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誰是希特勒？──文：伍碧雯
納粹執政初期，一名住在柏林的猶太人戈特霍爾德（Gotthold
B.），站在街頭不斷地舉起右手高喊：「希特勒萬歲。」這個舉手禮只有德國人可以使用，猶太人禁止這麼做。戈特霍爾德被強制送到精神病院，醫生告訴他：「你有精神病」，他回答：「天啊！如果我有精神病，那麼全德國人都有精神病！」這並不是虛構的笑話，而是一所柏林精神療養院的真實紀錄。這般直白的回答，當場聽聞的醫護人員可能啼笑皆非，也可能覺得是辱國之說。但是當納粹政權垮台後，學者專家試圖用各種理論，剖析德國人狂烈支持「領袖」的現象，卻仍然無法圓滿詮釋時，「全德國人都有精神病」的極簡答案，或許解答了眾人心中的謎團，甚至一針見血地說出了部分歷史真相。
許多納粹時期留下的影像紀錄，都可證明希特勒確實深受德國群眾的狂烈擁戴，例如以1934年紐倫堡納粹黨大會為主題的影片《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影片的前幾分鐘，即出現大批迎接希特勒降臨、光臨紐倫堡的群眾夾道歡呼，舉手致意。導演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表示，這些並非她找來的臨時演員，而是紐倫堡與附近村莊居民自主前來，湧向「領袖」表達敬意而入鏡。影片中可見許多婦女因望見希特勒而興奮尖叫，伸直了右手行禮，左手則抹去喜極而泣的淚珠，順便遮掩嬌羞的臉龐；希特勒則是以靦腆的笑容，回應迷戀他的女粉絲。這些未造假的畫面，呈現了部分歷史真相，戈特霍爾德「全德國人都有精神病」的說詞，似乎也得到了驗證。
我們並不滿足於這些部分、零碎的歷史真相，我們很想知道全部的歷史事實。
今日看來，希特勒當然是一個極端反派的政治人物、凶悍的戰爭發動者，也是屠殺德國弱智者、滅絕猶太人，讓集中營成為「世界肛門」（anus
mundi）＊的總舵手。但是在1930、40年代，他卻是深具魅力與魔力，獲得眾多德國人掌聲肯定、歡呼與愛戴的「領袖」。當時的德國人究竟怎麼了？狂熱支持他的廣大群眾在想什麼？盲點何在？我們真的很想知道答案。我們也很想知道希特勒如何從一個奧地利的Nobody，爬升成德國的Somebody？這個人物是德國歷史中擺脫不掉的負面遺產，二戰後的德國人怎麼研究他？如何詮釋他？「現在的德國人沒有罪，但是有責任。」這是2013年某位德國年輕歷史教授在廣播中的陳述。我們進一步問：那麼現在的德國人有什麼責任？答案很清楚：有記住歷史的責任，替德國與全世界記住這段暗黑、負面的歷史。德國人有責任維護這段歷史記憶，讓製造「世界肛門」的狂人，在現在、未來，永永遠遠絕跡。
說希特勒在台灣與全世界擁有極高的知名度，應該不會有人反對。如果在台北街頭隨機詢問路人：「提到德國歷史的知名人物，你立刻想到誰？」十之八九應該會首選「希特勒」。偶爾遇到虔誠的基督新教徒，答案可能會變成「馬丁．路德」。但是馬丁．路德身處的16世紀，「德國」這個國家根本還沒有出現，那時候是大大小小政治主體林立的「德意志地區」。因此請他們重新回答，「希特勒」這個名字很可能就會冒了出來。
為何是希特勒？為何不是李鴻章遊歐時，請教強國之道的退休首相俾斯麥？為何不是差一點讓18歲的醇親王載灃，下跪磕頭道歉的德皇威廉二世？為何不是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前，雙膝跪地懺悔的西德總理威利．布蘭德（Willy Brandt）？東德消失的「統一總理」海爾穆．柯爾（Helmut Kohl,
1930-2017），他在生前完成了西德擴大，大抵也不可能成為台灣人認識的德國歷史名人之首位。可能的解釋是：雖然這些人也很有名，富有歷史地位，但是與希特勒相比，他們都不夠壞、不夠瘋、不夠狠，當然更不如「希特勒」這個品牌所代表的暗黑、癲狂、自我毀滅與滅絕他人的驚悚形象。
