式的區分強者和弱者、保護者與被保護者。
受創者傷害他人，唯有自己痊癒才能治癒他人。男孩危機的挽救，當從男孩的教育與成年男性的治癒著手。在性別的視角下，男性也是性別刻板印象下的受害者，任何對於性別的培力 ( empowerment)
，都應該給予支持。對於男孩，教會他學習聆聽，不因為身為男性而被貶抑，對於看著父執輩只划一邊的槳，卻眼見同儕和配偶雙槳齊划的成年男性，則要給予鼓勵與引導，讚美他們忠於自我的工作和生活，一步一步協助這些心裡住著無所適從、危機男孩的男人，拿起另一邊的槳。
我很幸運，我的11
歲男孩（小名包包），是一個暖男，我這一輩子受到別人的鼓舞和安慰最多的是來自我的包包。他幾乎不存在任何性別的刻板印象，最欣賞的是一個班上想要從軍的女孩。在這個充滿未知的年代，教養兒女是身為父母十分困難的學習歷程，因為我們不像我們的上一輩，可以想當然耳、單純地做些「我是為你好」的指令。但可以確定的是，包包性格裡的溫暖和開闊，定與他從小看多了雙槳齊划的父母與叔伯阿姨們有關。我期待他能順利度過男孩危機，長成一個有自信、樂在自己的生活、並對社會有貢獻的男人。
所有的經驗都是學習而來，何況當女性爭取權利時，我們也曾得到許多男性的支持和協力，所以，女性在男孩危機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我們不能協助文化轉變，幫忙男性在這個時代度過危機，同在家庭與社會的船上，最終受害的依然是我們的社會和我們自己。
作者在書中提出很多教育和文化轉換的方法，以學校、家庭、飲食、活動、情緒等各種調整，希望治癒受傷的男人、教育有危機的男孩，我自己看了很有啟發。因為深刻的理解、尊重個體的發展和差異、分享和指導他人雙槳齊划的經驗，將男性從英雄傳說中解放出來，同時打破女性的刻板印象，可謂是一種助人亦能助己的實踐。我樂意為之，但願你也是。
林志潔教授／交大科法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