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言
《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
一九七四年我在臺北出版了《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一書，至今已經是四十五年了。近日三民書局寫信給我，表示希望再版此書，我頗感驚喜。因為《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此書是我寫有關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最早的一本。最近出版社主動要求再版，表示大家對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的關注有了新的活力，我自然感到高興。
這本書由我的十一篇論文組成，從中國哲學觀點論述中國文化五千年之獨特價值。從孔子的智慧到正名思想，又廣泛包含了孟子思想體系的研究。這在當時可能是最早的關於孟子哲學的研究。我的文章也包含了《中庸》的致中和之說與陽明的致良知之說，並延伸到顏元格物致知之學。
雖然沒有涵蓋所有中國哲學的重大課題，但我提出當時學界所重視的儒家哲學實踐的問題。我更從中國文化的立場說明中國哲學的特性和重建問題，並論述中國哲學的現代與再創造對世界的意義。這些課題在我今天看來，無論在中國大陸還是臺灣，都仍然是中國哲學發展的核心問題。實際上，可以說我是當時最早提出中國哲學重建和中國文化再創造的年輕學人。
這些問題和課題的提出，當然不是偶然，乃是在我深思中國哲學、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創新化與思辨化的結果。在當時，也是基於我對西方哲學理解背景下發揮出來。我於一九六四年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專業博士，當時致力於西方當代哲學即邏輯學和科學哲學的研究。但我從未忘懷中國哲學，以及中國文化在現代所面臨的困境。
這些困境是，傳統的講授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不能解決哲學的現代化和創新問題，不能面對世界的問題。但如果我們把中國哲學放在一邊，專研西方和用西方來詮釋中國哲學，又容易導致中國哲學個性、特色的喪失。我經過半世紀對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同時研究和發展，提出「中西互釋」是中西文明溝通的最好道路。而「本體詮釋」，則是創新中國哲學最重要的管道。這兩者是確立中華文化的世界地位以及在人類文化過程中極重要的覺識。
有關中國哲學的現代應用問題，我發展了「中國管理哲學」與「人類整體倫理學」的架構與體系，強調它們的重要性。有人認為引進分析與邏輯論證方法重建中國哲學，這是一種錯誤。但事實是，只要是哲學，就必須要有理論的創新和價值的傳承。因為時代是永遠在更新的，哲學研究必須要與時俱進。這也是我強調易學本體論的重要理由。
目前中國哲學的研究，學者大都傾向於歷史與文獻、文本分析，基本上是一種思想史和漢學的研究，這不能看作是哲學的研究。有人甚至極端認為中國沒有哲學，中國哲學是外來的名字，這是自我矮化和畫地自限，不知哲學是中國文化的內涵本質，也不符合人類文明共同開放、相互交流、趨向共同的善與大同世界的理想。
我很高興在四十五年前我就提示了這些基本概念，其後在很多中英文著作中強調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論，並進行實質的中國邏輯、中國本體論、中國知識論與形上體系的重建，包括儒家哲學、易學哲學、詮釋學方法的重建。哲學探索，不但有利於中國哲學的再發展和中國文化的再創造，也有利於世界哲學的再發展和世界文化的再創造。這也是我把中國哲學帶入世界的基本立場。
在談到中國哲學特性時，我指出在當時看到馬克思主義研究和中國傳統的脫鉤。現在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也成為中國哲學研究的一部分，而不是政治上的意識形態而已。當時，我就提到中外新舊結合的問題。
另一方面，我在中國哲學的人文主義發展上提出所謂內在的人文主義的認識，主要面對外在的人文主義的挑戰，也面對人文主義絕對的主體化與精神化的危機。當然，主體和精神是人存在的重要內涵。但把主體和精神標誌為人文主義的內涵，則有忽視人類生命中的基本價值之嫌。人的生命價值包含了物質與精神的平衡問題，同時要面對主體和客體的整體性、精神和物質的統合性，尤其要面對個人和群體的統合性，然後才來掌握人類或者人的生命價值。人文主義有它普遍的生命性與社會性，應該體現生命的多面性與社會的和諧發展。
當今社會也面臨的醫療發展問題、教育發展問題、貧窮解困的問題，都應該有科學上的認知和支持。這些我都看成是人文主義的重要部分。
人們提倡第五次工業革命和人工智能化建設，也應該納入到人文主義的倫理觀照之中，而不能夠由單一的精神所揚棄。關於這方面的討論，我們將繼續在重建中國哲學的過程中盡力發揮。
當代中國文化的重建和再創造涉及到中國文化、文明的起源問題，以及有效性與目的性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在最近各種會議中也有機會進行了重要的探討，我認為要建立中國哲學研究的信心，必須對我們文化的源頭活水和哲學思考的根源進行深刻的探討。
此一再版序言，到此暫告一段落。
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終身教授 成中英
二○一九年三月三日
志於美國檀香山生生不息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