一般人對於希特勒的生平及作為，粗淺的略有所知。像是他起乩式的演講方式、他茹素、愛狗、喜歡高科技，他極感性的在死前與女友結婚，然後攜手自殺，戲劇化地終結了生命。此外，關於他屠殺600萬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我們也有所耳聞......但是、但是，「哪個時代無人殞命？清朝白蓮教被鎮壓時，不也死傷無數」、「中國歷朝大飢荒，死亡人數更是多得驚人」、「猶太人為何到現在還到處捉拿老納粹，這些人都90多歲了，還不放過他們」、「猶太人老說自己遭種族屠殺，但看看他們現在對巴勒斯坦做的事！」這些都是台灣學者們的閒聊之說。但是他們沒察覺到自己的言論已深具右派思想，甚至傾向極右派的立場了。台灣部分年輕學子因各種理由──制服帥、紀律強、手段狠、就是酷......而崇拜希特勒與納粹；亦有高中歷史老師同意學生以身著納粹制服，搭配紙糊坦克車的武裝形象，參與嘉年華會式的校慶活動。很震驚嗎？不必震驚。有其師必有其生。我們能否當作「文化創意」、「歷史應用」來自我合理化？反正國外也有類似的情形，英國的哈利王子也做過同樣的事情。就讓我們大方的自我安慰吧！
台灣這些離奇又離譜的現象，導因於我們對於希特勒與納粹這個西方文明重挫的主題，僅有淺碟、模糊、片段的認知。然而如果我們希望台灣引以為傲的民主政治永續生存、高品質運作，「希特勒如何崛起」這個主題，絕對值得我們深入了解，嚴肅探討。因為德國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也昭告全世界所有正在執行民主政治、實踐民主理念的國家：民主隨時都面臨挑戰衝擊，隨時都岌岌可危；利用民主又顛覆民主的投機強人、狂人早已偽裝在旁，伺機躍身，取民主而代之。那麼，有辦法阻止這種反民主的強人、狂人嗎？當然可以，就是倚靠廣大勤於思考、運用智慧與理性的人民......這種人民如何培養？沒有捷徑，只有透過學習歷史與研究歷史。
德國的書籍市場（其實也包括全世界的出版界），從來不乏以希特勒或納粹為題的相關著作，只有更多，沒有太多！但是這些出版品，多數是學術研究的生硬專書，對於社會大眾與非學院人士，過於艱澀難懂，更別說年輕讀者，完全無法咀嚼吸收。「可不可以寫成懶人包！」這也許是眾多讀者深藏心中的期許。但是表列式或圖解式的簡要版本，無法觸及歷史關鍵轉折的眉角──而魔鬼就躲在細節與轉折之處。因此整體敘述、脈絡清晰、資料正確的著作，是我們了解希特勒這個課題的必要依靠。2015年德國出版的《阿道夫．H：希特勒，一個獨裁者的一生》（Adolf
H. - Lebensweg eines
Diktators），是一本難得鎖定青少年為主要讀者的專書。作者桑德庫勒，是德國學界研究納粹相關課題的中生代歷史學者，也是歷史教育領域的專家。他訴求：如何用適於年輕世代理解的文字敘述，呈現20世紀德國與歐洲的氛圍，如何以不八卦的闡述方式，讓青少年了解希特勒的崛起過程。德國年輕人將是持續保存納粹這段歷史記憶的接棒者，如何不誇張而適切的認識希特勒，是這段歷史記憶延續的重要基礎與起步。別忘了，「現在的德國人沒有罪，但是有責任。」
講述希特勒最困難之處，不在於他成為黨主席與掌握政權之後的駭人行徑，反而在於他的Nobody時期：他的童年、維也納生活與一戰時期，以及他何時開始認定猶太人威脅歐洲。希特勒成為政壇的Somebody後，對於這些大家好奇的問題，有許多誇張的自圓其說，二戰後的傳言就更多了。這些不實的說法，都有必要一一澄清、除魅，還原他普通平凡的本色。作者桑德庫勒以長年內化的嚴謹學術態度，在該存疑之處就存疑，在該澄清之處就澄清，讓一本通俗且可讀性極高的青少年歷史讀物，也完全符合嚴格的學術標準。此書的中譯也特別值得讚許，譯者以流暢的中文，精準掌握原著的文筆與敘述風格，同時增加了近60個極為重要的歷史知識補充譯注，藉此更大幅提升了中譯本的閱讀價值。在德文原著、中文翻譯與精闢譯注三方均深具水準的結合下，《阿道夫．H：希特勒，一個獨裁者的一生》不再局限於青少年的讀物性質，而是值得所有想知道「誰是希特勒？」的成年讀者之必讀佳品。
