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椒大夫（與夏目漱石齊名日本文學雙璧‧森鷗外超越時代的警世之作）

總序 幡：日本近代的文學旗手
導讀 跨越形式與時間的文學力量

山椒大夫
高瀨舟
雁

日本文學大事記
森鷗外年表
作者介紹

跨越形式與時間的文學力量——《山椒大夫》導讀
◎楊照

說森鷗外是日本近代文學的開端，絕不誇張。他身上具備了一切日本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條件。
森鷗外出生於一八六二年，也就是德川幕府外有西洋勢力壓境，內有要求「王政奉還」的「倒幕」運動侵擾的劇變時期。森鷗外家是封建藩主的「世醫」，所以從小就一面修習傳統的漢文漢詩，一面接觸古典醫書。然而在明治維新的改革大浪濤中，森家立即選擇投身現代潮流，讓森鷗外十二歲就虛報年齡進入「第一大學區醫學校」。十九歲本科畢業後，森鷗外又選擇了當時最先進、最有前途的領域，成了帝國軍隊的軍醫。靠著優異的學習成就，以及過人的語言天分，森鷗外又取得了公費到德國留學的機會。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森鷗外也以「第二軍兵站部軍醫部長」的身分參戰，接著又在接收台灣的過程中，一度隨樺山資紀總督被派到台灣來，待了四個月的時間。
可以這樣說，在那個快速變化的時代，森鷗外一直都站在歷史的關鍵現場，參與了日本轉型的每個階段。
到了一九○七年，四十五歲的森鷗外到達了軍醫生涯的頂峰，當上了等同於中將階級的陸軍軍醫總監，然而也就在這樣的高層地位上經歷了複雜的人事鬥爭，使得森鷗外萌生退意。從軍醫身分淡出，森鷗外找到了人生新的熱情寄託，那就是當時方興未艾的新文學運動。
雖然早在一八九○年代初期，森鷗外就發表過小說處女作〈舞姬〉，並參與了和坪內逍遙針對「文學理想性」的論爭，不過畢竟要到不再忙於軍醫事業，森鷗外才能以慶應大學文學科顧問的身分，偕同創辦了《三田文學》雜誌，積極參與文學活動。
而這時日本的文壇，正處在兩種激烈震盪衝擊中，一種是累積了對於西洋文學的足夠理解，一群文友們正興致勃勃摩拳擦掌要擺脫傳統的約束，創作西方式的文學作品，在舊與新之間擺盪著；另一種是出於對於文學態度與立場的討論，生出了「自然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對立。
森鷗外的年紀，和他特殊的背景，使得他不可能在這兩場爭執中抱持極端、堅定的態度，他是這種情境下自然的、天生的折衷主義者。
收在《山椒大夫》小說集裡的作品，正就是這種折衷主義立場上的產物。對於傳統與現代的折衷，對於「自然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折衷。
小說〈山椒大夫〉取材自古典劇目「安壽與廚子王丸」，然而在改寫時，森鷗外自覺地抱持著「源自歷史卻同時脫離歷史」的方法意識，也就是表面上說的是古老的故事，反映了古老時代的背景與戲劇轉變，但是骨子裡的人情互動，卻不需要執守既有的歷史內容，可以也應該附加現代的認知與理解。像〈山椒大夫〉這樣的悲劇，脫離歷史之後，凸顯出普遍的貧窮人家心情，以及深刻的姊弟感情。
同樣也設定為歷史背景的〈高瀨舟〉，運用了過去才有的運送囚犯情境，目的卻不在重建傳遞舊式的人情互動，而是藉由護送役羽田對於殺弟犯人喜助的好奇，引發出現代人同樣需要思考的根本問題：人為何常感不滿？又如何衷心領受滿足的喜悅？法律所規定的殺人犯行，沒有其曖昧錯亂之處嗎？為了救人反而造成人的死亡，和殺人是同一件事，應該接受相同的懲罰嗎？
這也是傳統和現代的弔詭折衷統合。在舊式傳統的情境下，反而更能夠刺激我們思考現代生活經常遭遇的根本問題。
〈雁〉是三篇中唯一一篇設定在現代背景的小說，因而其折衷協調的，是「自然主義」與「浪漫主義」。一方面小說中對於各個角色的描寫，尤其是阿玉和末造，都刻意強調他們的社會關係與社會處境，結尾處也冷靜地動用了陰錯陽差的偶然環境因素來決定了阿玉和岡田的愛情結果，看起來都符合「自然主義」小說的原則，連前後的第一人稱憊懶敘述的口氣，也呼應了「私小說」的慣習。然而，這篇小說最精采、最迷人之處，畢竟在於阿玉的心理轉折，她如何經歷了兩次不理想的婚姻，而自我鍛鍊了足夠自信，生出自主戀愛的勇氣與決心，這樣的主題與呈現，又當然是「浪漫」的。
對於近代文學的摸索中，森鷗外以其傑出的短篇小說，示範了擺脫特定框架後，文學的豐沛變化可能性，並彰顯了文學跨越形式、跨越時間持續感動人心的內在力量。




