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傳統天下觀与當代世界秩序

中華帝國:傳統天下觀与當代世界秩序
定價:380
NT $ 266 ~ 450
  • 作者:蔡東杰
  • 出版社:暖暖書屋
  • 出版日期:2019-07-15
  • 語言:繁體中文
  • ISBN10:9869750931
  • ISBN13:9789869750936
  • 裝訂:平裝 / 318頁 / 16 x 23 x 1.59 cm / 普通級 / 部份全彩 / 初版
 

內容簡介

  中國三部曲 THE CHINA TRILOGY

  隨著中國全球影響力與日俱增,我們既須探究其內涵,更需要積極尋找更有意義的客觀切入點,纔能深入理解其未來前景。
  本系列將透過兩千年、四百年、一百年之不同長度視野,由「大歷史」角度重構中國歷史進程。

  本書即為此系列之第一部,將時間軸拉回到兩千年前,由西元前二二一年秦統一六國所奠下之帝國框架基礎,在兩千餘年後的今日,應當如何加以理解,又能否作為未來某種可能之「中國中心」體系參照物?本書將聚焦秦漢、隋唐、滿清等三大帝國時期,既回首爬梳過往,亦藉此將目光投向未來。

  從宏觀敘事重構兩千年中國史
  探求東方帝國之前世今生


  面對日益崛起又近在咫尺的中國,我們該如何看待其可能的未來?又可如何透過理解其過去,提供我們對於觀察其未來的指引?透過整理兩千年來之歷史,尤其聚焦其中的三大帝國時期,本書嘗試從客觀、理性且全面之新視角,歸納中國處理其內外部事務時之主要傳統思考與作為面貌,期盼藉此瞭解其下一階段之可能走向。

  白魯恂(Lucian Pye):
  中國並不是國家族群裡的一個國家,中國是一種文明,只有表面上是一個國家。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通過中國歷史可以最好地瞭解中國,這是因為,與其他民族相比起來,中國人更愛從歷史角度觀察自身,並強烈地感受到某種傳統的存在。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
  坦白講,愈是研究中國,就愈難捉摸其確切定義;過去兩千年,它是個帝國,不是國家,而且是個非常開放且邊界非常不固定的一個帝國。

  濱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
  中國中心論的觀念不單純是中國自身的偏見,實際上也是朝貢地區的共識,整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制具有自己的結構規則,並透過白銀進行有序控制。

  季辛吉(Henry Kissinger):
  以允許通商為誘餌,加上高超的政治手腕,中國成功籠絡鄰國遵守以中國為中心的準則,同時以威嚴之皇帝印象抑制潛在的入侵與挑戰者。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蔡東杰 TSAI TUNG-CHIEH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酷喜讀史,長期聚焦於破除因各種中心觀所致之視野偏狹,迄今著作甚豐,除十餘冊關於外交史與東亞研究學術專書、與上百篇文章散見各主要學術期刊外,近年來並致力以深入淺出文筆,在歷史、論述與群眾間搭構理性之對話橋梁,普獲好評肯定。

 
 

目錄

中國三部曲:序
引言與綱要
再次從中國出發
研究中國外交之時代意義與重要性
本書結構與段落安排

背景:漫長的再崛起之路
前帝國時期的中國外交
第一帝國與中心觀的形成
文明融合與第二帝國
地緣環境變遷下的第三帝國
近代涉外關係與後帝國格局

傳統:現實的建構主義
中心觀與華夷思想的建構
朝貢機制之演進與運作
中國中心體系的現實與虛構

前提:先安內再攘外
規模性政治壓力與危機
分權式結構的必然性與問題
對外擴張與體系建構

特色:中國式戰略觀及其作為
中國棋盤與佈局邏輯
以威望為主的政策反饋設定
羈縻與和戰策略交叉運用

挑戰:大轉型後的內外部結構
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衝擊
國際結構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國
新思潮引導之結構轉型

趨勢:持續變遷中的中國與世界
歷史演化之起承轉合
當前中國崛起的背景與發展
中國特色成分與崛起之潛在影響

現狀:當前中國之潛在戰略佈局
現狀政策路線及其發展
戰略積極化之軌跡與潛在演進趨勢
帝國可能性與世界秩序之未來

未來:重返朝貢體系?
當代帝國研究與中國崛起
中國之帝國未來與可能範式

 
 



