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深入思辨地震歷史，是身處地震國度的人生必修課（摘錄）
開始看《里斯本1755》這本書之前，希望讀者能先思考一個問題：
「如果現在突然來了一個大地震，你會怎麼應對？」
不過，這問題先不急著要各位回答，可以等到看完本文或者是本書之後，再來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大地震來襲，該怎麼辦？
不只是里斯本大地震，幾乎所有大地震最嚴重的災區，都是毫無防備的突然搖晃起來，即使現在的技術能提前數秒預警，我們能運用的時間也是極其短暫。所以，如果沒有先在平時思考過「地震來了該怎麼辦」這件事，我們的應對情況，並不會比十八世紀的人好到哪去……
那麼該怎麼做才會「比較好」？抱歉，這本書不會告訴你，我也不會告訴你。因為這本書它所呈現的是葡萄牙和歐洲社會文化受里斯本地震的影響，而我之所以不談，是因為實際上對於地震來襲時的應對，並不存在一個可被奉為圭臬的「標準答案」。喔……不對，真要說的話，像是「保護頭頸部」確實是最重要的基本原則了，但除此之外，幾乎都是「因地制宜」，自然就沒有什麼標準答案或是SOP。
正因為地震防災做法多半沒有標準答案，所以我會建議大家把它當作一個「open
book」的開放問答，沒有時間限制、也沒有唯一解答，因為我的目的是，隨著我們對地震知識深入瞭解並思辨後，將地震的防災觀念內化，進而能在當下做出最好的選擇。這裡所談的「知識」，並非僅限於「科學的知識」，還包括了心理、社會、文化等不同層面，因此，當我們回頭翻閱關於地震的歷史書籍，或許就能理解地震對於人類文明與社會的影響。
里斯本地震發生之前，地震科學進展停滯了很久
科學上，人們對於地震研究的突飛猛進，多半與大地震有關。不過，地震是一個相對難以觀測的現象，更不用說發展成理論，因此自亞里斯多德提出氣動說之後，或許是歐洲文化賦予了理論的權威性，一直普遍認為地震的成因是來自地底下的氣流所致。這個在現在看來錯誤的理論，主宰了人們對地震的看法長達兩千年。到了里斯本大地震（1755）後，即使是著名哲學家康德，也站在亞里斯多德的論點上進一步發展，從來自地下的風，變成來自地下的岩漿或其他可燃物爆炸所致。確實這樣的說法較先前合理，但從現在觀點來看還不夠精確。此外，有些學者將理論拉到星體運動，認為可能是地球自身的運動，或是與太陽有關的引力作用造成地震。
即使里斯本大地震時期的地震成因論述，與目前所知的科學仍相差甚遠，但里斯本大地震影響地震科學發展的主要關鍵之一，就是「開始去思考、嘗試不同的可能性」。這很重要，如果後來的人繼續把地震氣動說當成神主牌一樣供奉，那麼地震學發展鐵定會再慢上許多。因此我們也可以說，里斯本地震對科學的影響並不只發生於當時，還延續了一世紀以上。
宗教與哲學的論戰
哲學和科學的啟蒙運動讓人類對地震的知識慢慢進展，但一般人用宗教來解釋自然現象仍十分普遍，比起科學觀點，更多的是認為里斯本大地震是種天譴、天罰。尤其里斯本大地震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實在太剛好了，在對天主教非常虔誠的葡萄牙首都、在萬聖節的隔天（11月1日），照理說是人們慶祝宗教盛會的時候，卻發生了幾乎毀滅首都的地震與海嘯，加上有些教堂也無法保護人們，因為被震垮而造成傷亡，當時許多的手稿書信甚至會特別強調被「十字架壓死」的情況。這樣的情況，難免就會讓人們反思一件事：到底為什麼地震會侵襲我們的家園？本來該保護我們的教堂與十字架為什麼沒有辦法保護人們？
彼時人們分別從宗教和哲學的層面開啟了不同方向的論述。可以想像，將地震用比較危言聳聽的方式來渲染，絕對比用科學的方式討論地震還受歡迎，這個道理到現在還是一樣（不知道是該哭還該笑），所以我們也不難理解，在里斯本大地震後甚囂塵上的地震謠言，遠比探討地震實際成因還吸引人們注意，像是說什麼末日要來啦、人們過得太放縱所以神看不下去之類的言論。這並不代表神職人員或虔誠的文學家都在造謠，而是從他們的認知與信仰上，受到的衝擊太大了！不過當時仍有一群虔誠的天主教徒，選擇用不同的哲學角度或科學角度來尋求解答，試圖將天災和神論分離。但是，當人們將相信一件事情作為一種信念時，就很難去改變其想法，這點也和現在常常有人寧願選擇相信「坊間地震預測達人」的各種偽科學觀點，也不願加以應用自身在教科書上學習到的知識一樣。
