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清朝的情報蒐集與邊疆政策的轉型
自一九九年代初起發軔的美國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學派」，近年來在兩岸學界受到頗多關注。該學派對過去以漢人視角為本位的清史研究提出商榷，強調應從滿洲統治者的視角出發，並利用過去較被忽略的非漢文材料（主要為滿文），將清朝放在早期近代歐亞帝國形成的脈絡中進行研究與比較。這樣的取向也引起了批評的聲浪。然而論者的焦點主要放在第一代的新清史學者如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與歐立德（Mark C. Elliott）等人身上，而忽略了新清史第二代學者的新發展。而在這些第二代學者中，馬世嘉（atthew W.
Mosca）改寫自其博士論文，並於二○一三年出版的新書《破譯邊疆．破解帝國：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正是所謂「新清史二．○」的代表作之一。如今聽到由羅盛吉迻譯的本書正體中文版將由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我也感到十分高興。
作者於二○○八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聯合學程博士，在孔飛力（Philip A. Kuhn）、歐立德（Mark C. Elliott）與濮德培（Peter C. Perdue）等人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後曾於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與香港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並任美國維吉尼亞州威廉與瑪莉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歷史系助理教授，現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其研究興趣包括了中國與內陸亞洲史，主要關注大清帝國的對外關係以及清代地理與史學思想史。
本書所處理的問題主要有兩個：首先是自一七五至一八六年間，清朝皇帝、官員與學者們如何看待大英帝國勢力在印度的崛起？其次是對此一局勢的了解又如何影響清朝政策以便維護自身安全？本書鑑別了發生在這段期間的兩個主要變遷：一是清朝政府在對外政策上存在從多元化的邊疆政策過渡到一元化的對外政策；二是清帝國內部的資訊階序的變遷即邊疆相關資訊從初期由中央內廷獨占，到後來在地方官員與學者間得以自由流通的情況。清帝國並非用政策上的差異來區分不同的邊疆，而是帝國自身對威脅的感受主導了對外政策的選擇。基本上清朝在十八世紀中葉平定準噶爾後，就認為自身的安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而將目標轉向於維持新領地的穩定與和平上。
但為何清朝會相信在平定準部之後，自身的安全會得到基本保障？特別是十八世紀中葉以降，清朝周邊的國家與民族都被捲入當時歐洲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中，其中又以大英帝國為甚，但是清朝卻沒有因此而產生危機感。作者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關鍵在於清帝國的地理與地緣政治思想。在當時的清朝，無論是官員或是學者，對當時的地緣政治知識都必須跨越不同語言與文化的障礙，缺乏一個標準化的框架，這點相當不利於整合不同的區域知識。直到後來政策辯論的非官方渠道、戰略性挑戰的新意識，以及地理學的進步打破了邊疆政策的獨占後，清朝才首次出現了將不同邊疆視為整體的對外政策。大英帝國在亞洲的擴張及其威脅事實上比準噶爾更甚，因為此一威脅很有可能迫使清帝國放棄多元化的邊疆政策，而採行協作程度更高的一元化的對外政策。但是要認識到這樣的威脅需要對不同邊疆的資訊進行同步分析，而這正是邊疆政策所禁止的取向，因此清朝實際上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簡言之，清朝缺乏所謂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考量。