注：納粹醫生Heinz Thilo曾任職多所東歐集中營，他挑選猶太囚犯為醫療實驗對象，也挑選囚犯送入毒氣室。他以拉丁文「anus mundi」（世界肛門）形容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功能。
◎本文作者為德國敏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ünster）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台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專長領域：德國現代史、歐洲種族主義。
●導讀：如何認識希特勒？──文：陳中芷
如何認識希特勒？這個問題放在不同時空和不同政治文化圈裡，會有不一的答案。希特勒這位歷史人物在華人社會裡始終帶著高人氣，甚至比曹操還更能體現我們對梟雄崇拜的極致現象。在傳統中國文化裡，對政治權力的想像偏重在對權謀的講究，對事功成敗和政策良莠的評價經常從個人的德性與機巧，直接跳到青天運勢，因此，我們雖然屢屢讚美失敗的英雄，卻更加崇拜不擇手段的梟雄，反而很少意識到權力的制度性問題，或者思考制度裡的權力結構。在當代台灣，更因爲推動「轉型正義」的急迫感，使得我們對納粹政權的理解經常太快滑進政治正確，停留在淺層的歷史批判。也往往因為欠缺對那段歷史發展的實質性認識，使得那些支撐起批判希特勒現象的論述和理據，容易流於新聞式的花絮報導，失去反省和借鑑的力道。
在台灣不缺關於納粹第三帝國的讀本，也出版了許多各種側寫、評論希特勒的書，但是在偏向將變遷歸因於人的歷史文化裡，獨獨沒有一本真正紮實地關於希特勒的傳記，是一個奇特的缺憾。這是一本遲到已久的傳記。
作者托馬斯‧桑德庫勒（Thomas
Sandkühler）以編年的方式，用7個階段，勾勒出獨裁者希特勒一生的起伏，從飽受家暴的兒童期寫到在柏林地下碉堡內的自殺，以三百多頁的篇幅描寫出短短12年納粹政權的興衰，點出二次大戰東西戰場的關鍵發展；特別是透過蘇聯解體後開放的史料，呈現出晚近關於納粹國防武力在東線戰場上滅絕戰的最新研究。而最值得讀者深思的是最後一章，桑德庫勒除了回顧關於希特勒研究的發展史之外，還檢討了希特勒做為媒體明星的現象。作者設定的讀者是14歲以上的青少年，或是想進一步認識第三帝國的成年人，出版後拿下德國艾美士青少年非文學類書籍（Emys
Sachbuchpreis）的獎項。和一般德國歷史教授經歷不同的是，桑德庫勒當過中學歷史老師，2009年起成為柏林洪堡大學歷史教育學門的講座教授，近年擔任德國歷史教師聯盟主席。在這本書裡，可以窺得作者對青少年解釋歷史的功力。
我們的歷史教育裡習慣定於一尊的說法，對歷史的認知通常採用一種本質性的敘述方式，很少對讀者提出不同史家詮釋的比對分析，覺得那些討論太過學術而自動放棄。桑德庫勒在這本傳記裡呈現另一種陳述手法，要言不煩地辯證不同的論述，不僅回答了希特勒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更讓讀者看到這樣一個歷史人物是如何地被討論。隨著戰後德國去納粹化的曲折歷程，希特勒從英雄或妖魔的祭壇走下來，不同時代的面貌不僅反映了歷史變遷，也呈現出更複雜的人性肌理。對台灣讀者而言，這本相對精簡的希特勒傳記是一個寫作範例，作者並不因為主要的設定對象是青少年而減損歷史詮釋的複雜性，讀者在其中看到何謂歷史辯證和一種開放性歷史認知的可能性。
做為獨裁者希特勒到底特殊在哪？納粹政權為何獨一無二？
並不是所有獨裁者可以像希特勒一樣成為媒體明星，歷久不衰，也並不是所有獨裁政權可以造成現代文明深遠的崩壞，永遠改變當代人的世界觀和政治價值，促使世人重新定義人權價值。