當時宗教觀點的主要論述，來自主張「天譴說」最不遺餘力、同時勢力也最大的組織「耶穌會」，但對哲學家和葡萄牙政府來說，他們算是「來亂的」（當然，除了地震之外還有許多複雜脈絡，很多政治角力在裡面）。哲學家並非不相信神、不虔誠，但伏爾泰從邏輯的觀點提出：如果地震是神的旨意，那麼神職人員、無辜嬰孩的受害就變得無法解釋；雖然地震後大家都盡可能用最虔誠的儀式或心意祈求上天，餘震卻還是不停發生，這也凸顯出天譴說的不合理處。在政治上真正動手打壓耶穌會的，則是來自葡萄牙的首相（王國事務官）蓬巴勒（Sebastião
José de Carvalho e Melo, 1st Marquis of Pombal, 1699 - 1782），宗教的說法一方面與政府對立，另一方面是重建社會秩序最大的阻礙，進而影響重建進度，當然要盡力排除。而因為這把火不只在葡萄牙點然，還蔓延到其他歐洲國家，自此耶穌會在歐洲各國的勢力也大受影響。
同時，伏爾泰也將人們看待地震的矛盾觀點，歸因於地震發生之前，普遍流行的「樂觀主義」，認為「一切都很好」、「世界大致朝向好的方向發展」的思想，是造成災後人心混亂的主因。但盧梭則持另一種意見，他認為伏爾泰太過偏激，應該思考的是天災的本質，以及人們如何從災後站起來等更有建設性的觀點，簡單來說就是著眼點不同。在哲學領域中，筆者可能不夠專業，但就個人所知淺見，兩人對於神、人類與天災關係的哲學論戰，是讓哲學思考能更深入發展並逐漸改變世界觀的關鍵。
科學史觀點的里斯本地震
前文已經提過，近代的大地震常是科學大躍進的關鍵，而里斯本大地震某種程度上也算是最早觸發地震科學急速發展的事件，或許可以說，其影響力直到現在。除了前面提到各種挑戰過去典範的嘗試發展理論之外，更重要的是「蒐集資料」。蓬巴勒首相為了穩定當時內政，在地震過後啟用了大量修士調查各地災情（包括震災導致的火災）、房屋受損程度與當時地震的情況等等，目的是為了儘快重整里斯本、重建房舍。但比起重建里斯本，科學家更看重當初蒐集的資料，除了前述資訊，還包括「地震搖了多久」、海嘯來臨前的海水變化等情況，這些資訊十分有助於重建古地震的規模與地點。因為大地震通常數百年才發生一次，如果能把古地震資料蒐集得越完整，無論是對該次的地震事件或整個地震學，都會有莫大幫助。
里斯本大地震和前述的地震調查資料，更啟發了另一位英國科學家米契爾（John Michell, 1724 -
1793）的研究。他在1760年的論文提出了對於地震成因的看法，他的看法更接近現在的科學知識，但當時並未引起太大關注。米契爾注意到地球可能有分層、地震的本質是在岩層中傳遞的波動、地震可以穿過地球內部，甚至地震波有不同波相（他觀察到P波、S波的特性，但並未對此命名），這些研究也間接催生了後來地震儀的發明與地震定位的基本概念，因此對許多地震學家來說，他是「地震學研究之父」。
現今的地震學仍有許多還難以解答的問題，但對地震學者而言，「累積關於地震的知識」是件兩難的事。以現在國人熟知的九二一地震來說，在地震發生前數年推動大量設置地震儀的計畫，在九二一地震時得到了許多當時最接近震源且解析度最高的資料，而使得國內的地震研究在數年間有長足進展，但地震學家設置儀器的初衷，絕不是「希望地震發生」。換句話說，最理想化的情況是「地震發生在人少處，但卻能收到相對有幫助的資料」。但事情總是不會如我們所願，目前也只能在人類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之下，防範地震伴隨而來的災禍。
地震本來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如何與天災共存？凡事總有個先來後到，地震和大多自然現象在地球存在的時間，遠遠比人類出現還早，所以自古以來，即使是少見的大地震，也本就是人類文明與生活的一部分，光是從1755年至今，各種與地震相關的多項歷史或近代事件也可見端倪。里斯本大地震嚴重影響了葡萄牙的國力，也改變了葡萄牙的政治結構，甚至影響全歐洲；在東亞，日本從戰國時期一直到江戶之前（約1477 -
