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 1961-）在2008年美國總統當選感言中，以蒙哥馬利市的罷坐公車事件（Montgomery Bus Boycott, 1955-1956）、伯明罕市警察局長以暴力對付黑人示威者事件（Birmingham Campaign, 1963-1964）、塞爾瑪遊行（Selma to Montgomery
Marches），以及馬丁‧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以「我們一定會勝利」（“We should overcome”）發表演說等歷史事件，證明非裔族人為爭取公平對待與權益所做的努力。
其中塞爾瑪遊行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關鍵時刻，史稱「血腥的星期天」（Bloody Sunday）。1965年2月18日，黑人吉米‧傑克森（Jimmie Lee Jack¬son, 1938-1965）在夜間被當地警察對著腹部開了兩槍死亡，黑人民權領袖約翰‧路易斯（John Lewis, 1940-，現任美國眾議員）和郝西‧威廉斯（Hosea Williams,
1926-2000）決定發動一場示威遊行，由馬丁‧金恩率領黑人群眾從阿拉巴馬州的塞爾瑪（Selma, Alabama）步行到首府蒙哥馬利（Montgomery, Alabama），抗議警察的暴行，爭取黑人的投票權利。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 1908-1973）總統因應黑人在塞爾瑪遊行中的訴求，促成國會通過《全國投票法案》（National Voting
Rights Acts of 1965），黑人合格投票人數驟增，是所有民權法案中黑人選民增加最多，也是執行最有成效的一個民權法案。
2015年3月7日巴拉克‧歐巴馬總統參加塞爾瑪遊行50周年紀念活動，並和當時也參與遊行活動的現任眾議員約翰・路易斯攜手走過事發之地愛德蒙‧佩特斯橋（Edmund Pettus Bridge, Alabama），並發表演說，向當年的和平示威者致敬，但也對未能減少美國國內種族衝突有未竟全功之嘆。
事實上，自巴拉克・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之後，美國的種族衝突並未因此減少，反而隨著白人種族主義極端分子不斷公開挑釁，黑人成為種族衝突下犧牲者的事件頻傳。及至2014年間，黑人遭到警察誤殺的事件密集出現，如7月紐約州黑人艾瑞克‧ 迦納（Eric Garner, 1970-2014）被白人警察丹尼爾‧ 潘塔李歐（Daniel Pantaleo）「鎖喉」（chokehold）執法致死、8
月9 日密蘇里州佛格森市（Ferguson, Missouri）黑人少年麥克‧ 布朗（Michael Brown） 被白人警察德倫‧ 威爾遜（Darren Wilson）射殺、11 月12 日在克里夫蘭市（Cleveland, Ohio）十二歲黑人男孩泰米爾‧ 萊斯（Tamir E. Rice）因持BB 槍， 遭警方誤以為持真槍而遭擊斃、11 月在紐約布魯克林二十八歲黑人阿凱‧
葛利（Akai Gurley）在暗巷中被警察擊斃，12 月2 日鳳凰城（Phoenix, Arizona） 魯曼‧ 布理斯彭（Rumain Brisbon）也因為被白人警察懷疑販賣毒品，在手無寸鐵的情況下遭擊斃。
這些案子受害者都是黑人年輕人，而部分已審理的案子卻以證據不足等理由結案，引起黑人社會的不滿與抗爭。以艾瑞克‧ 迦納案為例，美國紐約地方法院大陪審團裁定，涉嫌的白人警察丹尼爾‧ 潘塔李歐免予起訴後，引起街頭示威抗議。歐巴馬總統在面對因艾瑞克‧ 迦納案和麥克‧ 布朗案所造成的全國示威抗議時，坦承種族矛盾深植於美國社會和歷史中，無法一夜間消除，
