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與《學問之勸》

前言　福澤諭吉：日幣萬元的肖像
明治日本最熱銷的教科書：《學問之勸》
歷史文脈中的未來：史學研究之真義
另一思考核心：民權論、國權論與實學

壹　福翁的心路歷程
一、福澤諭吉思考的形塑
二、聰明大智的境界
福澤諭吉的〈脫亞論〉

貳　《學問之勸》真義
往上提升的帝王之道
一、《學問之勸》之內涵
〈初編〉天不在人上造人亦不在人下造人
〈二編〉人際間的同等事宜
〈三編〉國際間的同等事宜
〈四編〉論學者之職分　其一
〈五編〉論學者之職分　其二
〈六編〉論國法之可貴
〈七編〉論國民之職分
〈八編〉不可以我心制他人身
〈九編〉學問之目的所為何事
〈十編〉提升學問的目標
〈十一編〉名分與職分之相違
〈十二編〉講演乃學問研究的一項重要手法
〈十三編〉怨念有害論
〈十四編〉心念的盤點與決算
〈十五編〉凡事存疑並斷然取捨
〈十六編〉守護眼前的獨立
〈十七編〉論人望
二、《學問之勸》解析
《學問之勸》之於二十世紀的意義
《學問之勸》之於二十一世紀的意義

參　《學問之勸》釋疑
偽本《學問之勸》
《學問之勸》釋疑

肆　再談福翁
一、福澤諭吉迷思之背景
福澤史觀的本質
講究實用之學
人間平等論
《學問之勸》的時代意義
福翁的文明觀
福翁對外觀之形塑
文明與野蠻的抉擇
國權與民權之間
二、福澤諭吉的思想進程
《美歐回覽實記》的啟示
「明治十四年政變」的衝擊
清日甲午戰爭：見證文明開化的成果

結語　獨立自尊
國民的品格：判斷力與行動力
綜觀福翁

附錄　福澤諭吉的學問論
附錄一　學問之獨立
附錄二　中津留別之書
附錄三　財富之外還有名譽

主要參考資料（依出版年份排序）

福澤諭吉年表
 

序

戰後的福翁情結

　　福澤諭吉（1835-1901）在明治日本的時代發表過不計其數之著作，透過洋書翻譯，而扮演媒介西洋文明的角色。為了介紹歐美社會，有效傳達日本社會前所未聞的新觀念，福翁自創了各種「新語」，例如「自由」、「社會」、「權利」、「借方」、「貸方」、「版權」、「汽車」、「討論」、「改良」、「保險」等等（齋藤孝，49），而這些譯語又輾轉傳入了近代中國社會。福翁曾自詡他要把西洋文明切成一節節地賣出（西洋文明の一節つづの切り売り）。

　　除了翻譯作品之外，福翁的著作、社論、詩文等汗牛充棟，多數都收錄於戰後出版的《福澤諭吉全集》全二十一卷（1958-1964）， 近年來更有書簡史料大量出土。眾所周知，了解福澤諭吉、研究福澤諭吉乃了解明治日本、研究明治日本的捷徑之一，而書簡的出土更是掌握幕末維新期間日本社會情勢的重要史料。早在1918年（大正7）福翁的相關書簡約兩百五十四封被集結成冊，以《修養實訓 福澤先生の手紙》為題，出版刊行，但其數量亦難以與2001年岩波書店《福澤諭吉書簡集》全九卷之版本相比擬。 福澤諭吉之相關著作，數量龐大，可以等身高稱之。福翁仍在世期間的1898年（明治31）曾把部分作品編篡成《全集》五卷；到了大正年間，又有《福澤全集》全十卷（1824-1825）、《續福澤全集》全七卷（1933-1934）出版；戰後則有《福澤諭吉全集》全二十一卷（1958-1964）出刊；接著，在千囍年以後的當代，另有《福澤諭吉書簡集》全四卷（2001-2003）刊行。顯見福翁可謂是古今中外少見的多產作家，幾乎無人能出其右。

