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的演講廳裏,一個坐滿約150位來自世界各地的神學碩士生的課堂,一位文質彬彬的學者在每年都教授的「教會的大公會議」第一課,總會拿起這本參考書說:「本書有義、英、法、西、日、韓和印尼語版本,你們可按照自己的語言選用」。同學們都笑了,因為大家從沒想過課本可有這麼多種語言的選擇!這位和藹可親的教授,便是耶穌會士會諾曼.坦納神父。
本書闡述廿一次教會的大公會議之歷史背景、神學討論、所頒布的教義性及紀律性法令;內容豐富卻淺顯易明,既有其嚴肅一面,卻也不乏輕鬆的文字。
大公會議的訓導,屬教會訓導很重要的一環。但在現有的中文神學參考書裏,大多只論及梵二會議──雖然梵二是首次有華人參與的大公會議。本書正好填補了從四世紀初第一次大公會議至十九世紀後期第廿次大公會議共一千五百多年來教會會議傳統在中文神學世界裏的空白,值得所有人參閱。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諾曼.坦納(Norman Tanner)
耶穌會神父。1943年生於英國。海斯洛普學院哲學碩士,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神學學士,牛津大學歷史系哲學博士,多倫多宗座中世紀研究院榮譽文學博士。1978~2003年於牛津大學、2003~2015年於宗座額我略大學教授教會歷史及神學,亦曾應邀到多國作客座教授。現駐英國。大公會議及中世紀教會歷史的學術權威。《大公會議法令》(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編輯。本書共有八種語言版本(含此中譯本);2011年出版的《天主教會簡史》(New Short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亦已被譯成多種語言。
諾曼.坦納(Norman Tanner)
耶穌會神父。1943年生於英國。海斯洛普學院哲學碩士,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神學學士,牛津大學歷史系哲學博士,多倫多宗座中世紀研究院榮譽文學博士。1978~2003年於牛津大學、2003~2015年於宗座額我略大學教授教會歷史及神學,亦曾應邀到多國作客座教授。現駐英國。大公會議及中世紀教會歷史的學術權威。《大公會議法令》(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編輯。本書共有八種語言版本(含此中譯本);2011年出版的《天主教會簡史》(New Short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亦已被譯成多種語言。
目錄
v中文譯本作者自序
ix文獻縮寫、辭彙及簡釋
xiii大公 / 總會議列表
xiv地圖
1引言
2一、詞語釋義
4二、四大關鍵問題
7三、文本的保存、收集與編輯版本
13第一章 早期教會的大公會議
13一、大公會議名單
15二、與會者及會議規程
21三、教義上的法令:尼西亞第一屆至加采東
35四、教義上的法令:君士坦丁堡第二屆至尼西亞第二屆
39五、關於教會秩序的法典
46六、其他會議
48小 結
51第二章 中世紀教會會議:拉特朗第一屆至拉特朗第五屆
51一、引言
57二、教宗會議:拉特朗第一屆至維也諾
72三、康士坦斯、巴塞爾-佛羅倫斯及拉特朗第五屆
87第三章 現代的教會會議
87一、引言
89二、特利騰
101三、梵蒂岡第一屆
113四、梵蒂岡第二屆
133總結與展望將來
139參考書目
ix文獻縮寫、辭彙及簡釋
xiii大公 / 總會議列表
xiv地圖
1引言
2一、詞語釋義
4二、四大關鍵問題
7三、文本的保存、收集與編輯版本
13第一章 早期教會的大公會議
13一、大公會議名單
15二、與會者及會議規程
21三、教義上的法令:尼西亞第一屆至加采東
35四、教義上的法令:君士坦丁堡第二屆至尼西亞第二屆
39五、關於教會秩序的法典
46六、其他會議
48小 結
51第二章 中世紀教會會議:拉特朗第一屆至拉特朗第五屆
51一、引言
57二、教宗會議:拉特朗第一屆至維也諾
72三、康士坦斯、巴塞爾-佛羅倫斯及拉特朗第五屆
87第三章 現代的教會會議
87一、引言
89二、特利騰
101三、梵蒂岡第一屆
113四、梵蒂岡第二屆
133總結與展望將來
139參考書目
序
中文譯本作者自序
感謝輔大神學叢書主編和譯者張紫蘭教授之邀請,讓我在此寫序言。此著作最初是受米蘭Jaca Book之委託而寫,1999年以義大利語出版,書名為I concili della Chiesa;感謝Jaca Book當局大方允許此中文譯本。此書已另有六種語言版本,包括我的母語---題為The Councils of the Church: A Short History的2001年英語版本,另有法語、西班牙語、印尼語、日語和韓語譯本。
中文是一個非常重要和廣用的語言。因此,我為這中文譯本的出版感到特別欣慰,並感謝輔仁聖博敏神學院使這夢想得以實現。願此譯本能啟迪現今世界上的無數華語人士。我的喜悅不僅源於有眾多人懂得閱讀中文,更是由於他們與此書主題之間的特殊密切關係。
