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1
社會建構論的發展與歷史回顧
看著 2017 年中文版的《翻轉與重建：心理治療與社會建構》，把我帶回此書英文版出版的 1992 年，也就是四分之一世紀之前的時光，當時的我還在念博班。此書出版的那個年代，社會建構的思潮才剛萌芽，我和同學們視此書為珍寶，貪婪地閱讀，希望在此思潮的資源尚未很充足時，盡可能地捕捉、吸收任何值得學習的東西。這本書也是我參加博士班資格考的重要參考書籍。
在 2017 年九月，我閱讀著中文翻譯，二十五年前購買的英文原文書守候身旁，以備我需要中英對照時能隨手翻閱。歷史的洪流在我的腦海流過，想到 1992 年的時空脈絡，想到現在 2017 年華人與社會建構關係的脈絡，想到未來可能的發展，對我而言是一種很特別的經驗。似乎在閱讀中經驗著歷史，對社會建構的發展再反思，打開了我原來閱讀此書沒有預料到會產生的想法。
霖．霍夫曼（Lynn Hoffman）是家族治療發展的反思者，她總是能看見家族治療是怎麼演化的，她會整合最新的發展，用她睿智的文字告訴大家。在 1992 年，反思的思維才開始在家族治療中發展，霖馬上看到它的意義和價值，在第一章中談論反思是挪威人湯姆．安德生（Tom Andersen）發展出來的一種深思熟慮的儀式，值得當時的專業工作者去思考和運用。張老師文化出版社在 2005
年出版的《行動的反思團隊》（The Reflecting Team in Action: Collaborative Practice in Family Therapy）已在華人地區被大量閱讀和使用，反思的精神在華人的土地上一直持續進展和實踐，我個人也在持續推動反思的同儕督導和網路督導。
讀至賀琳．安德森（Harlene Anderson）和哈洛．谷力顯（Harold Goolishian）共寫的第二章〈案主是專家：「不／知」的療法〉，想到哈洛．谷力顯是在 1991 年十一月過世的，享年六十七歲，而這本書在 1992 年哈洛過世後出版，賀琳繼續往前走，把他們二人和團隊合作的理念發揚光大。我覺得賀琳的努力和堅持特別感人，她在 1997 年首次出版的
“Conversation, Language and Possibilities”，已在 2008 年由張老師文化出版社出版，中文書名為《合作取向治療》，2010 年另出了譯本《合作取向實務：造成改變的關係和對話》（Collaborative Therapy: Relationships and Conversations that make a
Difference），這二本書受到許多華人的喜愛，擁有眾多讀者。2013 年茵特森創意對話中心在台北成立，首度在亞洲引進國際合作取向治療認證，讓更多喜歡合作思維的人可以有更好的系統學習。
湯姆．安德生是反思團隊的發起者，也是我極敬重的老師，他在 1991 年首次出版《反思團隊：對話與關於對話的對話》（The Reflecting Team: Dialogues and Dialogues about the Dialogues），引起全世界心理學界極大的震撼，受到專業界特別的關注。因此在 1992
年出版的《翻轉與重建》中，湯姆受邀所寫的反思的價值和意義非常重要，而反思的思維與實踐在華人世界也逐步受到關注。很可惜我們無緣親炙湯姆的教導，他已於 2007 年過世，享年七十一歲，但他的反思學說一直是我努力推動的方向。
義大利的吉恩弗蘭可．切欽（Gianfranco
Cecchin）是米蘭家族治療團隊早期的成員之一，在本書第六章中，他對米蘭學派做了反思，提到他們過去如何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家庭（例如用戰場中的遊戲），如何對家庭進行干預（例如矛盾取向方法的干預），到後期覺得上列方式不再適用，放下家庭在戰場中用遊戲面對彼此的思維，發現對家庭工作更有幫助。他也受到賀琳．安德森和哈洛．谷力顯的影響。這些在歷史脈絡中做出對家族治療如何實踐的思索，相信也會帶動
2017 年閱讀此書的讀者們，反思在自己的土地和家鄉中如何與家庭工作。在歷史中看變化，也一定會對現在以及未來的我們產生激盪。
大衛．艾普斯敦（David Epston）、麥可．懷特（Michael White）與克文．莫瑞（Kevin Murray）共同撰寫的第七章，在此書出版的 1992 年，對當時的專業界也極具啟發力。麥可．懷特和大衛．艾普斯敦在 1990 年首度將他們的敘事工作在美洲出版成書，他們撰寫的 “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