1600），每隔數年就發生一次的強震（例如天正地震、慶長地震、慶長伏見地震），也間接影響了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勢力變化；1906年的臺灣正處於日治時期，梅山地震後，基於防災逃生的理由，女生纏足（裹小腳）文化也隨著當局推廣天然足而消失。又過了一個世紀，2009年發生在義大利拉奎拉的地震，除了造成重大傷亡，由於震前政府急於應付當時密集發生的小地震後地震預測人士的言論，在記者會上過度的安撫說「不會有更大的地震」，輕忽了科學的不確定性與防災宣導的重要性，結果就是讓政府官員與科學家被起訴，這樣的科學與社會的對話誤解，加深了民眾對當局與地震科學家的不信任感。
上述只是在不同的時空下，地震與人類社會互動的一小部分，但光是這些就足以告訴我們，生活與地震實為密不可分，即使久久才發生一次大地震，造成的影響卻有可能十分廣泛，然而平常我們對地震的關心卻有點不成比例的少。當國內外有災情嚴重的地震發生時，大眾和新聞對地震關心的熱度會提高，許多地震防災專家會大量曝光，但熱度退的也快，一般來說國外地震約莫一週，國內的關注則是二週到一個月。這樣一想，各位讀者能讀到此篇文章，對地震的關心程度猜想早已超過大眾的平均。
即使如此，我想除了少數熟悉地球科學的讀者之外，相信面對地震，我們該做些什麼，還是有很多疑問。而本文開宗明義所說「經常沒有標準答案」的原則，並不是消極的讓大家不做準備，而是期待人們可以藉由「思考」，來找到自己經過演繹與歸納後的最佳選擇。地震工程有句名言：「殺人的不是地震，而是建築物」，而「許多受災都市幾乎是在原地，或是在鄰近地區重新建造」則是另一項重點，因此不管身在何處，若當地歷史上曾有過強震或海嘯，那麼未來鐵定也會有。
或許有人會想「人類怎麼這麼笨，把房子蓋在不會有地震的地方就好啦！」事情真有那麼簡單也就不用煩惱了，實際上，人們對居住的選擇，不太會受地震左右。由於桃園地區的地震危害潛勢稍低，似乎有建議就防災角度而言，桃園是個不錯的選擇……但是，假如將全臺灣的人口全部聚集在桃園，人口密度會大到無法想像，現代也幾乎沒有見過為了地震而遷移整個大都市的情況，地震在都市計畫選址的考量只占一小部分。放眼世界，不管是里斯本、東京、墨西哥城還是西雅圖，這些同時是大都市又是強震好發之處的地方，至今仍然人口密集，因此我們就得換個想法：「如果大地震哪天來了，這個城市是否耐受得住？是否可以很快恢復？」因而落實在各種人類所能及的科技上，舉凡結構物的耐震設計、防災演練、強震即時警報（地震預警）都是嘗試解決地震災害問題的方向。
所以，我們到底如何與地震共存呢？
關於如何與地震共存，建議考量的方向取決於自己「關心的方向」，每一個議題的處理方式當然都不同，就必須依序對症下藥。如果擔心的是建築結構耐震，就會建議尋求建築公會或土木公會等專家；如果是居家防震準備，我想官方的建議已經很多，像固定家具或是防災用品等等，在此不贅述；如果是想到自己在地震來臨的那一刻能否平安，至少也要先瞭解強震即時警報的用途、瞭解防災演練的真正意義。
但在此更需另外強調一項，也是最常被忽略的事，那就是「科學研究有賴於民眾對於科學研究相關政策的支持」，並不是要大家毫無保留的支持地震學研究，而是希望每個人都能先透過深入理解科學對防災的功用，評估是否該支持各項研究。這麼說好了，土壤液化潛勢圖、地震危害勢圖，並不是憑空冒出來科研成果，補強建築物的科技與經費也不會平白無故從天而降。有了適切的經費、充分的研究與基礎調查、好的政策規畫，才有可能讓科學成果進入我們生活中。
只是，「我們要如何知道某某地震研究對人類的幫助」呢？身為科普作家，我一直嘗試將地震相關的科學知識、科研成果簡化分享給大眾，目的就是希望能讓地震知識更普及。雖然所有的地震學家同樣無法預測地震何時到來，但也不會以偽科學成果來徒增大眾恐慌，而是期待上至決策者，下至一般平民的所有人，都能得到有幫助的地震與防災知識，並各司其職，在真正遇上不可避免的地震時，將災禍減至最低。老實說，期待臺灣政客能在理解天災風險下提出實際可行的防災政見，好像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但如果有更多政治家能擁有如同當初蓬巴勒面對災害時的應對能力，相信會是全民之福。
