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迄今已有七十多年。對於這場人類的浩劫，已有成千上萬的著述。然而現今仍有不少領域欠缺注意，有待學界進行探索。例如，日本在亞洲擴張所佔領的區域，因為是淪陷區，本國資料自然無法周延，而日方檔案與記載亦屬有限，在研究上難度甚大。而在淪陷區的基督教會，受到戰亂與日本政府統治的影響，難以自由表達意見，史料的欠缺與散亂，是長期被學界忽略的重要原因。
戰亂往往是宗教的試金石，可以反映出宗教團體在戰爭及政治上的立場，其如何持續對人群的關愛，以及信徒如何維持甚至推展其宗教信仰，在在考驗著宗教的存在與意義。基督宗教在19世紀時已遍布亞洲各國，基督教的教堂、醫院、學校，以迄各種慈善與社會組織都可以見諸各大城市。故自戰爭伊始，基督教會就受到或大或小的衝擊。不但是教產受到戰火毀壞，教勢發展也受到影響。特別是珍珠港事件後，傳教士與教會領袖、信徒死於戰火，或是遭到日軍下監、殺害的案例非常多。
但是對於日本帝國佔領區中的基督教會，在研究上卻是難度很大。就過去的學術成果而言，此項主題一直是基督教會史中著作最少、研究資料最散亂，中外學術界連一本專書都沒有的情況。這一方面固然是當時處於戰亂之中，教會遭到戰火破壞，多以應付各種惡劣環境為主，沒有時間與精神注意史料的保存，也沒有特意對戰亂階段加以記載。如今要從事研究，首先面對的是散亂在不同的檔案館與圖書館的各種相關史料。
其次，日本是19世紀末崛起，以巧取豪奪或是武力侵佔的方式不斷在亞洲擴大它的帝國，從臺灣、韓國、東北、華北、華中，以迄香港、菲律賓、星馬等，一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才告一段落。日本帝國政府的宗教政策和處理基督宗教團體的辦法，是逐漸成形發展的。要建構日本對於教會團體的控制與治理，則必須要同時注意到官方檔案、地方政府的統治，以及各地教會團體的因應。由於教會團體眾多，加上許多傳教士來自於歐美，牽涉到多國語言與檔案的使用，這也加深了研究的難度。
第三，雖然基督宗教的教義與教會本身都是反對武力與侵略，但是教會在面對實際戰爭時，卻未必有一致的立場。所以在日本佔領時，雖然很多教會學校與機構撤離，但是部分教會、教堂與機構卻選擇留下，繼續宣教的使命與照顧信徒。這些留下的教會人士，面臨日本政府的統治，一方面謀求延續教會和他們的信仰，而另一方面則要應付日本政府控制宗教的政策，這種微妙的心理，以及謀求教義的支持與適當的解釋，在研究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工作。
是以時至現代，二戰史、基督教史都轟轟烈烈發展了數十年之久，「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仍是一個極少被關注的題目。反過來看，如果這個主題未被適度的開發與探討，則二戰史與基督教史也顯得有所缺憾和並不完全。基督教會在二戰時一樣經歷過苦難，其在信仰與愛心的堅持，在政教關係上的因應，或是在戰火與逼迫中的軟弱，也一直缺乏研究，故無從提供後代作為借鑑。鑒於「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這個主題是一個難度甚高，但是又長期被忽略的重要議題，筆者在兩年前特別在臺灣、香港與上海等地邀集學術同行，商議如何提倡研究，獲得很好的回應，咸以為值得舉辦數次研討會，互相切磋，並提振學界對於這方面的研究。
在臺灣方面，則由臺灣基督教史學會邀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輔仁大學天主教史研究中心聯合舉辦國際會議，定名為「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18年3月2~3日舉行，邀請學界同仁，全面檢討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此次會議擬探討之相關議題有四，分別為：（1）此段時期的政教關係，包括日本（及其地方）政府對於基督宗教的政策與管制策略、日本政府所推動之教團與其委派牧師的作用與角色；（2）傳教士、中國信徒或教會菁英的反應及自處，包括教會界知識份子有關時局的論述；（3）教會機構因應時局的措施，包括教會在人事上、組織上、教權上之變化等；（4）教會對於宣教使命之觀點、維持與進行，及與傳教士和西方教會之關係。
