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中國不但成為世界工廠，也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創富中心。中國的生產方式與社會關係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與此同時，一個世界上最龐大的新工人階級正在默默地形成。在遍布全國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有千千萬萬的農民工，他們建設了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和深圳這樣讓世界矚目的國際都市，創造了今天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蹟，讓很多中國人可以陶醉在大國崛起的夢幻中。
當我們陶醉於光鮮的城市面貌，嘆服於資本改變世界的魔力時，我們卻遭遇上這樣一群人：在林林總總的工廠中重複著忍耐、麻木、憤怒、離開的一次又一次的迴圈，漂泊於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新工人。在自殺式地反抗之餘，富士康蘋果生產線的工人寫過一首名為〈在這裡〉詩，他們用呐喊的方式表達了工人的迷茫與不滿：
§流水線帶走的不僅僅是K93
還帶走了我們的青春
泡棉襯托著完美的蘋果∕卻襯托不出我們的明天
掃描儀喊出了每一聲OK
卻喊不出我們內心的FAIL∕二十四小時耀眼的燈光照亮了5S
也照混了我們的白天黑夜
千萬次的重複動作打造了完美機台
也挑戰著疼痛而又麻木的肩
每一顆螺絲努力的旋轉
卻轉不出我們想要的未來§
──〈在這裡〉（富士康工人仁興等）
富士康，全球最大的一家電子生產組裝企業，也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家代工廠，擁有中國工人一百四十萬人。富士康的總收入占全球電子製造產業總收入的50%以上，2012年其出口額高達1,295億美元，2013年富士康躍居《財富》全球五百強第三十位。富士康的成功似乎證明了中國在崛起，也證明了出口導向模式的創收能力──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機情況下。它也驗證了全球資本主義正以超乎我們想像的速度進行著資本擴張，一些亞洲資本和國內製造商利用廉價的農村工作力進行密集型加工製造，賺取巨額利潤，並成為全球加工製造業主導者。富士康就是其中典型代表，富士康的百萬工人更是新生代工人階級形成的縮影。
但是，隨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勞資矛盾急劇增加，工人不斷地抗議，階級力量不斷地凝聚，每年幾萬起的集體行動已經挑戰著「和諧」社會的根基。在再一次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的時候，我們認為，對中國改革方向的思考不能離開對當下生產方式以及勞動關係變化的思考與探討；亦唯有如此，才能探索中國新工人階級的出路和未來。
※一、新自由主義與中國經濟改革※
中國新工人階級，從第一代到第二代，已經伴隨著中國走過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他們的經歷折射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吊詭：在一個告別了貧窮，走向富裕的年代，他們還是一樣的赤貧，一樣的一無所有。
上個世紀七、八○年代，中國的國門重新打開，再次接受世界經濟體系的挑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戰後的黃金發展時期，一方面經濟繁榮、社會相對穩定，另一方面也潛藏著資本主義本身不可克服的危機，急切尋找擺脫危機的突破口。以柴契爾、雷根上台為標誌，西方國家告別高福利、高保障社會政策的時代，全面轉向新自由主義，大規模推行私有化，開始了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新時代。東亞新興經濟體抓住西方國家產業轉型的契機，吸納歐美跨國流動資本，以出口導向型產業發展模式參與到世界經濟體系中，最有名的當屬迅速崛起的「亞洲四小龍」（許寶強、汪暉，2001：9-10）。
面對西方世界的繁榮表象，以及東亞國家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社會菁英對發展表現出急切的心情，對計畫經濟時期的發展模式產生嚴重質疑，痛感共和國錯失了前三十年的發展機遇。方興未艾的經濟全球化引發社會菁英集團對中國球籍問題的熱烈討論。整個社會沉浸在一種危機的氛圍之中。官方開始「撥亂反正」，結束了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過去的發展模式被歸結為「極左路線」，受到徹底的批判。
在徹底否定過去之後，中國應該走向何處？社會菁英不約而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在他們看來，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最先進的國家，美國的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一批知識分子走出國門，踏上了海外求學的道路。在歐美的大學裡，他們接受了當時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想，並把它當成是解決中國發展問題的靈丹妙藥。他們將新自由主義帶回中國，使之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際的主導思想。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看來，中國經濟增長緩慢，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有制和中央集權的計畫經濟體制下，國家對經濟全面的控制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公有制被簡單地等同於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缺少激勵機制，只能滋養懶人，計畫經濟體制被認為過於僵化，導致經濟缺乏活力。在他們看來，只有市場化才是中國發展的唯一出路。市場這支無形的手能夠自發調節供給和需求，優化資源配置，實現效率最大化。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能夠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市場還作為一種解放的力量，將人們從國家的控制下解脫出來，帶給人們更多的自由空間。然而吊詭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信奉市場力量，強烈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但他們所要推行的改革恰恰是靠國家這隻「有形的手」推行的。