中國三部曲


  中國與歐洲的交匯,不只對雙方來說,對世界史而言也絕對是一件大事。

  在沒有航空器提供快速運輸途徑,也沒有人造衛星可俯瞰地球,將世界各區域一覽無遺之前,位於歐亞大陸兩側的中國與歐洲,彼此幾乎隔著永遠不可能觸及對方之遙遠距離。儘管如此,早自西元前二世紀起,一條在一八七七年後才被德國探險家李希霍芬定名為「絲路」(Silk Road),穿越草原、沙礫、綠洲與荒漠的無名路徑,便以今日的西安作為起點,極其艱辛且充滿冒險犯難精神地慢慢向西延伸過去。與如今常見道路完全不同,這條跨國大道多數未經人工整理、沒有指標與里程碑,更因缺乏有效管理以致不斷重蹈「公共財悲劇」,在搭便車者與若干刻意破壞份子之威脅下,時斷時續,但在貿易商超人意志與貪婪動機堅持下,路徑末端最終觸及地中海東岸,包括大馬士革、君士坦丁堡以及埃及的亞歷山大港等地。

  橫亙大陸走了七千多公里路,終究僅到了歐洲家門口,還差一步之遙。

  與最初常識不同,後來人們發現,經歷超過一千年以上演化,所謂絲路早就超越一開始的路徑與規模,除了陸上通道之外,從西太平洋緣海穿越麻六甲海峽,橫渡印度洋直抵非洲東岸,商人不但將絲路展延至陸地外圍,甚至建構起一個涵蓋整個歐亞大陸之海陸貿易網路;這個網路在十三世紀末「蒙古時代」中臻於高峰,至於鄭和在一四一三年第四次遠航時抵達肯亞,則迎來了最後一波高潮。其後,隨著明朝轉而採取戰略收縮政策,草原蒙古勢力逐漸式微,蒙兀兒帝國主要侷限在次大陸北部,主導伊斯蘭世界的鄂圖曼帝國聚焦於突破基督徒的東歐防禦線,支援絲路之動能也日益下降。

  在鄭和死於一四三三年第七次遠航途中之後,中國的海外活動雖軋然而止,幾乎就在同時,位於歐亞大陸另一端邊陲之蕞爾小國葡萄牙,卻啟動了海上探險事業,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奮鬥,達伽馬船隊在一四九八年繞過好望角,筆直朝向印度航去,從而掀開了歐亞大陸東西方關係的歷史新頁。

  一五○五年二月二十七日,頂著一大堆頭銜自封為「蒙上帝洪恩,大海此岸的葡萄牙與阿爾加維國王,大海彼岸的非洲之王,幾內亞領主,衣索比亞、阿拉伯半島、波斯與印度的征服、航海與貿易之王」的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發下一道敕令,要求其遠征隊在印度建立一個永久性帝國,並以此控制整個印度洋的貿易。關於這個國家的雄心壯志與豐功偉業,在此就不多提了,重點是,隨著海上戰火持續蔓延與香料貿易之強烈誘惑,葡萄牙人乃橫渡孟加拉灣,然後從安達曼海南下前往馬六甲;一五○九年,繼兩百年以前的馬可波羅,歐洲人再度於此和中國人相遇。一五一三年,鄭和船隊抵達肯亞的一百年後,馬六甲要塞司令布里托派出一支船隊,成為首批抵達中國的歐洲人;四年之後,身兼藥劑師、作家與航海家身分的皮萊茲,則是近代以來西方第一個進到中國內地的官方使者,甚至曾到北京覲見明武宗。雖然葡萄牙最終未能與明朝建立關係,一五五三年占領之澳門,仍成為它在此後四百四十六年間,經營亞洲的重要據點。

  話說回來,葡萄牙人來到亞洲,雖是中國與歐洲互動的一個關鍵時刻,實際上對雙方當下歷史進程影響有限。直到三個世紀後,隨著歐洲挾工業革命提供之新能量,再度推動新一波全球化浪潮,其結果既徹底顛覆了雙方在全球結構中的相對位置,亦帶來迄今人類或已無可逆轉的發展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過程中,中國從原先居於睥睨天下自視甚高之帝國寶座,一度苟延殘喘於滿目瘡痍、瀕臨存亡之邊緣,近期則因其「再崛起」跡象而受到普遍關注:究竟中國在過去數百年的大轉型中扮演著何種角色?影響其應對策略與興衰起伏之主要因素何在?我們該如何去重新審視中國與整個世界之交流互動?又應如何去預測判斷中國的下一步作法?甚至藉此分析並預測世界秩序內涵之未來走向?