最後再來談談《里斯本大地震》這本書，裡面涵蓋了不少較為厚重的人文和歷史知識，一下子讀完確實會有點吃力，但不要被它嚇到，就如同閱讀科普文章一般，先從自己有興趣的、覺得重要的開始著手。就算不知道地震何時會來，但當我們看了這本書、看了地震的知識後，可以再次嘗試問自己：「如果現在突然來了一個世紀大地震，我會怎麼應對？」
潘昌志（科普作家／《震識：那些你想知道的震事》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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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導論
如果你提起一七五五年的里斯本大地震，聽者十之八九幾乎不假思索會回答道：「對呀！《憨第德》嘛！」這種反應不得不歸功於伏爾泰的天份，因為透過這本中篇小說裡的幾頁文字
，該場世紀災難得以烙印在西方世界的群體記憶之中，並持續幾個世紀不輟。大家都說，那場大地震撼動了整個世界。然而二百五十年流逝之後，如今它僅僅和小說中戇第德(Candide)、古內貢德(Cunégonde)和潘格羅斯(Pangloss)等人物的「冒險傳奇式」(picaresque)插曲連在一起，這不也是耐人尋味的事？
「為什麼世人依然記得此一事件？在它之前或是以後另有其他那麼多場的大地震…伏爾泰是主要的因素（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作家，如果沒有他們，我們對於該場大地震的了解恐怕無法完善）。伏爾泰為此建構論述，對於觀點的丕變提出有力的證據，同時動搖了當代龐大哲學體系的根基 。」
當然，里斯本的這場災難並非歐洲人首度見識到毀滅性的大地震。遠古時代和中世紀也都經歷過多次的天搖地動，其中較著名的是：西元三六五年東地中海那場被文獻誇大為「世界級的」大地震
；安提阿(Antioche)城先後於西元一一五年、四五八年、五二六年及一一七○年被地震徹底摧毀；一三五六年瑞士巴塞爾(Bâle)的地震連巴黎都感受到威力。然而，上述災難畢竟只降臨在比較小型的城市或是帝國的邊陲地區。在十八世紀歐洲的主權國家中，里斯本是排名在巴黎和那不勒斯後的第三大首都。此外，由於報業的發達，新聞可以散播到相當遠的地方，這是比較近代的現象。
我們和古人不同，不再誤認為那場地震強烈到全歐洲甚至大西洋彼岸的美洲都感受得到，不過它對同時代的哲學家、科學家、神學家甚至文學家的影響力確實不容小覷。因此，從象徵的意義上講，我們實在可以把里斯本大地震稱為震撼整個啟蒙時代的事件。
持此觀點的理由不止一項。首先，地震發生在十一月一日的萬聖節(Toussaint)，「四大元素串連起來」將歐洲一個繁榮的京城震成一片廢墟，顯然公眾不會對此無動於衷，尤其是那些見識廣博的讀報人口（儘管當時七年戰爭開打的消息也引起很大的矚目）。
當時的學者和哲學家尚未擺脫阿里士多德「地震氣動論」(la théorie pneumatique des séismes)
的強勢學說。不過，這項理論稍早已有修正：那種地底的騷動不再被認定由風的逸散所引發，而是肇因於發酵所產生的沼氣、礦物燃料的爆炸或燃燒、或是某種放電現象（一如物理學家在實驗室所獲致的結果）。所謂大地震前兆現象的分析或是餘震、以及災區範圍的分析，當年都已成為論文及專書的主題，其中包括哲學家康德年輕時的著作。
十八世紀是在「樂觀主義」(optimisme)的不休爭論中渡過的。如果世界就像英國詩人亞歷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說的那樣「天下一切皆已盡善盡美」，那麼上帝為何允許人間有惡？我們可以附和數學家萊布尼茲(Leibniz)的說法而同意「我們這世界已是盡可能最好的世界」嗎？我們也許可說，里斯本的大災難降臨得正是時候，因為它恰巧可為兩個針鋒相對的陣營提供論述的依據。後世經常將這番理念的衝突歸結到伏爾泰和盧梭的辯論，然而這樣就遺忘了其他數量可觀的著作以及宣傳小冊，也就是歐洲各國因大地震有感而發而寫出的文字。
大致上講，宗教界和神學家對這事件的看法比較簡單：上帝藉由大地震來宣告祂的憤怒。不過，上帝究竟生誰的氣則無定論。葡萄牙的宗教界將大地震歸咎於里斯本市民的罪行以及後者對宗教異端份子（也就是里斯本眾多的英國僑民）的過度寬容。然而對於新教徒而言，觀點正好相反，宗教裁判所(l’Inquisition)種種令人髮指的迫害足以導致上帝降下懲罰。英國開始流行起所謂的「地震佈道」(earthquake