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國家在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並維持土地的承包權長期不變。包產到戶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糧食產量，短短幾年農民的生活水準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釋放的生產力很快耗盡，包產到戶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瓶頸，分散經營的小農經濟沒有辦法實現生產力水準根本性的突破，農民對公共事務缺少參與，集體經濟時期興修的農田水利等公共設施逐漸被荒廢。農業的收入越來越難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求。隨著城鄉分割制度的鬆動，大量農村「剩餘工作力」向城市轉移，開始形成中國的民工潮。所以說，中國的「剩餘工作力」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是建立在瓦解集體經濟的基礎上的。
中國的農村土地改革確立了小農經濟的主導地位。農村生活資料、醫療、教育等的逐步商品化驅使農民必須賺取更多的現金才能維持生活，個體農民不得不面對市場化的生產與再生產。農民生活中現金開支的不斷增加使得農業生產收入愈加入不敷出，打工成為也因此成為增加收入的必由之路，同時亦為城市工業化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工作力供給，為中國「世界工廠」的形成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這是中國新工人階級形成的社會根源。
八○年代之後，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對國有工業企業進行改革，逐步「放權讓利」，實行承包制，給企業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計畫經濟模式，引入市場機制，實現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用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去調節經濟。在所有制方面，大力扶持私營經濟的發展，推行國退「民」進的策略。九○年代中後期開始，國家又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打破鐵飯碗，告別終身制，實行勞動合同制，作為國有企業的單位不再負責職工的社會福利，國有企業從追求社會效益轉向追求單一的經濟效益，一方面導致大量國營工人的下崗，另一方面企業大量招用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廉價工作力。這樣一來，一個具有資本累積性質的市場經濟便逐步形成。
農村與城市的改革，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城鄉分割更為嚴重。一方面大量農村工作力不得不進城打工，成為新興工人階級主體，另一方面國家依然維持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行政壁壘，製造出「農民工」這樣一種特殊的身分。「農民工」是改革的產物，象徵著一種時代的創傷。而這種創傷讓農民工難以完成自身身分的轉變，為資本肆無忌憚地榨取他們的剩餘價值提供了社會基礎。
伴隨著農村生產方式的變遷，城市的勞動關係也急劇發生改變。國有企業的改革帶來了產權性質的變化，這一過程表現為兩個階段：從國營企業到國有企業的轉變，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為了與外資和私營資本競爭，「甩包袱」成為國企的一種策略。工人大規模下崗，一些國企的生產資料也被私有化，而繼續運營的國有企業則以更廉價的工作力即農民工替代了舊有的國企工人，造成了國有企業的派遣工問題。這一過程從根本上改變了工人與企業、工人與國家的關係，國企工人的「主人公」地位不復存在。
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蹟。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長，成為僅次於美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資本和政府都積累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但同時也讓中國從一個相對平均主義的國家迅速變成貧富分化嚴重的國家。（註1）地產商的財富神話同幾千萬建築工人的處境和富士康工人的自殺形成鮮明的對比，成為這一後果的極好的註腳。
※二、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
從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來看，今天中國所出現的大量城鄉人口流動並非史無前例。18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亞洲四小龍，以及現在的南亞與拉丁美洲，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歷工業化的某個階段都出現過農村工作力向城市大量轉移的現象。在馬克思看來，這種轉變是一個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所謂無產階級化，是指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轉化成為「自由」工作力的過程。無產階級化過程往往伴隨著勞動者空間的轉移和身分的轉變，從農村遷移到城市，逐漸扎根，形成新的社區，從農民轉化成為工人。其結果是工人的命運最終依賴資本積累和工作力商品化的程度。這些（無產階級化的）工人既不擁有也不能支配他們的生產工具、他們加工的原材料以及他們生產出來的產品。這一過程通常是由市場力量所決定的。實際上，這個過程貫穿於世界資本主義的整個歷史。