　　日本第二十九任首相犬養毅（1855.6-1932.5）也是福澤諭吉門下生，他曾為《修養實訓 福澤先生の手紙》寫序，在犬養的認知中，福翁書簡的文體與氛圍，宛如家人之間談笑風生，顯見福澤諭吉的文筆之於近代日本而言，相對是平易近人，亦清楚展現福翁的人格特質（服部禮次郎，頁3-4）。

　　福澤諭吉原本被明治政府視為是「鎖國攘夷論」者，即使相互之間並不對盤，但明治政府仍試圖延攬入閣，但仍遭福翁婉拒，他一心專注於洋學教育與著書翻譯上。然而，福澤諭吉卻成為日本社會新思惟的開創者。當明治新政府的歐化方針確立之後，福澤諭吉的態度一變，開始批判日本傳統舊思惟，並為新文明開啟社會啟蒙的新頁，而《學問之勸》則可謂是這一連串活動的重要文宣品。

　　根據日本經濟學者小泉信三（1888-1966）之研究指稱，福澤諭吉立場轉換的主因在於，此一時期福翁的思想逐漸受到明治政府感召，欣見新政府的開明作為，乃決意從旁協助明治政府的革新事業，且以成為日本新思想指導者自詡，而其中一項具體作為，即《學問之勸》十七編的撰寫（大久保啟次郎，1）。

　　福澤諭吉撰寫、出版《學問之勸》，始於1872（明治5）2月至1876（明治9）11月期間，歷時四年，福翁時逢三十九至四十三歲的壯年之際，其後再把陸續發表的十七編小冊結為一冊，而成為啟發明治人心、打破封建舊思的利器，亦成為福翁作品中首屈一指的重要代表著作（大久保啟次郎，1）。

　　明治初期的福澤諭吉除了獲取今東京都內的三田台地，經營私校「慶應義塾」；又把過去三度西遊的歐美海外見聞，著書介紹，此一時期的福翁可謂是對西洋文明與國家未來，充滿熱情與期待的年代（西田毅，頁6）。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882年（明治15），福澤諭吉創刊〈時事新報〉（1882.3.1-1955.10.31），每天的報紙社論基本上是由福澤諭吉撰稿，然而福翁再怎麼關心時政，果真在1901年過世以前都是由福澤諭吉執筆撰寫？1971年，日本岩波書店出版《福澤諭吉全集》二十一卷，其中〈時事新報〉的部分占占了九卷。部分研究者根據福翁的習慣用語推斷，在九卷的〈時事新報〉中，福澤諭吉親筆撰寫的社論，充其量是亦不過是兩、三卷而已。

　　福澤諭吉研究者認為，這些社論中部分是福翁親自起稿，部分則是由旗下的少壯記者撰寫。畢竟從福澤諭吉撰寫慣習用語觀之，福翁幾乎不太使用「有」、「無」等字眼，而多使用「可」與「不可」；其次，除了四字成語之外，福澤諭吉在撰寫社論時則儘可能地隱藏自己的漢學造詣；而在用詞遣字上，福翁更有自己固定的筆癖。而大妻女子大學教授井田進也的研究則認為與〈脫亞論〉相關的幾篇文章，如〈東洋の波蘭〉、〈戦争となれば必勝の算あり〉等侵略主義或皇室中心主義的文章，乃由少壯記者高橋義雄、渡邊治等人起稿的可能性較大（井田進也，頁7）。

　　明治日本最熱銷的教科書：《學問之勸》

　　近代日本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其執筆撰寫的論作以「等身高」形容，絕不為過。即使距今近兩世紀，然而其代表作之一的《學問之勸》、《文明論之概略》、以及《福翁自傳》等作品，或可稱之為福翁的三部曲，至今在日本社會仍有廣大的閱眾市場。其中，《學問之勸》不僅在當代，更是明治時期、或稱日本史上第一本暢銷書。據聞明治時期的日本總人口數約三千萬，但該書在當時共賣出了三百四十萬冊次，《學問之勸》的熱銷景況可見一般。