引起許多人的關注和興趣。心靈工坊在 2001 年出版此書，中文書名為《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2008 年張老師文化出版社出版麥可生前寫的最後一本書《敘事治療的工作地圖》（Maps of Narrative Practice, 2007），這本書集結麥可一生敘事工作的精華。敘事在華人地區極受大家的喜愛，有許多人投入敘事的諮商、團體、教學和研究工作中。我在 2005
年由美國返台定居，將過去多年從麥可身上學習的敘事治療與台灣、大陸的華人做許多的分享，包括工作坊、顧問與督導工作。而台灣、大陸現在也有許多的敘事教學老師。2017 年心靈工坊邀請美國的吉兒．佛瑞德門（Jill
Freedman）到台灣來教學，相信也會帶給本地人更多的學習和扎根。在本章的書寫中，看到大衛．艾普斯敦對案主蘿絲寫信的用心，他願意一封一封的寫，陪伴蘿絲看見更多以前她沒被看見的故事，讓蘿絲更理解自己、更踏實、更有能量。大衛的工作既踏實而又深刻。再有麥可．懷特和克文．莫瑞的加入書寫，更讓本章特別感人！
加拿大的卡爾．托畝（Karl
Tomm）和他服務的家庭共同書寫的第八章也讓人印象深刻。卡爾指出關係中有哪些病理化互動的型態，進而找出治療性互動型態的處方，試著去外化增強對夫妻會帶來療癒的互動辨識力。卡爾是一位精神科醫生，對家庭及夫妻的工作非常重視，尤其對具有療癒的互動模式，多年來做了很多的實務工作，包括教學和研究。他也在和家庭工作中不斷研發建構對家庭有助益的工作方式。與家庭共同書寫特別啟發人心！我也曾經在過去邀請當年的博班同學，莎莉．聖喬治（Sally
St. George）和丹．沃夫（Dan Wulff）從卡爾的家庭治療中心來台教學。
第九章的作者威廉．哈德森．歐涵隆（William Hudson O'Hanlon）受到米爾頓．艾瑞克森（Milton Erickson）的影響，有他獨特的工作和催眠方式，他傾向於往資源、解決方向走去，重視問題的解決之道，對語言背後的譬喻特別重視。在台灣也有翻譯他的書：《心理治療的新趨勢：解決導向療法》（In search of Solutions: A New direction
in psychotherapy, 1989）由台灣的張老師文化出版社於 2007 年出版。他重視效率，所以和個案工作時，「教育」可能比「好奇對話」要素多，是個比較專家式的做法，但他是一位有建構理念的諮詢師和好老師。
在第十章中，巴西的安尼拔．科埃洛．德．阿莫林（Annibal Coelho de Amorim）和法蒂瑪．貢薩爾維斯．卡瓦爾坎特（Fatima Gonçalves
Cavalcante）透過偶戲去看失能者的標籤是怎麼來的，去理解失能者在社會文化脈絡中的位置被降低，從而在解構的過程中去看到失能者想如何被看見、被理解，由失能者為自己在社區中定位，而非交給社會迷思來定位。這是一個社會建構論如何在失能社區中敘事解構的創作實踐，特別感動人！不知道二十五年後他們的工作進行得如何。我的理解是台灣有聾人劇團、殘障舞蹈和輪椅舞蹈等，透過藝術可以和不同的生命狀態創作、整合，希望讓更多不同的人被看見，並讓他們生活得更自在。
在 1992 年本書出版當時，後現代思想、社會建構論在心理諮商領域尚處於萌芽的階段，對這些理論的整理和實踐運用都才剛開始，當時的資源也沒有這個時代那麼豐富，因此第十一章的二位作者肯尼斯．格根（Kenneth Gergen）和約翰．凱依（John
Kaye）很努力地整理出現代與後現代的差異，特別是後現代重視的是什麼；二十五年過去了，我們身在「後現代」的今日，發現他們所開拓的理念豐富無比，也更加成熟。在二十一世紀的 2017 年學習後現代和社會建構，與 1992 年當時實在不可同日而語。心靈工坊近年連續出版了格根的兩本書：一本是《醞釀中的變革：社會建構的邀請與實踐》（2014）（An invita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 1999），另一本是《關係的存有：超越自我，超越社群》（2016）（Relational being: Beyond self and community, 2009）；據我所知，目前有許多人在讀書會討論這兩本書。我相信讀書會也是一個將理念有效扎根本土的過程。
第十二章作者席拉．邁可納米（Sheila McNamee）從「危機」的論述著手，發現原本以個人為核心的普遍論述轉移到危機的論述，其實是關係的產物，以及轉化自我認同的機會；她試著用另外一種後現代的視野來看危機。不同的論述會建構不同的危機感和不同的關係。這是二十五年前的文章，2017
年讀來仍然深獲啟發，讓人對危機的論述有更深刻的反思。如何從危機中的關係，開發出新的對話與可能性，而不停留在危機只是個人的事情。這本書是席拉在台灣的第一本翻譯書，相信她和肯尼斯．格根所編輯的這本書，對大家學習社會建構如何運用在心理治療上會有更多的啟發。
很有趣的是這本書包括了第十三章對建構論提出的批評論述，而不僅止於前面幾章的接納立場。本章的作者關注家族治療的實踐和運用，傑．S．艾彿然（Jay S. Efran）和耒絲麗．E．克雷費德（Leslie E.