  前述之一連串問題既充滿思考趣味,也具高度研究價值,進入新世紀以來,更吸引無數人加入討論行列。在此,一方面不希望落入以管窺豹之窠臼,亦期盼能拉開足夠歷史縱深,從愈發宏觀視野來捕捉完整之發展輪廓,個人嘗試透過「三部曲」之寫作設計,由遠而近來進行討論。在第一部中,主要先回到中國歷史本身,從西元前二二一年奠下之帝國框架雛型,以及其中最具代表性之若干個案,以長達兩千年之歷史長河作為背景,設法歸納並抽離出中國傳統之內、外政策原則。接著,在第二部中,則延續前述中國與歐洲之間,最初雖僅短暫有限交集,終究各自埋下關鍵性伏筆之歷程,描述雙方自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之碰撞,及其激發出之正負火花。最後,第三部試圖聚焦自二十世紀初迄今,在整整一百年當中,中國如何面對沉重之外部環境壓力,與既有世界結構和秩序之間如何妥協互動,又如何以過去四十年來經濟發展累積之能量,影響自己與全球之未來發展。

  總的來說,個人雖希冀透過「兩千年、四百年、一百年」之視野釐清與轉換,逐步將目光聚焦至當下與可能之未來,但如同牛頓的名言「如果我能看得更遠,那是因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這一系列思考與書寫當中,也將努力汲取前人積累之智慧與思想啟發,並期盼以此拋磚引玉,讓更多人能正面理性地觀察此一問題。

  是為序。

蔡東杰
二○一九年己亥暮春
於台中抱樸齋
 

內容連載

引言與綱要
 
自一九九○年代以來,經濟改革政策正面進展所提供的市場潛在性,不僅引發了一股「中國熱」(China Fever),對於其未來前景之不同關注,亦跟著帶來「中國崛起」(China Rise)和「中國威脅」(China Threat)等相異論調。甚至進入新世紀後,由於某種挑戰美國既存霸權之邏輯可能性,關於「美中開戰」之各種場景想像,十餘年來更眾說紛紜、不曾休止。問題是,相較於美國與西方之想法,本即因身為主流而為各方熟稔,中國研究則雖也有其源流脈絡,畢竟對於它將如何可能影響世界秩序之未來,過去並非討論重點,也是目前應強化補白之處。
 
再次從中國出發
 
自二十世紀末以來,隨著「中國崛起」(China Rising)態勢愈發明顯,其政經影響力亦逐漸外溢,隱然佔據了無可忽視之國際地位,關於其未來政策將如何發展?影響其決策內容之主要變數來源為何?我們該從何種角度或基礎去進行觀察?是否能找到觀察甚或預測中國未來走向之有意義途徑?這一連串問題不但引發眾人關注,也為中國研究學界帶來長期聚訟不休之爭辯。
 
中國威脅論之浮現當然,推動中國研究之主要動力,除了學術興趣與商業機會,更多也更重要的或許是源自某種「威脅感」之敵意。
 
雖然作為一九七○年代美中關係正常化主要推手,季辛吉早就提出警告說:「一旦中國足夠強大,不再仰賴他國,便可能隨時拋棄我們;只要被認為是符合其利益,不久之後,中國甚至可能與我們為敵。」其後,隨著中國經濟以奇蹟式速度成長並進行追趕,尤其因台灣民主化運動牽動兩岸關係,在一九九五年引發一次飛彈危機後,「中國威脅」(China Threat)也正式登場。
 
即便時至今日,美中軍事能力一般認為仍存在相當差距,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和孟儒(Ross Munro)仍以媒體人之敏感度與慣性誇飾,從政權本質與意識形態差異切入,早在一九九七年便試圖論述某種美國「與中國即將到來的衝突」,強調「這兩個國家關係緊繃,利益相互衝突,已經在全球範圍內成為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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