經過半年多的約稿與邀請，此次會議共徵得一位主題演講與20篇論文，參加學者分別來自美國、日本、臺灣、香港與中國大陸。其中有資深學者，亦有多位中生代的學者。而參與者的背景也非常多元，從大學教授到神學院的教授、牧師都有。至於研討的題目則非常多元與豐富，從日本對教會的控制到中日基督徒的互動，以迄在日本佔領區的教會與基督徒；而討論的區域，從日本到朝鮮、東北、華北、臺灣、香港；其中更有探討來自歐美傳教士的態度與作為。雖然有些學者臨時無法與會，但仍提供論文參與討論。近百位學者出席這次研討會，進行相當深入與豐富的討論。會後則組成編輯委員會，一方面要求學者們先行修改論文，另一方面則將論文送交同行外審，最後選出12篇論文編輯成書。這些論文區分成兩個主題來編排，分別是「日本宗教統治與日人牧長」與「教會事工與經驗」。每一主題各有6篇。
在「日本宗教統治與日人牧長」這一方面，首先的兩篇文章是關於日本帝國政府的統治。過去學界似乎都認為日本政府在臺統治初期，對於基督教是和諧與友好的。但是鄭仰恩教授提出新的看法。他的文章〈現代化與後殖民：初探1900-1930年間英加長老教會在臺宣教工作與日本總督府殖民體系間的競合關係〉引導大家注意20世紀最初三十年的歷史，此時英國與加拿大長老教會與日本總督府可以視為兩股帶有「現代化特質」的勢力，對臺灣社會的影響產生競合關係。但因為政府掌握國家體制的優勢，到了1930年代初期，英加長老教會的宣教體系就無能再與之競爭。徐炳三教授的文章〈近代日本對中國東北基督教的宗教調查及其政治意圖〉，則證明日本帝國政府對於佔領區的控制，其實是無所不在。例如，日本以各種社會調查著稱，但是在佔領區的各種調查都有政治目的。如其在東北的宗教調查，就是針對有西方背景的基督教會懷著戒心，不但誇大宗教中的政治元素，還提出控制宗教的建議，成為日本制定宗教法案的重要依據。
日本帝國政府先後在東北、韓國、臺灣、華北等佔領區成立基督教教團，派遣日本牧師前來協助教團，以達到對於當地基督教會的控制。這些被派遣日本牧者的工作與角色，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議題。過去對於教團的研究中，已經指出其為日本政府控制的一個手段，此次有兩篇文章提出了新的觀點。Yuki Takai Heller教授的文章“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ole of
Japanese Christians in the Formation of Coerced ‘Church Union’ in Wartime Japanese Empire”
以「日本基督教臺灣教團」為例，指出教團中的日人牧者保護了臺灣教會，避免了日本軍方解散的陰謀。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香港，陳智衡教授在〈香港日治時期中日教會領袖的接觸與互動（1941-1945）〉的文中，也發現到日本統治香港時期的三位日本牧長，做到保護香港教會，幫助華人教牧與信徒，同時也贏得了香港教會領袖信任。這兩篇文章的論點不同於過往對於教團的研究，到底是少數個案，還是宗教情誼大於國家忠誠，值得學界對此繼續的探討。
到底日本牧師在日軍佔領區的定位如何，在此書中有兩篇文章進行了個案研究。一篇是〈安村三郎：「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唯一的日本成員——「日軍的內線」抑或「和平工作者」？〉，松谷曄介（MATSUTANI, Yosuke）博士研究了在南京的安村三郎。另一篇〈「恆居其間，民將自化」——澤崎堅造的「東亞新秩序」觀及其熱河宣教〉則是宋軍教授研究在河北的澤崎堅造。
在南京大屠殺時，在華傳教士組織「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來保護中國民眾，這已是大家所熟知的歷史。但是此組織中有一位日本成員安村三郎，卻缺少學者的關注。安村三郎是日本浸信會的牧師，留學美國，曾受日本陸軍與外務省的派遣，到中國來扭轉歐美傳教士的反日態度。但是對於日軍在華的暴行，他加入了「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直率指出日軍暴行會令中國人失去對日本的信賴，還建議日本當局不應逼迫歐美傳教士。松谷曄介博士認為，安村三郎雖然幫助解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一些困難，但是分析他對戰爭的觀點以及對日軍佔領的態度，其實他是「大東亞共榮圈」的支持者。
澤崎堅造的案例顯示出另一個多元又複雜的日本牧師。他是深愛自己國家的日本人，同時也是有著普世視野的基督徒；是學者，也是宣教士。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學者嚴謹與深邃思想，在宣教士的身分上，則有著宣講基督的堅持，以及對於蒙古人宣教的努力。他願意融入中國環境中身著長衫進入偏僻窮荒的小鎮定居，最後甚至葬身於荒野。澤崎堅造也是一個難以定論的案例，超越了常被用來二分法的狹隘觀點，頗值得史家與教會學者的深思。