在台灣相關出版中，最具分量的應該算是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所寫的回憶錄，以及對希特勒的分析
。哈夫納的批判視野，既是他的強項也可說是某種短缺。納粹政權靠暴力與迫害手段，訴諸極端的種族民族主義起家，史學者卻無法不逼視希特勒如何重建一戰失敗後的德國民族自信，也同樣無法忽略希特勒在1940年打敗法國，穿過巴黎凱旋門的那個歷史性時刻。《凡爾賽條約》帶給德意志民族的屈辱感，在那個時刻洗刷殆盡。那種集體性的歷史情感之真實之深刻，出現在許多親歷納粹統治者的日記和回憶錄裡，卻不是1938年就出亡的哈夫納所能切身感受的。甚至可以換個角度來思索，近代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意識，從抵抗拿破崙的侵略而發軔，透過普魯士帝國催發，歷經威瑪共和，到希特勒興建高速公路，打破帝國時代殘留的區域性疆界限制，之後全國動員為「民族生存權」而備戰，才算凝聚出那種做為現代共同體的情感鏈結。不幸的是，和英法相比，遲到的德意志民族意識在納粹時代轉向極端的種族民族主義，而遭致巨大的反挫。不管是在當時還是在戰後，這集體情感有多複雜多扭曲，帶給德國歷史學者就有多少的困難與挑戰。其中所牽扯的「民族」與「國家」兩大概念與問題，「政治」和「權力」之間的多重關係，集體認同和個人權利之間的糾結，排他性的種族主義和多元主義之間的杆格，足以讓人對民族主義與民族情緒所能掀起的正反力量深自戒懼。
比起美國羅斯福總統，希特勒更早採取經濟學者凱因斯的擴大需求理論，只不過他把整軍經武與解決失業問題視為一體，以卡特爾壟斷的方式推動各種國防經濟計畫；以國家力量控制所有價格，增加公共建設以及擴大內需。1932年登記的失業人口高達600萬，至1937年降至不足百萬，這項成就成了希特勒造神運動的基礎。發展軍備固然達到充分就業創造經濟發展，但是一方面發展所需的資金和資源缺口需要補齊，另一方面就經濟來看，生產和消費需要平衡，產出軍備武力自然也需要消費軍武，希特勒計畫透過軍事行動強行擴張領土，企圖一併解決生產和消費兩端的問題。簡單來講，希特勒解決失業的國防經濟政策，是奠定在掠奪他國資源的基礎上，並以戰爭做為經濟發展的出路，最終將帝國拖至萬劫不復之境。而希特勒初期經濟改革之所以有效，卻是藉著獨裁統治達成。他以製造衝突和暗殺的手段剷除政治異己，以「領袖原則」將政黨凌駕於國家制度之上，以「一體化」政策塑造意識形態建立起嚴密的統治系統，這些種種事蹟都是可做歷史比較的獨裁行徑，而最難以比較的是屠殺猶太人的事件。
在戰爭敵對狀態下屠殺對手的例子，史不絕書，重點不在於屠殺本身或者死亡人數，而是納粹政權實行種族清洗的對象並非真正的戰爭敵人。許多猶太人也曾經參與一次大戰，與德國士兵並肩抗敵，而希特勒卻在1935年以《紐倫堡法案》剝奪了猶太人的公民身分。在種族清洗的目標下，納粹政權將現代國家機器的作用發揮到極限，以精細的行政作業，大規模的組織籌劃，高效率的技術操作，甚至，低層技術官僚對猶太人不存在個人恩怨，只是順從一般政治宣傳的認知從事著「分內工作」。而希特勒所做的不僅止於種族淨化，更要種族優化，透過各種手段處理掉社會上所謂「無存活價值者」，身心殘障者、不適任勞動者、同性戀等等都在抹殺之列。不管是種族淨化或是優化都是在國家體制內進行的政策，個人在其中不知不覺被馴化，成為利益分享者，或暴力協同者，甚至是對迫害漠視者。把屠殺化為制度性的日常操作，其中官僚制度所展現的理性與精密計算，執行與貫徹的能力，遠遠不是「我服從領袖命令」所能解釋的，也不是其他出於戰爭報復的大規模屠殺事件所能相比。而這一切，以最文明的手段從事最野蠻的行動，才是戰後德國學者阿多諾（Theodor
Adorno）那句名言的真諦：「在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Nach Auschwitz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 ist barbarisch）。」