總序——幡：日本近代的文學旗手
◎楊照

認識日本的近代文學，一定會提到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在一九○○年到英國留學，三年後，一九○三年回到日本。具備當時極為少見難得的留學資歷，夏目漱石一回到日本就受到文壇的特別重視。在成為小說創作者之前，夏目漱石已經先以評論者的身分嶄露頭角，取得一定的地位。

一九○七年夏目漱石出版了『文學論』，書中序文用帶有戲劇性誇張意味的方式如此宣告：

……我決心要認真解釋「什麼是文學？」，而且有了不惜花一年多時間投入這個問題的第一階段研究的想法。（在這第一階段中），我住在租來的地方，閉門不出，將手上擁有的所有文學書籍全都收藏起來。我相信，藉由閱讀文學書籍來理解文學，就好像以血洗血一樣（，絕對無法達成目的）。我發誓我要窮究文學在心理上的必要性，為何誕生、發達乃至荒廢。我發誓要窮究文學在社會上的必要性，為何存在、興盛乃至衰亡。

這段話在相當意義上呈現了日本近代文學的特質。首先，文學不再是消遣，不再是文人的休閒娛樂，而是一件既關乎個人存在，也關乎社會集體運作的重要大事。因為文學如此重要，所以也就必須相應地以最嚴肅、最認真的態度來看待文學，從事一切與文學有關的活動。

其次，文學不是一個封閉的領域，要徹底瞭解文學，就必須在文學之外探求。文學源於人的根本心理要求，也源於社會集體的溝通衝動。弔詭地，以文學論文學，反而無法真正掌握文學的真義。

夏目漱石之所以凸出強調這樣的文學意念，事實上，他之所以覺得應該花大力氣去研究並書寫『文學論』，是因為當時日本的文壇正處於「自然主義」和「浪漫主義」兩派熱火交鋒的狀態，雙方尖銳對立，勢不兩立。夏目漱石不想加入其中的任何一方，更重要的，他不相信、不接受那樣刻意強調彼此差異的戰鬥形式，於是他想繞過「自然主義」及「浪漫主義」，從更根本的源頭上弄清楚「文學是什麼」。

日本近代文學由此開端。從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到一九八０年左右，這條浩浩蕩蕩的文學大河，呈現了清楚的獨特風景。在這裡，文學的創作與文學的理念，或者更普遍地說，理論與作品，有著密不可分的交纏。幾乎每一部重要的作品，背後都有深刻的思想或主張；幾乎每一位重要的作家，都覺得有責任整理、提供獨特的創作道理。在這裡，作者的自我意識高度發達，無論在理論或作品上，他們都一方面認真尋索自我在世界中的位置，另一方面認真提供他們從這自我位置上所瞻見的世界圖象。

每個作者、甚至是每部作品，於是都像是高高舉起了鮮明的旗幟，在風中招搖擺盪。這一張張自信炫示的旗幟，構成了日本近代文學最迷人的景象。

針對日本近代文學的個性，我們提出了相應的閱讀計畫。依循三個標準，精選出納入書系中的作品：第一，作品具備當下閱讀的趣味與相關性；第二，作品背後反映了特殊的心理與社會風貌；第三，作品帶有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思想、理論代表性。也就是，書系中的每一部作品都樹建一竿可以清楚辨認的心理與社會旗幟，讓讀者在閱讀中不只可以藉此逐漸鋪畫出日本文學的歷史地圖，也能夠藉此定位自己人生中的個體與集體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