讓我解釋一下這「特殊密切關係」。很多人會覺得天主教會太過西方化和歐洲化;但這批評並不適用於此書的論題。由325年尼西亞第一屆至1962~1965年梵蒂岡第二屆共廿一次的大公會議,即整個教會的集會,正如你在本書xiv頁的地圖可見,首七次會議均在羅馬帝國的東部舉行:一次在厄弗所、一次在加采東、兩次在尼西亞---這四次均在亞洲---及三次在現稱伊斯坦堡的君士坦丁堡。當時,這部分的羅馬帝國之世界觀,是東方化多於西方化的。換言之,因著它經由海路到印度,及經由所謂「絲綢之路」到中國的貿易,它的眼界或心態都比較接近印度或中國,而非倫敦或巴黎(或可說英國或法國)。在羅馬帝國之前,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已曾試圖向著東方的印度而非西方遠征。再者,至少在主曆第一個千年的下半葉,中國在文化和經濟上都較當時正值經歷歐洲所謂「黑暗時代」的西歐發達。
關於這東方化的眼界和心態,希臘語是至關重要的。它是全部首七次會議的語言,會議的法令也都用希臘語寫成;雖然歐洲人因熱衷於把古希臘的語言和文化歸作西方文明的源頭,而錯誤地誇大了當時希臘西方化的取向。早期教會這東方化或亞洲化的一面,在首七次大公會議尤見明顯,在以後的會議亦仍然如是。我希望此書能充分解釋這個論點;如欲得更詳盡的論述,請參閱我另一本以帶點兒挑釁意味為題的小書---《教會太過亞洲化嗎?對大公會議的反思》(Is the Church too Asian? Reflections on the Ecumenical Councils;班加羅爾:Dharmaram Publications,2002)。
另一要素是團體感,它對教會會議來說是必要的,並在亞洲是強烈的。在我看來,團體感在亞洲,較在崇尚個人重要性的西方世界強。無疑,團體辨別一直是大公會議的關鍵性特點。在所有的會議中,與會者都付出很大的努力,為要使會議聲明能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這些會議跟現今的議會和其他政治集會不同,並非在半數多一票的情況下便足以通過法案。團體不等同民主,雖然中間確有重疊的地方。大公會議的顯著成就,莫過於能得出極其意義豐富和有深度的聲明,特別是那些信經和其他信理定斷,它們都獲得所有或差不多所有會議成員全體一致或幾乎全體一致的認可。亦因如此,教會能團結一致並向前走。要有此成就,固然需要強烈的團體感,但最重要的還是聖神的默感和引導。
教會在她的第一個千年大致上是團結一致的,但也有某些團體因無法接受某次早期會議---主要是厄弗所和加采東大公會議---而離開了。教會最嚴重的分裂有兩次,首次發生於1054年,是其後稱為正教會和天主教會這兩個團體之間的分裂。因此,儘管天主教會視十三次從1123年拉特朗第一屆至1962~1965年梵蒂岡第二屆(及,出於不同原因,869~870年君士坦丁堡第四屆)會議為大公,正教會卻並不認同。然而,分裂的主要原因是教宗權威而非會議權威的問題。同樣地,在1517年由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抗議所引發、通常稱為新教徒宗教改革運動的第二次嚴重分裂中,會議亦不是直接的問題。縱然新教徒著重聖經多於聖傳,新教教會對所有大公會議具約束力的權威,至少是在451年加采東會議之後的大公會議之權威,都有所抗拒或不願意接受。
大公會議是否太過男性化?在廿一次會議中,成員壓倒性是男性,主要是主教---即組成這些會議的核心成員。有一些女士獲准以「觀察員」身分出席梵蒂岡第二屆會議的公開會期,但她們不能就法令作出表決。她們的角色,在大多數先前的議會中是更受限制的,除了兩個明顯的例外。在451年的加采東會議,女皇普爾喀麗亞(Pulcheria)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召集並主持這個非常重要的會議;這會議制定了論述基督的人性和天主性的法令,是一個幾乎所有基督教會直到今天仍視之為教義基礎的法令。同樣地,女皇伊雷尼(Irene)決定性地在787年的尼西亞第二屆會議中,捍衛了基督宗教藝術。為著這個和其他原因,早期會議可說較其後的會議更具有先驅性。
性別和藝術都是今天各個基督教會之內與外的熱烈話題。事實上,在廿一次的大公會議中,處理過的幾乎所有教義事項和很多紀律性問題,至今在天主教會中仍然非常重要;它們亦對很多其他基督徒、甚至基督徒團體以外的人,以不同程度的權威並用各種的方式講話。因此,我寄望讀者們會感受到這書的內容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以及極具趣味性。
諾曼.坦納(Norman Tanner)
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榮休教授
主曆2018年1月10日
感謝輔大神學叢書主編和譯者張紫蘭教授之邀請,讓我在此寫序言。此著作最初是受米蘭Jaca Book之委託而寫,1999年以義大利語出版,書名為I concili della Chiesa;感謝Jaca Book當局大方允許此中文譯本。此書已另有六種語言版本,包括我的母語---題為The Councils of the Church: A Short History的2001年英語版本,另有法語、西班牙語、印尼語、日語和韓語譯本。