本書除前言與結論外，正文一共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清帝國的世界視野」由第一章〈許許多多的印度：清朝地理學常規中的印度，一六四四─一七五五〉構成。
在此，作者從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史典範理論出發，說明清初的地理學就類似於其理論中的前典範科學（pre-paradigmatic
science），充滿了各種互相牴觸與競爭的理論。不管是儒家《尚書‧禹貢》中的九州四海論、佛教中以須彌山為軸心的四大洲論、伊斯蘭教中以麥加為世界中心的論點，或是歐洲傳教士傳來的七大洲五大洋的理論，都無法找到一以貫之的世界觀來整合解釋。然而當清朝學者試圖弄清楚何者為真時，他們能仰賴的對象一般是本國商人、水手與旅人，但是這些人很可能吹噓自身經歷，而外邦人又被懷疑可能故意提供不實資訊，因此雙方說法都無法輕信。到最後清朝地理學者只好將各種異聞「姑錄存之，備參考焉」，導致了地理不可知論產生。相較清朝地理學以文本敘述為主，西方地理學則以數學地圖製作為主，因此為了得出準確的位置與地名，西方發展出一套評估資訊階序的系統，而引入經緯度系統則是西方地理學的巔峰，這是雙方最大的差異。就傳統中國對印度的了解，源自於梵文Sindhu的身毒，後來被天竺所取代，而佛教傳入中國後則引入了印度一詞。後來還有滿蒙同源詞的厄訥特克（滿語Enetkek、蒙語Enedkeg）、源自藏語的甲噶兒（Rgya-gar）、源自察合台文的痕都斯坦（Hendustan）、明末耶穌會士引入的印第亞與莫臥兒（源自波斯語的Mughul），以及回民習用的欣都斯塘（Hindustan）等等。縱然這些稱呼的來源極度多元化且存在庫恩所言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但由於清初對於追蹤印度的情報並無迫切需求，也因此能夠容忍這種不可共量性。這種情況直到一七五五年清朝進軍準噶爾後才有所改變。
第二部分「鍛造一個多民族帝國：邊疆政策的頂點」包括了第二章〈征服新疆與「欣都斯坦」的出現，一七五六─一七九○〉、第三章〈圖印度：製圖學脈絡下的地理不可知論〉，與第四章〈發現「披楞」：從西藏看英屬印度，一七九○─一八○○〉。
第二章從「欣都斯坦」一詞的出現討論乾隆朝中葉對於印度認識的提升。在征服東突厥斯坦的過程中，當地和外國報導人提供的情報引起了清廷對於葉爾羌以南地區的注意。這些情報提供了北印度與莫臥兒帝國末年混亂的政情，對於熟悉印度作為佛教發源地的乾隆皇帝而言，這些可信度高的情報對他的世界觀構成了極大的挑戰，而他吸收這些資訊的結果後來也反映在他的詩文當中。然而由於忽略了來自南方海疆的情報，「欣都斯坦」與印度的關聯仍舊是一大問題。
在第三章中，有別於之前對文本資料的分析，作者從清廷所製作的地圖來分析清朝對印度的認識。清廷的地圖製作始於康熙年間，這些地圖的範圍不僅含括了清朝以外的國家，如阿拉伯、波斯與印度，同時也已經開始使用西方地圖常見的經緯度。然而前述的地理學上的不可知論仍舊影響了清廷的地圖製作與接受效果。在繪製有關清朝治下的領土時，這些宮廷地圖所提供的資訊被認為是具有權威性的；然而在描繪外國時，宮廷地圖的權威性則大為降低。清朝官員和學者僅有在查無其他相關材料時，才會參考這些地圖的相關資訊，因此這些地圖僅僅被視為是解釋外部世界的諸多版本之一，並不具權威性。
第四章從廓爾喀之役與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出使中國探討清廷對於英屬印度的了解。正當清朝將注意力放在欣都斯坦時，大英帝國的勢力已經悄悄在印度半島上立穩腳跟。一七九一年廓爾喀二度入侵西藏，乾隆皇帝派兵平亂。基於情報與外交聯絡的需求，清朝將軍與位在加爾各答的英國總督取得聯繫。不久後，一七九三年英皇喬治三世派遣的馬戛爾尼使團在造訪北京時，馬戛爾尼本人已經預料到清朝對於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擴張有所擔憂，後來也有跡象顯示，最晚在一七九四年，清廷已經知道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擴張及其在廣州貿易之間的關係。然而由於葉爾羌、西藏與廣州三邊的報導人在人名、地名等用語上的不同，加上滿文、耶穌會士與中文在用詞上的差異，在情報整合上出現極大困難。這導致清廷並未意識到大英帝國威脅的嚴重性，也因此這兩起事件並未成為清廷由邊疆政策過渡到對外政策的契機。
第三部分「轉變的時期，一八○○─一八三八」則由第五章〈十九世紀初英屬印度與清朝的戰略思想〉與第六章〈在中國沿海發現英屬印度，一八○○─一八三八〉組成。
第五章討論十九世紀大英帝國在亞洲的進一步擴張與清朝的反應。一七九八至一八○五年間，英屬東印度公司打敗了印度半島上最強大的對手馬拉他人（the