在什麼樣的社會裡，可以讓希特勒這樣一個人從魯蛇進化成領袖，帶領全國走向毀滅？在什麼樣的政治條件下，可以讓一個地方型的政黨發展成大眾效忠的對象，做到獨裁統治？在什麼樣的歷史文化的背景裡，可以將群眾的憤怒演變成種族大屠殺？這不是單一個人可以隻手完成，而是一整個世代的人所協力參與的，這也是作者藉著書名《Adolf
H.》所表達的立場：不是只有一位阿道夫‧希特勒，而是有許許多多的阿道夫。並不是希特勒個人有多英武神明，而是希特勒是那個時代典型憤青的代表：他的意識形態、行事作風、種族主義的立場，就是當時社會的某種日常切片；在20歲前是整個社會環境風氣造就了他，掌權之後反過來，是他影響了整個世代。
所有希特勒傳記作者都得回答一個繞不過去的歷史問題：希特勒是不是無可取代？桑德庫勒站在1970年代尤阿胥‧費斯特 （Joachim Fest）和1990年代伊恩‧克肖 （Ian
Kershaw）兩大套超過千頁的希特勒經典傳記上，融合了個人生活史與社會史的雙重視野，重新審視戰後納粹研究的核心命題。在這本傳記裡，作者以生活史的角度盡力描寫希特勒這個人，他的吃穿用度一切私人領域的生活樣態，但是偏向克肖的社會史路徑。克肖將傳統傳記的問法倒過來問：為何這樣一個從普魯士時代發展到威瑪共和的社會，無法拒絕希特勒伸展他的權力？當時德國社會無論是軍隊或法政，甚至醫藥等等領域都已經發展出在那個時代最具專業性的系統，卻在希特勒提出領袖命令超越於法律之上，下達違背軍事常識的指揮之時，整個社會非但沒有踩下剎車，反而在各個領域內違背了自己的專業倫理，顛覆了內在的規範性，追隨他走向瘋狂，導致系統的崩壞。這個社會系統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從納粹黨內部來看，不穩定的權力競爭結構，為屠殺猶太人提供了溫床，而希特勒在其中扮演了關鍵性角色，也必須為納粹政權的所作所為負起所有歷史道德的責任，沒有希特勒，納粹帝國的歷史將會是另一種面貌。這些並不是全面翻新的論斷，卻正迫切需要對讀者解釋的重點，特別是在戰後70年，歷經日常生活史學派弭平大人物視角、社會史學界降低個人角色在歷史上的影響，不斷將希特勒除魅化（Entzauberung）之後，為何還需要重新以希特勒這個人的一生來穿透納粹歷史？
本書的翻譯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不僅是因為納粹帝國黨國不分，官制軍制黨職難以找到適切的中文翻譯去對應權力體制的疊床架屋，也不僅是因為東線戰場的最新研究在台灣尚未有系統地引介，更在於作者設定的對話對象是已有基礎認識的德國青少年，下筆極簡卻附載大量不言自明的訊息。譯者林繼谷在歷史專業術語上的翻譯做到溯源的精準，校正台灣過去一些望文生義的譯法，更透過某些譯注補上作者未細說的空白。精確的術語翻譯，在閱讀認知上可以達到定錨的作用，這是好譯本帶來的正面效益之一。對台灣讀者而言，這本書雖然是一本傳記，不足以替代任何納粹帝國的歷史論述，但是卻是個全面性的起點，不管是繼續考掘納粹歷史，或者是從獨裁者的權力角度反思台灣過去的歷史和當前轉型正義的課題。
◎本文作者曾就讀於德國畢勒佛大學歷史系、德國維藤‧赫德克大學（Universität Witten/Herdecke）文化反思學院歷史系，現為自由寫作者。
●中文版序
這本書是在2015年由慕尼黑的卡爾‧漢瑟出版社（Carl Hanser Verlag）所出版，德文的書名是《阿道夫‧H
──一個獨裁者的一生》。在德國每個人都知道，書名的這個「H」代表了誰，代表了什麼。但是在其他國家，恐怕必須將「希特勒」全名完整地拼寫出來，才有人知道這個人是誰。但是叫這名字的那個人，絕對是世界知名──他是邪惡的象徵、集體犯罪的罪犯，也是萬眾擁戴的「德意志民族領袖」。