中國農村土地改革與城市國企改革一方面使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分離，另一方面使勞動者以僱傭勞動的方式與生產資料再度結合，由此奠定了新的生產方式和勞動關係的基礎。農民工問題的出現則正是這一轉變過程的產物。直面這一議題，我們首先需要釐清農民工問題的根源：一方面城市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工作力，另一方面城市又不願為其提供再生產所需的政經條件。這一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表現為農民工在農村仍然擁有一小塊土地，儘管這些土地已經越來越難以維持其生存之需，最多只能承載微弱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已。隨著「圈地運動」的擴展，各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將農民的土地徵收變成廠房，農民已經失去了土地這一基本的生產資料；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農民將終身在城市生活，成為產業工人。農民工的存在助推了城市資本的低成本擴張，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然而高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卻並沒有使中國的產業工人擺脫農民的身分，誠如「農民工」這一稱謂所表現的，他們仍然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並因此喪失了本該擁有的權利和地位。
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其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之後的無產階級化過程，除了受到市場力量影響之外，更受到更大的國家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干預。國家保留了農民的土地，然而這塊兒土地卻遠遠不能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國家卻不給他們城市居住的合法身分，也不提供他們在城市進行工作力再生產的條件，這讓他們的無產階級化過程變得異常漫長而艱難。很多的農民工已經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他們已經很少從事農業勞動，農業收入也只占他們家庭收入的很小的比重，但他們依然沒有辦法徹底擺脫農民的身分，依然沒有在城市定居的合法身分，依然沒有辦法在城市裡找到一個可以安置自己家庭的空間。他們的工作力再生產還要部分地依靠農村來完成。作為一個勞動主體，他始終是殘缺的，始終處於未完成狀態。
※三、無產階級化與馬克思※
馬克思用英國的經驗理解工人階級的形成。當時的英國，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大量工作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從農民轉化成為工人。在馬克思看來，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在《資本論》裡，馬克思集中處理的是工人和資本之間的矛盾，他認為資本對工人剩餘價值的壓榨會激發工人的反抗，導致工人從一個自在的階級轉化成為一個自為的階級。馬克思是在資本與勞動的矛盾中理解資本主義的，馬克思所指的資本是典型的資本，他所理解的勞動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社會契約基礎上的勞動者，工人和資本家之間訂立了平等的契約關係（查克拉巴蒂，2005）。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工業化伴隨著工作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但因為制度性的障礙，他們沒有辦法轉化成為工人，他們和資本之間難以建立自由平等的契約關係。今天中國的無產階級化不僅僅是一個資本操控的過程，更沒有辦法回避國家扮演的重要角色。
馬克思意義上的勞動者是一個具有勞動關係的勞動主體，他所討論「勞動從屬於資本」（subsumption of
labor）的過程，發生在勞動者進入生產領域之後，從屬的結果是勞動價值被資本剝奪。而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農民工，在他們進入生產領域之前，其勞動關係和勞動主體身分就已經經歷了一次從屬於國家和體制的過程，當他們走入城市，進入生產領域之後，又進一步遭遇從屬於資本的過程，換言之，中國農民工經歷了一個「雙重從屬」的過程，這意味著其勞動價值被剝奪的程度更為嚴重。
我們從階級的角度出發，理解今天的農民工，除了要理解宏觀的階級結構、階級關係以外，還要理解他們的階級身分、階級地位形成的複雜過程。一方面因為保留了農村的土地，農民工的工作力再生產部分地被放在農村來進行，國家和資本不斷強化他的農民身分，另一方面，他們在城市裡沒有作為一個勞動主體的合法身分，國家在他們的工作力再生產過程中也是缺席的，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他們的身分變得模糊起來。回到馬克思對於勞動異化的思考，馬克思所講的異化是在生產領域的異化，一方面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作為一個勞動主體他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勞動過程，另一方面，他也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勞動產品，他和自己的商品產生了對立。而我們今天的農民工在馬克思意義上的異化之外，還有更深一層的異化，這就是他們作為一個勞動主體同自己「農民工」身分的異化。農民工所經歷的是雙重異化的過程。
今天中國的新工人正處在雙重從屬和雙重異化的狀態。馬克思《資本論》中詳細描述英國工人工作和生活狀況的材料基本上來自於英國政府的檔案，其中有關早期資本主義殘酷剝削的材料更是直接來自於隸屬英國政府的工廠觀察員的報告。當時的英國政府出於為資本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的考慮，通過各種措施試圖限制資本的過度剝削，而今天的中國，國家對勞工狀況的關注和調查遠遠比不上19世紀的英國。國家體制更進一步通過維持他們「農民工」的身分，在資本剝奪他們的勞動價值之前，把他們的勞動價值貶低。農民工的身分代表了卑賤的社會主體地位，給他們打上次等公民與次等勞動者的烙印，這就是當代中國農民工的身分政治。
[……]
（以下略，全文詳見《農民工與新工人：當代中國階級問題研究》前言）
潘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