Marathas）後，英國在印度的勢力已經無人能挑戰了。在拿破崙失敗後，英國海軍在印度洋與中國海上也無人能敵。許多亞洲與歐洲國家當時都已警覺到英屬東印度公司的威脅，其中有部分也曾經向清朝求援。然而清朝卻置之不理，僅持續蒐集相關情報而已。在印度與歐洲國家努力尋找盟友時，清帝國卻有意地避免與其他國家結盟，並且準備僅靠一己之力保護邊疆。如果要了解清廷的動機，有必要重建清朝從海疆、西藏與新疆角度所見的情勢。
第六章探討一八○○至一八三○年間，清朝的邊疆政策與其無視拿破崙戰爭期間英國在亞洲的擴張有何關係。在這段期間，雖然清廷的對外政策並沒有顯著的改變，但是在正式的官方通訊以外，對於外界已經出現更為完善且靈活的看法，而這也逐漸動搖了清朝邊疆政策的基礎。在十八世紀的清朝，國家壟斷了對外政策的討論，然而一七九九年乾隆皇帝駕崩之後，清帝國的軍事史、方略與外國地理作品開始引起了漢人文士的討論。這也受到當時經世學風的影響，其成果主要反映在阮元所編纂的《廣東通志》上。另外，西方地圖雖然在這個時期得到更加廣泛的利用，但是清朝的官員與學者仍然對其存有疑慮。雖然當時少數清朝學者認知到大英帝國的擴張，但是他們相信這對清朝威脅不大。一八三○年代，由於鴉片貿易被視為是白銀外流與銀價高漲的主因，鴉片問題遂成為朝野與經世學者關注的議題，英屬印度作為鴉片產地也因此受到注目。而由於後來鴉片戰爭的影響，使得整合不同邊疆的情報日漸重要，因而促進了外國地名的標準化，這也為後來破除清朝地理學上的不可知論與對外政策的出現奠立了基礎。
第四部分「對外政策及其局限」包括了第七章〈鴉片戰爭與英帝國，一八三九─一八四二〉與第八章〈對外政策的浮現：魏源與清朝戰略思想對印度的再詮釋，一八四二─一八六○〉。
第七章討論鴉片戰爭的爆發與英屬印度的地位在清朝戰略中的提升。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之際，英國戰艦進入渤海灣，這也是自一六九○年準噶爾蒙古大汗噶爾丹以來，再次有外國軍隊進逼北京。然而清朝發現自己對於來自海上的攻擊，缺乏有效的反制能力，因此朝野大臣開始苦思應對之道。在各種反制方案中，英屬印度的重要性浮上檯面。林則徐等人接受了外籍顧問的建言，認為英國地狹人稀，其財富與力量主要來自印度。因此若能切斷印度與英國的聯繫，英國的實力將大受打擊。雖然鴉片戰爭的範圍主要限制在南方海疆，但是清朝官員與學者的注意力逐漸轉移到英國在印度與阿富汗的勢力，並且思考應對之策。隨著新需求的出現，過去的戰略、官僚制度與地理思想也開始轉向。
第八章討論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朝對於英國戰略的轉向以及當中印度角色的轉變。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結束後，最早開始反思清朝地理與戰略困境的學者首推魏源。在努力蒐集各種材料（特別是西人著作）的情況下，他才可能提出跨越清朝海疆與陸疆的對外政策，而這也打破了過去邊疆政策的地理與地緣政治設想，即地理學上的不可知論以及進取的對外政策，利用所有潛在的戰略優勢以達成單一目標。到了一八四○年代中葉，思考清帝國在內亞的戰略位置時，已經不能忽略英國與俄國帝國主義在當地的勢力。雖然魏源的進取主張遭到駁斥，但是防衛性地緣政治思想已經變得更加一致與集中，把各個邊疆視為彼此孤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
結語以「邊疆政策與對外政策之間」為副標，說明此一政策轉向在清史與歐亞歷史上的意義。一八四二年以後，清廷的邊疆政策已經破產，而一八四六年英國在征服旁遮普後取得與清朝劃定西藏邊界的權利。一八四六年廓爾喀再度警告清朝，如果尼泊爾被英國征服，那麼英國將對西藏造成威脅。清朝對此事的處理則標誌了從邊疆政策朝對外政策的轉向。駐藏大臣琦善在奏報秦噶畢（Joseph
Gabet）與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入藏經過時，首次確認披楞即英吉利。此後，即便清朝在對外政策上採取守勢，但已經不能再忽略不同邊疆之間的政策協調需求。一八六一年總理衙門的設立就是例證，後來李鴻章與左宗棠對海防與陸防的辯論，更說明了清朝的大臣深刻理解到海疆與陸疆息息相關。可以說，發現英屬印度一事對於理解曾在清帝國治下的地區及其現代史而言，具有深遠的意涵。