希特勒往往不被視為德國晚近歷史的一部分，而是當作一種歷久彌新的現象。看看網際網路和影視媒體，幾乎每天都可以找到關於希特勒的新鮮事。之所以要寫作這本書，其中一個理由正是如此：特別是年輕的讀者如果對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有所疑問，不希望他們只能到上述媒體之中找尋答案。
所以本書的目的，就是要給予讀者們可靠的資訊。其次我希望將希特勒在德國歷史上定位，獨裁者的道德敗壞毋庸置疑，但是德國社會曾經給予他權力，部分的人甚至直到「第三帝國」慘烈地毀滅時，仍然堅定地站在他這一邊，整個社會也因此背負著罪責的重擔。年輕的一代因此自暴自棄，不想再以負責任的態度處理這一類的歷史遺緒。
這本書發行以來廣受好評，同時擁有眾多的讀者。最初本書主要是針對青少年，但後來也有許多成年人閱讀。我很高興我所寫的希特勒傳記，能夠以中文翻譯版問世。
感謝林繼谷先生對於這本書用心地處理，和他的合作共事不僅專業，而且十分愉快；同時我也要感謝麥田出版社選擇了這本書翻譯出版。最後我要再次感謝我在德文第一版中提過的許多人，特別是漢瑟出版社的卡特雅‧德薩卡（Katja Desaga）女士和我的妻子珮塔‧梅爾頓（Petra Mertens）。
柏林，2017年2月
托馬斯．桑德庫勒
●前言
「講希特勒到底講夠了沒？」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因為阿道夫‧希某人這個從1933年到1945年主宰了德國的獨裁者，在公共生活與媒體上無所不在。儘管如此，或者說正因為這樣，為年輕的讀者們專門寫一本現代的希特勒傳記，是很有意義也很必要的事。因為現在電視上和網路上所提供的資訊，對於解讀和理解「希特勒現象」，往往沒有什麼幫助；迄今為止，也沒有一本專門為青少年書寫的希特勒傳記。這本書的目的在填補這個空白。
傳記乃是生活史的研究成果。在19世紀，傳記被視為歷史書寫者的高度技藝。之所以要書寫傳記，是為了幫後世保存重要人物的生活和其影響。歷史是由「偉人們」所創造，不管怎麼說，很多歷史學家和他們的讀者對此深信不疑。
傳記通常都把一個歷史人物放在他們的時代脈絡中來呈現，但是在希特勒這個例子上，歷史學家卻看法分歧。是希特勒造就了歷史，還是他被歷史所造就？他支配了德國社會，還是他被社會所支配？這些問題的答案，同時也影響了歷史書寫的方法。在希特勒身上看到納粹德國時期領導人和統治者的歷史學家，會寫出希特勒的傳記；而另外一邊持相反意見的歷史學家，則會寫出納粹時期的德國社會史。傳記和社會史從出發點開始，就彼此互斥。
這本書的書名《阿道夫．H》，目的在強調，希特勒個人的生平事蹟，和他做為政治人物所造成的影響，兩者間有著巨大的差別。我們可以質疑，有關他的生活瑣事是否因此而值得一提。1945年以後就有一種名副其實的「希特勒研究」，發掘出大量他生活中的種種細節。如果你想寫一本希特勒的傳記，了解這些細節乃是不可或缺的，但這些細節本身能夠提供的東西很少。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 （Sebastian
Haffner）是一位法律學者與歷史學家，在納粹時期曾逃出德國，他指出希特勒的個人生活有一種「超乎尋常的貧乏」。對哈夫納來說，如果少了政治，希特勒什麼都不是。希特勒生活中的所有一切，「都和當代史密不可分，他本身就是當代史。青年希特勒反映了當代史，中年希特勒仍然反映出當代史，但也反過來影響了當代史；晚年希特勒則決定了當代史。他先是為歷史所造就，而後造就了歷史。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一生所給出的東西，實際上常常讓人錯誤地解讀，不管在1919年以前或者以後都是一樣。」
歷史學家本身也是同時代的人，他們對於歷史的觀點，會隨著他們質疑過去而改變。政治評論家尤阿胥‧費斯特（Joachim Fest）在1973年出版了一本希特勒的傳記巨作，他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受過教育的市民階級對於「領袖」（Führer）
