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

1 前言：民族的精神資產
2 營造民主的建材
3 民主胎動
4 民主運動誕生
5 樂觀大步向前行
6 逮捕和屠殺
7 俘虜、刑求、自白
8 公開審判、全民旁聽
9 法庭是另一個戰場
10 武力顛覆政府的故事
11 審判終結、運動再起
12 臺灣人的情感動員
13 威權帝國反擊
14 全世界和他過不去
15 荒唐刺殺、治理危機
16 蔣經國的抉擇
17 民族的記憶與遺忘
參考資料

前言

　　我很喜歡哈佛歷史學者姬兒･勒玻蕾（Jill Lepore）的作品。這位美國史學界的耀眼新星認為，書寫歷史這門技藝就是用過去的故事來提出一個論點。歷史書寫不是漫無目標地記載過去，而是以其中的故事演奏現代人可以共鳴的主題。本書敘述的是臺灣民主誕生的故事。可是我們用這些故事說明什麼呢？

　　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集體記憶。這些記憶是民族認同的一部分，甚至是重要的基礎。共同的回憶創造共同的認同。本書敘述的階段，是臺灣歷史中政治壓迫最嚴厲、也最公然無隱的時段。在那個時段中，政治壓迫不再只是道聽途說，不再只是在暗夜的失蹤，也不再只是不可知、且不可測的疑懼。大逮捕、大審判就發生在周遭，透過媒體向大眾展示。對無辜婦人和女孩的屠殺，也毫無遮掩發生在大白天，發生在臺北的鬧區。然而這個艱難的時刻，卻也是臺灣人表現最無私、勇敢和團結的時刻。

　　本書敘述在這個最壞、也是最好的時刻中發生的故事。故事的中心是美麗島事件。表面上看來，該事件是民主運動的挫敗，幾乎所有的參與者，不論是領導階層或工作人員都被逮捕入獄，長年失去自由。如今在事後我們知道：美麗島事件其實促成了臺灣的民主化。沒有美麗島事件，就沒有臺灣民主。

　　美麗島事件對臺灣民主化如此重要，可是許多國內外學者在解釋臺灣民主轉型時候，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大多沒有提到這個事件。因為這個事件和他們的理論有巨大的矛盾。他們將蔣經國視為臺灣民主化的推動者。如果蔣經國是臺灣民主化的推手，那如何解釋他在解嚴前幾年，仍然逮捕所有民主運動的參與者，企圖肅清民主運動？在高雄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明顯是一場群眾集會導致的警民衝突。蔣經國卻將這場衝突升級為「以武力顛覆政府」的叛亂。因為缺乏「武力顛覆政府」的行為證據，所以必須仰賴「自白」來加以定罪。為了創造不實的自白，所以必須對民主運動者加以刑求。刑求之後是嚴厲的處罰。如果蔣經國是民主的推手，如何解釋這些侵犯民主價值、束縛民主生機的行為？因為無法解釋，在大多數國內外學者討論臺灣民主化的著作中，美麗島事件從來沒有發生過。

　　可是它確實發生過，而且我們非提不可，非將它存入民族的記憶不可。不只因為我們對自己國家的發展必須有所理解，也因為這個事件展現臺灣人的精神力量。這個力量是每一個民族的重要資產。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美國尚未參戰，納粹帝國已經占領幾乎整個歐洲，英國勢單力孤在艱苦中奮鬥，大約有三萬人（包括婦女和兒童）死於納粹的轟炸。在那個最黑暗的時刻，邱吉爾首相鼓舞人民說，千年之後英國如果還存在，英國人依然會說：「這是他們最好的時刻（this was their finest hour）。」未來如果臺灣民族倖免於滅亡，後代臺灣人記憶那個艱苦的時期或許也會說，那是臺灣人最好的時刻。

　　在那個最好的時刻中，臺灣人集體展現了人類心中「善良天使」的那一面：同情、正義和勇氣。那個時代之所以是最好的時刻，因為許多人有著共同的價值，也願意為這些價值付出。

　　每一個民族的歷史都或多或少有這樣的時刻。捷克民主化之後的第一任總統哈維爾，回顧捷克人民反抗共產黨暴政時這樣說，「那個階段顯現了蟄眠於我們社會中巨大的人道、道德、與精神的潛力。」被譽為「歷史上第一位社會學者」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其《舊政權與法國革命》中這樣描述革命階段的法國：「歷史上從無任何一個年代曾經見證過如此多人、以如此熱情獻身於公共福祉，如此真誠地忘記自己，如此不顧私人生活所珍惜的一切，如此願意克服心中的狹小情感。這是引發法國革命中偉大行為的熱情、勇氣和愛國情操的來源。如此景觀雖然短暫，卻是無可比擬的壯觀。」

　　這段記憶讓我們對自己有信心。它同時也讓我們回頭凝視現在，然後問自己：我們臺灣人到底要成為什麼樣的民族？

　　然而，歷史記憶不是歷史。牛津大學一位歷史學者書寫邱吉爾的時候這樣說：「嚴肅的歷史學者的任務，不是創造令人舒適的神話，而是在於摧毀神話；在於提醒讀者過去那個時期不是黃金年代，我們的祖先不是天才，那個時期充滿了我們如今完全無法容忍的不平等、悲慘和苦難；在於對讀者顯示，先前的世代和我們今天一樣，面對難題的時候盲目亂闖……俾斯麥和史達林的成就仍然是一項歷史紀錄；可是每一新世代的歷史學者都發現新證據顯示他們的渺小、或殘酷、或強烈的報復心。在另一個極端上，林肯和甘地的智慧和幽默是如此明顯，以致當我們發現他們是政治操作的高手時，我們震驚不已。」

　　書寫歷史記憶確實不是在寫歷史。可是書寫歷史記憶的人仍然須要牢記這些提醒，如果他們不希望其書寫成為幼稚的神話，不希望書寫的人物成為沒有生命的偶像。不過，過去的時期即使不是黃金時代，或許也有值得啟發後人的時刻。那個時代中的人物即使不是天才和完人，他們或許和每一個凡人一樣，具有感動後人的一面。我們需要重新看見這些面向，雖然我們也不能忽略他們的不足。

　　如民主轉型此種大規模的政治變動，當然不可能是單一因素的影響。美麗島事件之後民主運動者持續的努力，只是臺灣民主化的因素之一。我們書寫民族記憶不能忽略其他眾多因素的作用，如社會變遷、經濟發展帶來的有利條件等。美麗島事件之後的數年，也是國民黨獨裁政權最脆弱的時候。退出聯合國、中美建交讓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失去正當性；既然收復大陸已不可能，根據憲法和它的三民主義，國會必須全面改選，戒嚴也必須取消。

　　一九八四半年內，煤礦坑三次爆炸，總共有兩百七十名礦工遇難。更嚴重的是，情治首長派遣黑社會殺手到美國暗殺政敵。除了讓美國政界對國民黨政權的批評更為強烈，也讓國人對林宅血案有全新的理解：林義雄母親和雙生女兒的謀殺案，極可能也是情治單位所為。然後是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為國民黨的立委蔡辰洲淘空，發生擠兌風暴被提領一百五十億。南邊的鄰居菲律賓，則鮮活地向國民黨展示繼續壓制民主要求的可能後果：被人民推翻的獨裁者馬可仕，搭乘美國提供的飛機流亡到夏威夷。外交孤立、內政不修的情境下，民主妥協是蔣經國比較安全的選擇。

　　身為民主公民，我們必須在知識上對自己國家的發展有正確的理解。身為臺灣人，我們不能遺忘前人在那個困難時刻中的表現。那是民族記憶的重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