Clarfield）覺得社會建構論的中立立場、平等序位、改變的自然發生應該有所調整。二十五年已過去，不同的質疑陸續產生，和社會建構間的對話也會不斷流動，我想社會建構論隨著不同的質疑、不同年代與地域的發展，它本身就在不斷的建構中，質疑也是對話與建構的一部分。
在閱讀此書的過程中，想到焦點解決的二位老師茵素．金柏（Insoo Kim Berg）和史提夫．狄世沙（Steve de Shazer），他們夫妻的工作也浸潤著社會建構的精神，可能在本書出版時，他們才開始發展，還沒機會受邀為本書寫些東西；也或許因為篇幅的關係，很難把眾人的理念都放進來。但閱讀這本書，不禁讓我想到他們夫妻倆。
寫這篇書序於我有很特別的感受，和受邀寫其他書序很不相同；透過這篇序文，我似乎也在檢視、整理自己這十幾年來做過什麼，看見自己在華人的社會建構理念與實踐的歷史中，扮演著一個推動與參與的角色，逐漸打開另個反思空間，並自問接下來我如何往前走？如何和大家往前走？
謝謝宋文里老師的翻譯，他的翻譯總是精準而細緻。這本書對我而言是有情感的，開啟了年輕時的我對社會建構的初識和了解。也謝謝心靈工坊不畏艱難將這本書帶入中文世界。由衷祝福大家在閱讀中收穫滿滿，啟發更多屬於自己的知識與想法！
吳熙琄（茵特森創意對話中心創辦人和執行長）
推薦序2
復見天地之心：當心理為治療社會之學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易經．序卦傳》
「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易經．復卦》
心理學家艾賓豪斯（H. Ebbinghaus, 1850-1909）曾說：「心理學有個長長的過去，短短的歷史。」這句話的意思是，「現代心理學」出現在十九世紀中葉，距今也不過一百多年，歷史是很短的。
心理學在今日通常被定位是「科學」的一支，而且屬於「自然科學」。一般心理學教科書，或是心理學史，常將德國萊比錫大學的馮德（W. Wundt）於 1879
年創建第一所心理學實驗室，標誌為現代心理學的誕生。這樣的「定調」，近年來引發不少爭議，甚至認為是一種「建構」的迷思（myth）。雖然如此，現代心理學畢竟是十九世紀中葉的產物，帶有「現代性」的胎記。當時也許只是機緣，如今，卻成了心理學的固戀（fixation）。如果將現代心理學比作一個人，童年的「認同」（identification）是不易擺脫的。
十九世紀流行的思潮，如實證主義（positivism），機械論、自然科學興起就成了「現代心理學」的「認同」。這樣的「認同」，當然不是發生在真空之中，是鑲嵌在特定的歷史及文化之中。
現代心理學主要是發生在歐洲，逐漸擴散到世界各地。傳到了美國，又在美國文化脈絡下，逐漸朝向「實證」與「實用」。美國心理學界有其自身的文化偏向，逐漸擺脫了馮德的意識研究，形構了一種「新」的心理學——行為主義（behaviorism）。當時最有名的心理學家是華生及史基納。風行之下，連美國心理學創始的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W.
James）都漸被淡忘。行為主義心理學主張，心理學的研究主題是行為（可觀察），研究則侷限於「實驗室」方法，企圖建立成一門「真正」的科學，就像物理學、數學那樣，而原有的研究主題（意識、心理結構）漸漸被排除了。
這種削足適履、張冠李戴的心態，對心理學的發展是不適當的。當時就有人批評行為主義意識形態太過度，就好像「倒洗澡水時，不小心把小孩也倒了。」即使如此，當時行為主義卻成為現代心理學的「主流」，方法上也成了「典範」（Paradigm）。在十九及二十世紀其實亦出現許多豐富多元的心理學研究與論述，然而在主流典範的支配下，逐漸遭到排除、剝落。現代心理學興起，反倒像是《易經》中的「剝」卦，是不利攸往的。
然而，物極必反，剝極將復。「反者，道之動」。到了 1970 年代，許多心理學家已開始反思自己的「身分認定」（identity）及心理學的處境。開始重新思考，重新定義「心理學」的主題及方法。科學史家庫恩（T.