在本書所運用的史料上，作者主要使用了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大英圖書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國家圖書館、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及日本東洋文庫等處的檔案與圖書資料。涉及的研究語文包括了中、英、滿、日、法、德、藏、蒙、波斯與察合台文等。這不僅延續了美國新清史第二代學者使用多語種檔案以反映清朝作為多民族帝國的研究旨趣，並且在深度與廣度上也有所提升。
在過去討論清朝對外關係的研究中，清朝被認為是閉關自守且拒絕現代化的天朝，對於英國的富強一無所知。然而作者在本書中透過整合廓爾喀方面的情報與馬戛爾尼（George
Marcartney）在信件中表達的顧慮，說明了在馬戛爾尼使團訪問北京前後，至少清朝在當時已經認識到英國在印度與廣州的勢力。即便這種認識還是相當模糊，且並未感受到英國的強大威脅，但清朝對於外界並非一無所知。可以說，本書對之後研究清朝對外關係的學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來學界勢必得整合更多元的角度和材料去看待清朝的對外關係，才可能有更加全面的認識。
蔡偉傑（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
中文版序（節錄）
本書的核心論點，就是在十八世紀至一八六○年間，清帝國開始了一場由邊疆政策到對外政策的轉變。本論點既已構劃於此書之中，此處我則想藉此機會，在這篇序中再次把兩項值得更強調的重點複誦出來。其一，是清朝與準噶爾之間的長期戰爭所具備的重大意義。清朝在對準噶爾戰爭中，其所用以逐步削弱並最終克服了準噶爾這個勁敵的，那巧妙的情報蒐集與戰略布局，歷史學家們猶未完整將之重構出來。對清朝的皇帝以及官員們而言，在這些複雜的戰役中，他們必須在一大片廣袤遼遠的土地上蒐集情報，同步考慮一大群涉入者各自的利益算盤，包括西藏、土爾扈特蒙古，北向經裏海至俄羅斯、哈薩克乃至瑞典。在雍正宮廷中，藉由在清政府服務的耶穌會士之助，備製了首創的一批地圖，這證明了清帝國在此時期對中亞所投入的關注。筆者個人的研究主張，對於清帝國而言，無論在海疆或陸路皆至關緊要的英屬印度這個強權，是個較諸準噶爾政體而言，更為散逸難解的現象。在這個基礎上，本研究把清朝的對準噶爾戰爭之表現歸類到屬於「邊疆政策」而非「對外政策」。即便如此，在對準噶爾戰爭的種種舉措中，清廷實際協調出的樣貌，比起一八六○年以前其他各方面，可以說是最接近一種融貫的「大戰略」的情況。就算只因為清政府對準噶爾更加了解，就可以建構出這麼有效的戰略；就算清政府之所以對準噶爾比起對英屬印度更加了解，也不過就在於準噶爾對清政府而言是更熟悉的，我們也並不該說這就使得清政府在內亞與中亞的那大膽且精密的作戰有所失色了。再者，許多首次警醒清帝國有關當代印度政局發展的情報渠道，都在準噶爾戰役中就已開啟了。清朝對準噶爾政策及其在後來面對歐洲各帝國之威脅的回應，有必要再做更多的研究。
在時間序列的另一端，決定將本書的最終分析定於一八六○年左右，則是基於篇幅上的要求，並不意味著此後的事件就不那麼重要。我主張，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所提出的世界觀，隱隱具備革命性的潛力。在這個世界觀當中，可以把地理學資料置入一個整合式的看待世界的概念裡，而此前任何時代中，都不可能這麼樣地看待世界。而這個世界觀還把地理學上的洞見搭配上一整套戰略議程，這套戰略議程，至少在魏源看來，將可使清朝重歸太平強盛。雖然我認為比起此前的清朝觀察家們而言，魏源的戰略思想對西方帝國主義及其戰略有著較佳的理解，但我並不主張這點就必然使魏源具有「現代性」，更不主張他的計畫是建立在正確的假設之上。魏源的作品使得「對外政策」成為可能，而隨著時局之變遷，對外政策更成了宰制清朝戰略思考的政策，但我並不認為到了一八六○年之際對外政策就已成為主流。相反地，地理學上的謎團和諸多那種我稱之為邊疆政策的手法，在一八六○年以後仍保留了下來。從某方面來看，中印關係在一八六○年以降雙方互動更為密切之後，變得更有趣了。在此，我僅僅主張，在一八四○年到一八六○年間是個分水嶺，此前具壓倒性優勢的邊疆政策，在這段時期開始了那長久而緩慢的、向著對外政策的傾斜。
本書之撰就，出自於筆者相信著：若能較好地分析清朝與印度的互動以及清朝對印度的理解，將可釐清清朝的戰略推理及其地理學成果。儘管筆者對此主題提出了一種解釋，卻也知道這種解釋仍有討論空間，也希望往後的研究者能估量它、強化它，甚或在挖掘出其缺失並發現新證據後能夠揚棄它。在本書有幸得以譯成中文後，這種修改並進步的過程將可大幅加速。對此，我對於那些在中國史領域的專業同道們的洞見與斧正寄予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