中文是一個非常重要和廣用的語言。因此,我為這中文譯本的出版感到特別欣慰,並感謝輔仁聖博敏神學院使這夢想得以實現。願此譯本能啟迪現今世界上的無數華語人士。我的喜悅不僅源於有眾多人懂得閱讀中文,更是由於他們與此書主題之間的特殊密切關係。
讓我解釋一下這「特殊密切關係」。很多人會覺得天主教會太過西方化和歐洲化;但這批評並不適用於此書的論題。由325年尼西亞第一屆至1962~1965年梵蒂岡第二屆共廿一次的大公會議,即整個教會的集會,正如你在本書xiv頁的地圖可見,首七次會議均在羅馬帝國的東部舉行:一次在厄弗所、一次在加采東、兩次在尼西亞---這四次均在亞洲---及三次在現稱伊斯坦堡的君士坦丁堡。當時,這部分的羅馬帝國之世界觀,是東方化多於西方化的。換言之,因著它經由海路到印度,及經由所謂「絲綢之路」到中國的貿易,它的眼界或心態都比較接近印度或中國,而非倫敦或巴黎(或可說英國或法國)。在羅馬帝國之前,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已曾試圖向著東方的印度而非西方遠征。再者,至少在主曆第一個千年的下半葉,中國在文化和經濟上都較當時正值經歷歐洲所謂「黑暗時代」的西歐發達。
關於這東方化的眼界和心態,希臘語是至關重要的。它是全部首七次會議的語言,會議的法令也都用希臘語寫成;雖然歐洲人因熱衷於把古希臘的語言和文化歸作西方文明的源頭,而錯誤地誇大了當時希臘西方化的取向。早期教會這東方化或亞洲化的一面,在首七次大公會議尤見明顯,在以後的會議亦仍然如是。我希望此書能充分解釋這個論點;如欲得更詳盡的論述,請參閱我另一本以帶點兒挑釁意味為題的小書---《教會太過亞洲化嗎?對大公會議的反思》(Is the Church too Asian? Reflections on the Ecumenical Councils;班加羅爾:Dharmaram Publications,2002)。
另一要素是團體感,它對教會會議來說是必要的,並在亞洲是強烈的。在我看來,團體感在亞洲,較在崇尚個人重要性的西方世界強。無疑,團體辨別一直是大公會議的關鍵性特點。在所有的會議中,與會者都付出很大的努力,為要使會議聲明能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這些會議跟現今的議會和其他政治集會不同,並非在半數多一票的情況下便足以通過法案。團體不等同民主,雖然中間確有重疊的地方。大公會議的顯著成就,莫過於能得出極其意義豐富和有深度的聲明,特別是那些信經和其他信理定斷,它們都獲得所有或差不多所有會議成員全體一致或幾乎全體一致的認可。亦因如此,教會能團結一致並向前走。要有此成就,固然需要強烈的團體感,但最重要的還是聖神的默感和引導。
教會在她的第一個千年大致上是團結一致的,但也有某些團體因無法接受某次早期會議---主要是厄弗所和加采東大公會議---而離開了。教會最嚴重的分裂有兩次,首次發生於1054年,是其後稱為正教會和天主教會這兩個團體之間的分裂。因此,儘管天主教會視十三次從1123年拉特朗第一屆至1962~1965年梵蒂岡第二屆(及,出於不同原因,869~870年君士坦丁堡第四屆)會議為大公,正教會卻並不認同。然而,分裂的主要原因是教宗權威而非會議權威的問題。同樣地,在1517年由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抗議所引發、通常稱為新教徒宗教改革運動的第二次嚴重分裂中,會議亦不是直接的問題。縱然新教徒著重聖經多於聖傳,新教教會對所有大公會議具約束力的權威,至少是在451年加采東會議之後的大公會議之權威,都有所抗拒或不願意接受。
大公會議是否太過男性化?在廿一次會議中,成員壓倒性是男性,主要是主教---即組成這些會議的核心成員。有一些女士獲准以「觀察員」身分出席梵蒂岡第二屆會議的公開會期,但她們不能就法令作出表決。她們的角色,在大多數先前的議會中是更受限制的,除了兩個明顯的例外。在451年的加采東會議,女皇普爾喀麗亞(Pulcheria)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召集並主持這個非常重要的會議;這會議制定了論述基督的人性和天主性的法令,是一個幾乎所有基督教會直到今天仍視之為教義基礎的法令。同樣地,女皇伊雷尼(Irene)決定性地在787年的尼西亞第二屆會議中,捍衛了基督宗教藝術。為著這個和其他原因,早期會議可說較其後的會議更具有先驅性。
性別和藝術都是今天各個基督教會之內與外的熱烈話題。事實上,在廿一次的大公會議中,處理過的幾乎所有教義事項和很多紀律性問題,至今在天主教會中仍然非常重要;它們亦對很多其他基督徒、甚至基督徒團體以外的人,以不同程度的權威並用各種的方式講話。因此,我寄望讀者們會感受到這書的內容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以及極具趣味性。
諾曼.坦納(Norman Tanner)
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榮休教授
主曆2018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