Kuhn）提出的科學發展及演變，有科學革命（典範轉移）的現象。科學的知識及方法的「典範」，是當時科學社群共同的認定，並不是永恆的。而科學革命（或進展）是一種典範變遷的歷史現象。庫恩的挑戰也許激起了許多心理學家反思自己學問「知識」產生的「社會條件」。這是「知識社會學」的問題。其中首先在「心理學」發起挑戰的異議者之一，正是格根（K. Gergen），也是這本書的編者之一。
我是在 1980 年赴美讀書的，留學的目的是去學「科學」的心理學，沒想到上研究所的「社會心理學」討論課時，教授就要我們讀一篇格根（Gergen, 1973）發表的文章：〈心理學宛若歷史學〉（psychology as
history）。當時好像受到當頭棒喝的震撼。格根的反覆論證，說明了心理現象脫離不了「當時」的時空。心理學研究的對象及現象都是鑲嵌在（embedded）特定的時空中。心理現象是一種「歷史」現象，而「現代」心理學，卻採取了一種「去歷史」（ahistorical）、「去脈絡」的視框來看「人」與「世界」。這個假定是不成立的。格根這種對學科的挑戰並不是孤立的現象。系上的老師艾姆斯（Elms,
1975）也在《美國心理學家》發表了〈社會心理學家的信心危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甚至進一步延伸到「心理學家」自身的「身分認定」問題。1980 年代，不少心理學家揭竿而起，大力倡導「不一樣的」（另類的）心理學，在歐洲也同樣有一群心理學家揭竿而起，到了 1990
年代，這種趨勢更趨激烈，對主流心理學的挑戰一時如雨後春筍般，就好像「復」卦之卦象，一元復始。一陽生。〈彖傳〉曰：復，其見（現）天地之心乎？
當「人文的」「另類的」心理學突破原有「現代心理學」之囿限，興起了許許多多不同樣貌的心理學（如：敘事心理學、批判心理學、質性心理學、現象心理學、詮釋心理學、女性主義心理學、後現代心理學等等）。如果我們用「後現代主義」以對比於「現代主義」，則後現代心理學的風潮，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一種後現代取向的「建構論」終於曙光再現。正如本書第一章所述，其批評的對象，是「現代心理學」的五頭「聖牛」：（1）客觀的社會研究；（2）內在的自我；（3）發展階段論；（4）情緒的特質化、普世化；（5）體系／層次理論。這些都是「現代心理學」的一種「假定」。而「社會建構論」是反對這樣的「假定」，另外主張：反本質論、反實在論，知識是歷史的、文化的，語言作為思考之前置條件；以及重點放在社會互動、社會實踐，而非個人的心智結構或社會結構。這樣看來，傳統心理學（現代已成傳統）與社會建構論主要的差別，可能是對「人」的根本隱喻（root
metaphor）的不同。隱喻本身是一種詩意的創造（poetic
creations），但一旦隱喻被實體化（reified），就會凝固在信仰系統中，在形上系統就成了「實在」（being）。心理學家的「視框」（世界觀），往往是基於某種「隱喻」哲學。現代主義心理學家較以「形式主義」（formalism）及「機械論」（mechanism）為根本隱喻，而「有機論」（organism）及「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則常被後現代「社會建構」心理學家所認定。「根本隱喻」的認定，是一種「視框」的擇定。「視框」（世界觀）的不同，造成了學科的「認識論」；甚至「本體論」的基本設定，會影響心理學者理論的建構及實務的發展。
本書採取「社會建構」取向，以不同於傳統心理學的「視框」來看待心理治療。本書初版發表於 1992
年，距今有二十五年了，雖是一本舊作，但仍未沒有中譯本。而當代心理治療的主要趨勢，往往仍沿用「專家體系」，依賴「數據」及「手冊」，將治療程序標準化，而且強調治療者要做「旁觀者」「中立化」，將案主「病理化」「本質化」。這種「醫學專家」模式（現代主義模式）正是本書所要批判的靶子。本書可以為當今的心理治療，打開另一種視框，仍有相當的啟蒙作用。而本書納編的文章，作者來自不同文化及國家，更可打破我們習以為常的單一文化（美國）視框。
心理治療轉換舊視框，走出了「專家體系」，「案主」可以是「專家」，治療者與案主可以採「對話」模式，彼此共構共舞，共創「新局」「新故事」。替換「現代的」「醫療的」「科技的」故事版本，也許我們可以「用力轉向」，朝向形塑「社會建構的」「當事人中心的」「社群的」「在地的」「治療師與案主彼此參與的、共同協作的」新版故事，打破原有對人的「囿限的存有」觀，進入一種「關係的存有」（Gergen,
2016）。因為我們彼此是相互聯繫在一起的，在關係中透過彼此「對話」，生命的意義會在彼此互動的關係土壤中開花結果。這樣的一個心理學視野，與其說是心理治療，倒不如說是在共同創造一個新「心」社會的心理學。
一本經典，可以打開我們的視野。而一本好的外國著作，須要好的中譯文作為中介。良好的譯本可使原著的思想有了更大的讀者群。也許如同蝴蝶效應般，可產生長遠之後果。宋老師的翻譯力求精確，可能為求一字之傳神，上窮碧落下黃泉。當年唐代詩人賈島為求一字，而推敲數日，捻斷數莖鬚。從事翻譯者，想必有類似之經驗。尤其是許多心理學名詞，在現代漢語中仍處「尚待商榷」的狀態。好的翻譯是需要花好多工夫及時間的，讀者可在宋老師的「譯註」中見其功力及工夫。這本譯本的出現，可使讀者與原作者「直交」。無破不立。社會建構的行動透過「以文會友」「彼此共創」，進入一種「關係的存有」，或可帶來在地的一種「改變的社會建構」。