sermons)，大聲疾呼罪人們趁早懺悔，以免後悔莫及。
最後，對於形形色色的各方詩人而言，里斯本毀滅的悲劇主題可以脫胎為各式各樣的作品，其中充塞著神話的暗示以及對遠古時代的指涉。這些作品當然有以葡萄牙文寫成的，但法文的也不在少數，此外還有德文的、義大利文的、荷蘭文的、丹麥文的、瑞典文的…甚至有拉丁文的。同時代的文學雜誌出版了不少這類作品，並且提供相關的書評。
總而言之，里斯本大地震是個極特殊的事件，對於它的描述或詮釋聚攏了（或分裂了）啟蒙時代的智識份子。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該場搞亂整個歐洲的大災難儼然成為論述時必需提及的事。到了一八○五 年（也就是地震過後五十年），里湼公爵(le prince de Ligne,
1735-1814)依舊寫道：「拿破崙受到地震惡魔的驅使，將世界的每個角落翻攪一遍，危害的程度遠超過里斯本的大災難 。」
十八世紀留存下來的第一手資料以及當今的二手資料（專業期刊上的文章及論文）多得不勝枚舉。專門針對里斯本大地震而寫的德文資料特別多。洛夫勒(Ulrich Löffler)的博士論文允稱近年所寫出的劃時代巨著 ，主要探討十八世紀德語世界的新教徒對於里斯本大地震的闡釋。不過，就我所知，僅有三本著作處理的範圍涵蓋了事件的整體（但還是各有偏重的部份）：大英博物館館長肯德利克(Thomas
Kendrick)為紀念里斯本大地震發生二百週年所出版的《里斯本大地震》(The Earthquake of Lisbon)（一九五五年） 以及其他兩本最近出版的葡萄牙文專論：《大地震（一七五五年）》(O grande terramoto (1755)) ，作者為巴雷拉•得•坎普斯(Maria Barreira de Campos) ，以及巴西女史學家戴勒•普里歐雷(Mary del
Priore)的《世間之惡》(O mal sobre a terra) 。最後，二○○五年六月在里斯本出版了一本內容豐富的集體創作《里斯本大地震：不同視界》(O grande terramoto de Lisboa: ficar diferente) ，策劃人卡拉瓦約•布埃斯古(Helena Caravalhão Buescu)與考爾戴勒(Gonçalo Cordeiro)
。
本書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本涵蓋整個里斯本大地震的法文專論，旨在儘可能大量利用並引述原始資料，並於啟蒙時代歐洲科學、神學、哲學、文學及新聞報刊的架構中重現此一理念史上的重要時刻。
在本書的第一部份中，我們將會引用目擊者的第一手資料來描述這場災難的始末。這批資料包括倖存者的家書或是商業信件、外交函件以及歐洲各報刊通訊記者的文稿。此外，我們還參酌了後人的綜合性敍述。接著，我們會從現代地震學的觀點來審視那場大災難，並且站在批判的立場檢驗歐洲和非洲不同地方的災情報導以及當時所提出的科學解釋。
在第一部份最後，我們更要研究救援行動的組織以及所採取的緊急措施，還有里斯本的重建計劃如何擬定、如何施行，兼及大地震在葡萄牙所引起的政治遺患。
第二部份首先要對受到大地震啟發而寫出的文學作品進行概括性的介紹，涵蓋的文類包括：頌歌(ode)、各類詩作、寓言、小說、劇本等等，然後我們再對歐洲宗教界的反應進行探討，例如以基督教衛理會(méthodisme)創辦人衛斯禮(Wesley)為代表的英國新教徒。
接著，我們將闢專章處理里斯本大地震對於樂觀主義(l’optimisme)及「世間之惡」(mal sur la Terre)問題之論戰的影響。參與這場論戰的除了赫赫有名的伏爾泰和盧梭外，還包括其他許多次要的人物。
最後，我們會比較「里斯本大災難」和數年之後發生在義大利卡拉布里亞(Calabria)的大地震（一七八三年），探討兩者在前述領域中所引起的反應。此外，我們也將比較該地震和現代嚴重程度相當的地震，解讀古今面對災變時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