在「教會事工與經驗」這一部分，主要是以一些實際個案事工來探討。通常來說，在19世紀與20世紀中葉時，配合教會宣教的有三大事工，分別為醫療事工、教育事工，與文字事工。此次文集所收集的文章，也包含了這三方面。
就醫療事工方面，蕭錦華教授的文章〈日本帝國主義下的醫療事工——基督教大連聖愛醫院之研究（1906-1943）〉，討論了一個奇特的案例，就是日人基督徒建立的大連聖愛醫院。大連聖愛醫院享有政府的優待，在政治上配合政府推行的活動，邀請官員向員工及病人宣傳日本殖民政策及日中滿親善、共存共榮的帝國主義思想。而在宗教上，醫院同時本著基督博愛理念來診治病人，還推行禮拜、聖誕會等傳教事工。當時在華有幾十萬的日本僑民，其中的基督徒很少受到學者的注意，而此個案提供一個視野，探索日人基督徒在華的生活與事業。
在教育事工有兩篇文章，顯示政治上兩個相對的立場。陳能治教授〈求存以致用——日軍佔領下山西銘賢學校「太谷校區」的維繫（1937-1941）〉所研究的是美國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協助成立的山西銘賢學校。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銘賢本部南遷四川，但在「太谷校區」繼續小學教育，以延續學校使命，服務當地民眾。而在政治因應上，採取增聘美國教員，教授日文和使用日本軍部通過的教科書等措施來配合日軍—維新政府的政策，這立場乃是基於「求存以致用」的考量。而Yuko
Watanabe（渡辺祐子）教授在她的文章〈滿洲國的基督教教育與國民道德——圍繞強制參拜孔廟問題〉中則指出，在滿洲國的長老教會學校，不同於韓國和臺灣教會學校，決定在1938
年結束他們的教育工作。他們退出的理由，並非是宗教性，而是見滿洲國政府要求所有私立學校要成立「學校法人」，以利政府控制學校，那將來自會進而要求學生參拜孔廟與神社。故長老教會關閉學校，乃是基於教會對於日本政治運作的觀察而做的決定。
在文字事工方面的文章，是關於英文版中國基督教會年鑑出版的研究。年鑑不是普通的出版品，其內容通常被視為具有權威性和代表性。英文年鑑（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之所以重要，是其出版時間一直到1940年底，而且1937年後移往美國出版，未若中文年鑑自1937年起即停刊。同時英文年鑑更有國際性的影響力，可以看出中外基督徒在報導中國教會的努力。王成勉教授的文章〈戰火下的關懷——「協進會」對中日戰爭與淪陷地區的報導〉，即是在檢視與分析年鑑在「九一八事變」迄「珍珠港事變」前，對於中日衝突與日本佔領區下教會的報導。
此本文集的最後兩篇文章，則是傳教士與基督徒的生活經歷。吳蕙芳教授的文章〈戰亂下的傳教士生活：韓克禮神父回憶錄中的景象〉以天主教聖言會士韓克禮神父（Fr. Joseph Henkels,
1901-1997）為研究對象。韓克禮神父在1936年底被調至河南新鄉傳教區，負責傳教員學校與難民救助工作。隨後他親身經歷了對日抗戰與二次大戰的生活。在動亂中他一方面救助難民，另一方面為教民們提供信仰服務，其中經歷許多辛苦與風險，使教會事業不致中斷。盧啟明先生的文章〈臺灣基督徒的滿洲經驗與殖民遺緒〉很適合與前述蕭錦華教授的文章對照來看。他注意到在東北有不少的臺灣基督徒，在他們中間也有許多從事醫學領域的工作。這些臺灣基督徒移民東北，努力於自己的事業，獲得社會的肯定，成為當時另一特別的移民群體。但是因為戰後身分認定的問題，他們多隱身於社會，故甚少為外界注意。
整體來看，這12篇論文有其互相呼應的內在性。藉由日本政府的控制、教會內部的考慮、牧長與信徒的觀點，再加上各地案例比較，合力建構出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會的不同面向。此成果有助於我們對於這個苦難的時代與教會有更實質與重要的認識，也裨益日後進一步的探討，相信這也是所有會議籌備者與參與者共同的心願。
最後，此次研討會與會議專書的出版，要感謝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輔仁天主教史研究中心、臺灣基督教史學會、財團法人純智文教基金會等單位的支持與贊助，以及中央大學周景揚校長及文學院李瑞騰院長的多方協助，在此特別書誌。
王成勉
2019.0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