丁興祥（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推薦序3
心理與社會的共舞：
社會建構取向心理治療的當代性
心理治療的界定，無論是從廣度、深度或其他面向探究，需回到語境脈絡加以理解。然而，心理治療之為社會建構的論述，涉及語言的使用與誤用問題。
相傳，有一個故事。奧勒留在羅馬帝國時期，率領重裝軍隊攻打野蠻城邦（野蠻是相較於所謂的正典希臘），戰情緊急。於是，釋放獅子群要讓野蠻城邦戰士心生恐懼，再趁勢攻打。果然，城邦戰士從沒見過這種飼養於羅馬帝國特有種獅子，畏懼不前。於是，城邦首領就騙這些士兵說：這些動物是狗，不必害怕。牠們只是長得比較大隻的狗群。於是，這些士兵軍心大振，以對待狗的方式面對這些獅子，當牠們要咬戰士時，戰士就以群體力量趕走獅群。最終，打下一場勝利。
這事例的背後，從心理治療語境的層面探討，具備雙重意義。
一方面，語言具備「群量」功能，展現集體脈絡下的使用價值。把獅子說成是狗，這是一種欺騙。但在全體行動中所發揮的力量，無關真假，而是在矛盾不同向量的語言引力組合下，發揮最大的實用特性。同時，也因為是集體意志的共同認定，所以透過無形的戰力，贏得語言戰場上的凱旋。
另一方面，語言是「私密」話語。每個人對於語言認定和交換價值，其實具個別差異性。如果事後，這位首領沒有解密，讓這些士兵認為獅子就是狗，日後遇到獅子，以為是小狗，就加以戲弄挑逗，反而可能遭受吞噬喪生。所以，虛構語言或寬慰言說，有時反而造成傷害，這就構成語言的倫理問題。
無論心理治療的集體共享語言或私密話語屬性，心理治療不是個體化的病理敘說，更涉及社會建構的意義生成歷程。過往，在實證論述的醫療健康殖民主義下，往往忽視心理歷程與社會建構的關連度。由席拉．邁可納米（Sheila McNamee）與肯尼斯．格根（Kenneth J. Gergen）兩位編輯的《翻轉與重建：心理治療與社會建構》（Therapy as social
construction，英文書名直譯為「（心理）治療之為社會建構」）一書，原版雖發行於 1992 年，至今已是二十五年，我們才有翻譯本。但本書中文版的出版，仍是介入當代心理治療所面臨難題，可予以積極回應、激發思考的重要讀本。
當代心理治療的主要趨勢，一方面，朝向累積證據導向的訴求；另一方面，建立手冊化的發展，正是取消語言在不同脈絡下的語意效果，使得心理治療歷程，成為一種「離心化」的孤立過程。但進一步反思，可知所謂的「證據」導向實踐，更不可忽略社會旨趣的身心改善觀點，以及人類存有處境觀點的安適關照。而「手冊化」的治療操作標準程序，固然提供了治療指南，但有時過度地仰賴既有標準的設定，就容易犯了普羅克魯斯汀（Procrustean）式思考的陷阱。亦即，無視於個別差異和特定處境的存在，通常以粗暴、隨意方式，將無關的項目聚集成類，以便構成症候群的診斷，而後嘗試以手冊的程式化程序加以介入。如此由「專家體系」所建立的均質化標準治療反應過程，也編織了療癒途徑的各種現實面通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本書緒論提到，我們對於所謂現實的種種表示，若未經返身思考，往往不過是被我們居於其中的語言體系引導和限制所致。
在如此反思背景下，本書各章的探究，呈現重視語言、經驗和社會脈絡的心理治療，成為解除標準化治療程序的一種策略，也是回應實證取向心理治療危機的意義行動。本書分成四大部分，分別是「理論脈絡的建構」、「實踐的形式」、「行動中的建構」，以及「反思與重建」。收錄的各篇文章，不同作者的書寫位置和案例討論或許有異，但兩位知名編輯者，以「社會建構」的立論為書名，可知各論文共享的脈絡，大致上是呈現社會建構取向心理治療的反思實踐成果。
為方便閱讀本書各文章的脈絡，按照學者過往的整理，略加說明社會建構論與傳統心理學的主要差異如下。（1）反本質論：有人誤解社會建構論強調文化與歷史的殊異性，以對詰於生物因素對人性的影響，所以社會建構論只是傳統「先天−後天」爭辯的延伸而已。不過，社會建構論反對人性具有決定性的任何本質，社會世界與人類本性是社會歷程下的產物。（2）反實在論：社會建構論反對知識是對「真實」（reality）的直接知覺結果，認為沒有所謂的客觀事實，不以靜態實體的概念進行解釋，側重以社會動力學的方式解釋現象。（3）知識是具有歷史的與文化的殊異性：知識對人性的描繪並非具普遍的有效性原則，應當考量的是知識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所涉及的人類／知識互動的社會心理生活。（4）語言作為一種思考的前置條件：我們對世界的瞭解方式不是來自於客觀事實，而是來自於周遭他者、我們的過去與未來。語言是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語言不僅是表達自己的一種方式，也可以視為社會行動的形式。（5）焦點聚放在互動歷程與社會實踐：社會建構論者對於人類行為的解釋，不是單從個人心理或社會結構進行發現，亦從人我之間的互動歷程加以言詮，強調歷程甚於結構。