「在處理社會中根深蒂固的種族和歧視問題時，我們必須要有耐心，……而不是在種族矛盾無法全面解決時，就灰心喪氣和放棄。」顯然永不放棄一直是黑人社會面對種族議題時的堅持與立場。
本書是集結歷年發表論文而成，分述黑人女性在種族議題上面對的挑戰與實踐，戮力於改善種族處境的貢獻與意義。第一章〈淨化家庭或體制改革？瑪莉‧ 貝舒的抉擇，1924-1928〉、第三章〈種族因素成就黑人女性──以瑪莉‧
泰瑞爾為例，1891-1925〉兩文是以黑人知名女性貝舒和泰瑞爾為例，從性別、階級、種族等面向討論黑人女性中產階級對解決種族議題的觀點與實踐的策略，證明即使在同性的社團組織運作中，性別和階級仍是攸關成敗，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而不同於白人社會以「維多利亞女性特質」（Victorian Woman¬
hood）規範白人女性活動，我們透過泰瑞爾的表現證明黑人社會以提昇種族之名而發展出的黑人女性特質，讓黑人女性不僅跨越侷限女性活動空間的傳統， 合理化其在公領域的行為外，也提供黑人女性比白人女性更具彈性化的發展空間與機會。
第二章〈瑪莉‧ 貝舒與她的德通納學校，1904-1923〉則以貝舒在佛羅里達州辦學的表現為例，分析她對黑人女子教育的理念，以及對黑人歷史教育的重視，並在德通納黑人女子教育與職業學校（Daytona Educational and Industrial Institute for Negro Girls,
Florida，以下簡稱德通納學校）具體實踐之。研究證明貝舒兼顧職業訓練與通識教育（liberal education）課程，滿足黑人女性就業需求的技術，照顧她們心靈與道德的培育。同時，在二十世紀黑人文化被邊緣化，
進步主義者（Progressives）又想透過教育傳遞，強力干預黑人的生活與思想之際，貝舒強調黑人歷史的重要性，不但將種族認同具體化，也是讓黑人重新認識自己的種族。
第四至六章等三篇文章，分別以1915 年至1950
年代之間黑人女性參與重建黑人歷史活動為主軸，探討黑人女性在面對種族集體記憶與爭取黑人歷史詮釋權方面的事蹟。在〈黑人女性參與重建黑人歷史活動，1915-1950（I）〉一文中，黑人女性以業餘史家的身分，透過參與「黑人生活與歷史研習協會」的活動，協助推廣黑人史學專業化，特別是在廣泛收集資料方面，豐富日後黑人婦女史研究，在拓展歷史研究範疇和歷史教學方面大放異彩，跨越職業性別的界線，開始進入原本屬於黑人男性的史學專業領域。
〈黑人女性參與重建黑人歷史活動，1915-1950（II）〉以「黑人女性全國聯盟」管理「道格拉斯之家」，瞭解黑人女性在保留和宣揚黑人文化的過程中，
居間扮演了保管者（preservers）和行動者（agents）的角色。同時以「道格拉斯之家」為媒介，不僅讓黑人歷史成為美國歷史記憶中的一部分，也進一步重新界定黑人的自我認同。〈黑人女性參與重建黑人歷史活動，1915-1950（III）〉則在歷史、種族與性別的框架中，從黑人社會的角度，探討黑人社會反對的理由。這是一篇以小見大的研究嘗試，不僅揭穿南方社會種族和諧的虛假面具，
也進一步瞭解黑人歷史記憶和爭取歷史詮釋權的複雜性；種族記憶與個人記憶息息相關；個人記憶承擔更多種族責任，每個人都有責任記得和保護它們。
第七章〈黑人與肺結核病防治，1890-1920〉與第八章〈尤妮絲‧
芮佛絲與「塔斯克基研究」〉兩文則是凸顯黑人社會在醫療照顧方面的努力，透過肺結核病和梅毒的個案研究，探討在種族隔離制度下，黑人女性如何透過社團活動或單打獨鬥的方式，行醫療照顧自力救濟之實。這些議題不僅呈現黑人女性集體或個別、體制內或體制外的成果外，也可以深入了解黑人女性們在面對與處理種族議題時，運用策略的機動性，因地制宜，因時設事。黑人醫療照顧的自力救濟是在種族隔離下進行，表現出妥協的精神，證明在爭取黑人健康醫療照顧相關政策與福利中，黑人所做的醫療照顧自力救濟並非站在社會改革的前線，而是在既有的社會框架中滿足黑人病患的需求，展現黑人在國家醫療照顧不足下所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