　　福翁撰寫《學問之勸》的契機源自於九州中津一帶（今大分縣中津市）想辦教育，乃委請同鄉的福澤諭吉撰寫一部足以因應新時代，建立國民基本精神，且能提供社會大眾廣泛閱讀的的教學講義。福翁早在江戶時期的1858年（安政5），利用中津藩的江戶藩邸開設蘭學塾，教授洋學，因此他便以「慶應義塾」名義出版《學問之勸》。然而，〈初編〉的部分是福翁與小幡篤次郎的共著之作。由於〈初編〉一推出便熱銷，人氣沸騰，福澤諭吉乃乘勝而獨力完成其餘各編，最後的〈十七編〉的完稿之際已是1876年（明治9）11月，而兩年後的1880年（明治13）7月，則將各編合刊，另以《合本 學問之勸》全一冊之姿，重新刊出。合本的自序中記載如下，「該書乃自己讀書餘暇隨筆之所記，自明治五年二月執筆撰寫初編開始，同九年十一月則以十七編告終」 、又毎編「撰稿篇幅約十頁」左右 。

　　《學問之勸》〈初編〉的熱銷景況，依福翁自己的說法，正版狂賣了二十萬部，外加偽版、盜版印刷本等共二十二萬部流通市面。換言之，以當時日本的社會人口三千五百萬計，平均每一百六十人便有一人購買該書（大久保啟次郎，1）。

　　然而，何以《學問之勸》在當時如此受到社會矚目呢？翻開該書開頭，「天不在人上造人、不在人下造人」 一句，便足以驚艷四座，而一如福澤諭吉其他的論作一般，福翁習以平易語調之文筆，一針見血地點出問題癥結。撰寫《學問之勸》的當時，則是以民間普遍讀本、抑或是小學教科書為出版目標，因此從〈初編〉乃至〈三編〉之內容，則儘可能地以簡易字眼深入簡出；〈四編〉與〈五編〉的內容，其所設定之閱讀社群是知識分子，因此用詞遣字相對艱澀；〈六編〉以後則再度回復簡易文體，以方便閱讀。 無論如何，《學問之勸》仍不可不謂是影響明治日本大眾思惟的重要作品之一。

　　事實上，受到影響之閱讀大眾從南至北，從庶民布衣乃至達官貴人，不計其數。以北海道地區為例，明治初期的日銀總裁川田小一郎之子，川田竜吉於1874年（明治7）曾在慶應義塾學習，竜吉後來到英國學習造船技術，回國後除了擁有造船事業之外，並在北海道的上磯創設農業試驗所，因成功栽培日本馬鈴薯而聞名；無獨有偶的，1874年同時在慶應義塾學習的伊豆豪農依田勉三，畢業該校後便組成土地開拓集團「晚成社」，前往北海道的帶廣闢地開發。

　　再以九州為例，1881年（明治14）創立的〈鹿兒島新聞〉（今〈南日本新聞〉）之關係者元吉秀三郎（編集長）、矢野可宗（編集員）、野村政明（社長）等，皆為福澤諭吉的旗下門生，1882年（明治15）8月的一篇社論中，以「與其生為奴隸之民，勿寧死為自由之鬼」的斗大標題，大肆宣揚福翁的自由與民權精神；北九州佐賀武士之子的高取伊好，也曾進入慶應義塾學習英學與炭礦學，其後從事石炭業而成為日本大正時期的石炭王，除了活躍於炭礦界之外，更熱心於地方文化的發展（石板嚴，頁1-4）。 在明治十年代以前，帝國大學尚未設立，福澤諭吉創辦的「慶應義塾」，則是培育日本近代人才的搖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