心理治療之為社會建構的思路，無非顯示個案是自己改變的專家，無論是就晤談內容（個案知曉自己的狀態）或是晤談歷程（個案溝通的方式或語言），都是一種專家。治療者與個案的共同任務不是去觀察與診斷，而是一起打開被隱藏的狀態。治療歷程的重心在於資源的開採，而不是問題呈現，進而促發成長的能力。若只是將治療視為以客觀證據為基礎的科學，將會導致否定人們經驗的根本特性（如可能性、可變性、關係、獨特面向）。
另外，本書名的另一個關鍵詞是治療（therapy），希臘字根是
therapeia，意謂服務（service）、關注（attendance）和療癒（healing），更指向參與照顧行動的投注性與自由度，而非單向度的介入。由此，本書收錄的文章，涵蓋了當代社會建構取向重要的心理治療篇章，無論是概念重探，或是實例的展演，以及投入心理治療工作的倫理反思與返身批判，顯示了人文關懷的公共服務精神的落實與投入，更是研究成果的展示。當然，由於這是編輯的論文專書，或許，無法完整地提出心理治療的論述。但本書中文翻譯的出版，多了一本得以參照對話的資源庫，不同取向心理治療的互為激盪，無非還原了人類受苦情狀的多樣性。
由此，本書舊作新譯的重要性，在於提供思考能量與行動資源，將可促發與證據導向、手冊化趨勢的心理治療方法的對詰，使得既有的心理治療疆域概念，得以不斷地被消解與重建。隱喻地說，若實證取向心理治療的堡壘是一顆水晶，社會建構的論述策略，不是為了進入已經固化的晶體範型之中，而是要自現有的晶面上重新結晶，在當下文化、政治、社會、種族、性別等交錯而成的語言介面上，凝煉成自身簽署的新晶面。亦即，無論是在自身或者他人的關係，我們不只是被鑲嵌在關係裡，自我就是自己的作者。但如何成為自己，閱讀本書各章節，就是進入不同他者的歷程，將帶領著我們看到人們關係裡的自身處境。閱讀時，不帶著先見，而是在與他人相遇的過程中，帶著好奇、驚奇和不／知（見本書的討論）的態度，與他者遭逢。如此，或可理解本書透露的聲音，召喚著臨床治療並非單純只是一個治癒的現場，更是一個納入哲學思考的人文渴望。
本書的中譯版，是遲到了些，但也接引了人文渴望，間接回應余德慧教授生前所反覆提過的，人類受苦經驗本身遠大於症狀病徵，人文膚慰的柔適照顧，也超過症狀消除的治療。此刻，本書中文版的到來，是一種異地轉化的在地實踐。當然，本書翻譯者，宋文里教授的功夫與素養，必須提上一筆。宋老師曾自況為老兵，老兵更要留在心理學戰場上，可以再耕耘、創造和接招無盡的議題。閱讀本書，我們再度參與、遇見退休後的宋老師，依然在心理學界中，以精準的經典翻譯傳遞知識與引介思想，是退而不休的人文療癒實踐者。我們有了宋老師以老兵精神灌注的此書，人文不凋零，仍待有識者。讀者透過此書的閱讀反思，或許，也能將固化的概念疆域鬆動解消，繼而轉化自身晶面的各種可能性，重塑自我多樣性的實踐之路。
林耀盛（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譯序
在本地出版的名著翻譯中，有個極有意思的慣例，就是常會先看到幾篇「推薦序」──譬如本書就有三篇──這等於把「譯者序」的工作分攤開來，可以感受到他們共襄盛舉的熱忱。有了這些不同觀點的序言，也已把本書的背景作了簡練又深入的說明，譯者就可以繞開這些該說的話，另外談些其他的前提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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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精神醫學」（psychiatry），這三個字眼所指涉的知識是否都屬於「心理學」（psychology）的範圍？──由於這些名稱都帶有 psych 的字首，許多讀者會以為答案應是肯定的，但在學院心理學中，心理治療屬於「臨床心理學」和「諮商心理學」這些次領域，而另外兩個 psych
則在絕大多數心理學系課程中都會予以排除：精神醫學屬於醫學院，而精神分析在我們的學院中基本上是無家可歸。俗話所稱的「心理醫生」比較常指精神科醫師，或是指心理治療師（簡稱「心理師」），但後者又是指拿到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證照的治療工作者，他們不是「醫生」。
用上述的說文解字來為這篇譯序開頭，其用意何在？事實上，根本的問題在於：許多人對於「心理學」這幾個字構成的學問有很多自然的期待，但是學院心理學卻會使這些期待落空。把很多期待加上「心理學」，譬如「愛情心理學」、「性格心理學」、「經營者心理學」、「領袖心理學」等等，其實在學院心理學中即令能約略觸及，但心理學對這些問題的貢獻其實一直都乏善可陳。只要講出其中一點點道理，讀者就會明白：學院心理學首先把自己定義為「科學心理學」，而這種科學的基本信條是：他們研究事實真相（factuality），至於什麼叫「事實」，心理學只知有那麼一些「就在那裡」的事態，只要作客觀的蒐集、調查，然後經過科學方法的分析，就像釀酒一樣，即可從原料中釀出酒來。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那些事態原料到底是什麼？很多從事心理學研究的人都相信：那應該是可用「操作定義」來指稱的行為、態度、認知、意見，乃至性格傾向。但長久以來，這個看似天經地義的學術信條卻在二十世紀八○年代以來，在一種堪稱為「後現代知識運動」的興起後，被敲得粉碎。人類所有的「行為、態度、認知、意見、性格傾向」等等，其實都是指某種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es），而這些社會過程也都是指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永遠處於動態之中，不是任何操作定義可以將它凝固下來的。科學心理學發展出來的研究方法基本上都已經失效──假若它以為可以回答那些愛情、性格、經營者、領袖之類問題的話。
但很顯然的是，心理治療這門專業確實一直在處理那些學院心理學所不能處理的問題──他們自始至終都必須浸潤在「社會過程」之中，必須知道這些過程是永遠處於動態，沒有操作定義的空間。如果過去的心理學曾為這些工作者提供什麼理論基礎的話，嚴格來說，曾經有過的種種心理治療理論，沒有哪個理論真正可以指導心理治療的實踐──就連行為治療法的理論也不能指導整套行為治療法的實踐。可以說，全部理論都必須根據動態關係的社會過程來做全面翻修。這是「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以及類似於此的後現代知識運動推出之後，才會讓心理學驚覺到自身之不足。這個運動在許多人文／社會科學中都已經分別展開，只是心理學啟動得比較晚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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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根的〈現代心理學中的社會建構論運動〉一文在 1985
年刊出，可視為這個運動的發起宣言。本書即是以格根闡釋過的理論為核心，由格根和席拉．邁可納米合編，也是諸多社會建構論叢書中和心理治療關係最密切的一本。所有的內容都和家族治療或團體（社群）治療有關。聽起來似乎讓人以為這是在個別治療以外另闢蹊徑的治療法，但編者們沒特別標示「家族（社群）治療」，而只稱之為「（心理）治療」，是因為──大多數人不會聯想到這麼根本的概念竟是佛洛伊德說的──從來沒有個體心理學，一切心理學都是社會心理學。同時，就我所知，把「建構」作為詮釋方法的基本理念，也應從佛洛伊德開始講起。格根以及後來的建構論者多半沒提到這個理論的先祖，他們認為最接近於這一波社會建構論運動的根源是在知識社會學興起之時，而其代表作是伯格（Peter
L. Berger）與盧克曼（Thomas Luckmann）合著的《社會實體的建構》。社會建構的對象是「現實」（reality）
──或稱為「社會現實」也好──所以「建構什麼」就碰上了這個無邊無際的大哉問，但同時也讓我們知道：社會建構論乃是針對整個社會現實而提出的全面挑戰，或對於社會現實提出全面的重新詮釋。特別在心理學應該關切的人心及其問題（失調？疾病？）要從根本之處翻轉我們的常識（譬如愛用「主觀／客觀」的二分法），來重新塑造各種關係的可能性與意義。
要翻轉我們所知的一切「關係」，這就無可避免地會從每個人最切近的家族關係開始，來作為建構的第一個實作方案。還有，心理治療自從佛洛伊德開始，就把關係的第一場域設定在「此處此刻」（here and
now），也就是說，進入治療關係之中，治療現場變成首要的關係，所謂「明心見性」、「直指人心」，原來就是社會建構論不斷強調的現場性（presence）和返身自省性（reflexivity），看似在治療某種失調或疾病，其實都是以治療現場中所發生的關係作為直接的處理材料。在眼前不斷發生的事態，不是什麼客觀事實，而是共同參與的社會建構，要說它是什麼「事實」，說時遲那時快，剛才的事實瞬間化為眼前有待詮釋的事態，沒有什麼操作定義可予以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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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來談談「格根的理論」。本書是我在翻譯過格根的近作《關係的存有》之後，倒過來翻譯他和別人合編的較早著作，比《關係的存有》早十五年出版。我從 1996
年開始在研究所開授「文化心理學專題」的課，在眾多可能的讀物中特別相中格根所著、所編的幾本書，而「社會建構論」則成為文化心理學之中一種必不可免的理論。當時我並沒特別把這理論稱為「格根的理論」。事實上，在幾個出版社所編的「社會建構論」叢書中，除了格根以外，也都可能包含其他幾位具有倡議者地位的作者或編者所出的書。這些人物舉些例子來說，包括：傑羅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傑夫．庫爾特（Jeff Coulter）、羅畝．賀瑞（Rom Harré）、約翰．蕭特（John Shotter）、亞安．瓦辛納（Jan Valsiner）等等，也包括回溯到更早一代或二代的愛德華．薩丕爾（Edward Sapir）、列夫．維果斯基（Lev Vygotsky）、班傑明．李．霍爾夫（Benjamin Lee
Whorf）等人。在理論基礎的問題上就會出現一些不同於格根的強調，譬如把主題設定在語言學（語意學、語用學）以及象徵符號上，雖然格根在他的書中都會提及一些與此有關的問題。而在本書所收的文章中，大多數作者對於「語言」的問題也有頗高的問題意識。這裡要談的就是：在社會現實之中，知識和語言不是孰重孰輕的問題，其重要性可說是相互定義的。前文所談的「社會過程」，或是「建構過程」，實際上都是以語言為根本始得以進行的。在「主流心理學」中，對此問題的意識幾乎等於零，於是才會有各種各樣使用語言編製的心理量表、問卷等研究工具，對於語言的操弄可說是粗糙的去脈絡化，嚴重到令人慘不忍睹的地步，譬如把語言構成的測驗題當作「標準化刺激」，然而真正的人類語言交談過程中，絕不可能有這種東西產生，這些使用「標準化刺激」來作研究的人，對於自己所犯的錯誤都是無感的。假若心理學研究者不能直接接觸現代語言學的研究，至少在碰到社會建構論之後，也應該開始意識到自己對於語言的誤解有多深──整個「主流」的訓練都是導致這種謬誤認識的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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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課堂上，自從文化心理學成為主題之後，社會建構論成為必要的組件之一，我們的上課方式也有很大的變化。我們和別的課程一樣，也是讀指定讀物，然後進行討論。但我們不是只做些
ppt，用摘要的方式「大略」談談讀物的內容。我們逐漸演變為選擇精要的讀物，要每位報告者先把全文翻譯一遍（所有的讀物，除了極少數例外，都沒有現成的中文翻譯本可用）。做為教師的我，會把翻譯文字全部讀完，進行逐字逐句的修訂。翻譯不只是一種機械的函數換算，而是表現理解的方式，翻譯者在翻出的文字（語言）中變得無所逭逃。我們可以選擇重要的誤解來進行討論「為什麼難解」，也可以看到一些精彩的研究實例表現在一些語言的描述或對話的謄錄之中。這些難題或精彩的實例，有些時候除了翻譯字句之外，還必須「翻譯」當時的語境，也就是話語來回之間的背景。我們閱讀這些語言，除了字面上的瞭解，還更需瞭解「字裡行間」的意義──在此，回顧一下上文所說的「標準刺激」，才更能體會其間的粗淺／奧妙之強烈對比。
心理治療實際上是提供很多對話語料的一種文化實踐方式，其中有最多微妙而關鍵性的關係表現──包括改變的發生，也就是說，把建構變為解構到重構的過程。臨床的心理學就是表現並發現人類語言如何精妙的一門知識，而這種知識會自動從閱讀延伸到課堂上的討論中。
我們都活在語言中，包括我們所謂的「心理生活」，基本上都是「語言生活」。心理學訓練要能夠活在其中，那麼，把課程做一番改頭換面的大翻轉實係必要之舉。但說到這裡，我們也會立刻意識到：學院裡的「政治變革」談何容易？很多「大老」們只要說一句：「我不懂你在說什麼。」就可以把這些「後現代轉向」變為一種笑柄。他們愛用的說法叫做「偽科學」──這說法用返身自省的方式，還諸其人，也都可以說得通：科學心理學抄襲物理學方法，使用先進儀器卻只會套用低階的數學來讀這些數據，對於詮釋學幾乎永遠無法入門。這些種種，只要對照本書的各種展示，實在不難看出；我們不需發「讀聖賢書，所為何事」之嘆，只要對照主流教科書和這本社會建構論的一些研究舉隅，應該很容易理解：我們的知識實踐孰優孰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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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書的翻譯，實際上全文都曾經作為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2014
年秋季班「文化心理學專題」的指定讀物。每一章都先由選課的研究生作過初次的翻譯，然後，就像上文所說，經過我的修訂後進行討論。當然這樣的翻譯其實還是謬誤處處，對於我的翻譯工作而言，只等於讓我有先行詳閱一遍的機會。最後的翻譯還是由我自己重新來過。只是，這過程中幾位研究生，我要在此嘉許他們的努力投入，這些學生中真正有貢獻的是：陳永祥、王東美、王嘉琴三位。
本書雖然以社會建構論來貫通全書，但對於其中不易貫通之處，我甚至要引用一句特拉維夫大學來台客座的語言學教授羅伯特．里斯表示的看法：所有由不同撰稿者的文章編輯而成的書，都應叫做「非書」（‘non-book’），因為作者群各自有不同的背景，因此文章風格各異，旨趣不盡相同；甚至還有些作者的母語不是英語，文句也不見得都很順暢。翻譯此書比起翻譯格根《關係的存有》，就是迥然不同的體驗。在後者，我曾表示自己「樂在其中且遊刃有餘」；但對於本書，我只敢說「盡力而為」。希望讀者對這兩本書不要抱持同樣的期待。當然，如有錯謬之處，其文責就都應由本人來承受。還望高明之士不吝賜教。
宋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