趨之若鶩，甘附驥尾。對於這個問題，費斯特發現實際上有兩個原因：市民階級厭惡「政治」，不覺得自己有保護民主的義務；然後希特勒用他優異的能力來誘拐德國人。費斯特認為希特勒是一個沒有顯著特點的「不能說之人」（Unperson）
，但同時卻是一個「政治天才」。直到戰爭爆發之前，希特勒對於德國人來說，乃是「德國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甚至連費斯特本人也有同感：「或許是德國歷史上最完美的一個。」
但希特勒真的是一個偉人嗎？像他這樣給整個人類帶來很多苦難的人，還可以稱之為偉大嗎？當然不是。用前面所提到的定義來說，希特勒並不是「偉大」，而是一個巨大的毀滅者，這是一個重要的區別。英國歷史學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寫道：
「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人，僅靠著個人的名號，就造成如此大規模的毀滅。希特勒這個名字，絕對是有史以來，在現代造成文明最深遠崩壞的最主要始作俑者。」他繼續闡述，希特勒這個人，「對於那12年災難性的可怕經過，絕對是最關鍵的人物。」
克肖執筆的《希特勒傳》大概比費斯特的《希特勒傳》晚了一個世代出版。克肖提出的問題與費斯特近似，但觀察的角度卻截然相反。這位英國歷史學家並不是從希特勒出發去看社會；而是反過來，從社會的角度來觀察希特勒。德國的社會造就了希特勒的崛起，最後社會反而被希特勒所宰制。克肖比較不關心希特勒這個人，他感興趣的是他如何行使權力。在這種方式之下，關於德國人的責任與道德崩壞這個問題，會比在傳統傳記的架構之下容易回答。對於那些想要處理希特勒一生的歷史學家而言，克肖的論述豎立了一個標竿。
從那之後又過了好幾年，關於國家社會主義的研究不斷地進步。最近的研究特別著重對於納粹德國的社會理解與它的暴行，主導的中心概念一方面是「民族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另一方面是大屠殺。在這本書之中，希特勒的一生，將穿插在納粹德國的前史（Vorgeschichte）與歷史當中介紹。我們所要講述的不止是獨裁者的生平事蹟，而是至少包含了從20世紀交替之初以來，德國（和奧地利）的社會史，以及納粹德國的歷史。只有這樣才能夠解釋和說明，希特勒是如何崛起、統治與敗亡，他又是為什麼會崛起、統治與敗亡。
接下來的幾個篇章，做為一本政治傳記，希特勒的生平事蹟毫無疑問地非常精彩，這段歷史遵循著崛起、高峰、沒落和衰亡這種古典套路。這也是一個年輕魯蛇的故事，這個魯蛇在政治圈打滾了30年，然後在十年之內崛起成為強大無比、名聲卓著的「領袖」，接著變成戰爭狂人和集體屠殺的劊子手，最後躲在柏林的地堡內當一隻地鼠，用自殺結束自己的一生。
關於希特勒和他的國家，已經出版過無數相關的書籍和論文。如果要把這些全部納入考量，那麼這本書的內容馬上會面臨爆炸。相反地，青少年取向架構應該是在最新的研究基礎上，用簡潔扼要的語法來陳述。
我希望這本希特勒傳記所講述的方式，能夠讓讀者回顧那個年代，設身處地評價當時發生的事情，以及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然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夠靠講述就說得明白，像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就沒辦法講述，只能描述和形容。
這本書裡面還有照片和插圖。因為希特勒和納粹德國在今日的媒體圈裡占據了一個重要的地位，所以我盡可能選擇那些在媒體上很少或是根本不曾出現的圖片，希望能夠開啟一個不同的視野來檢視希特勒。
為了不妨礙閱讀的流暢性，引述的資料如果有所省略，並不特別註明。所有參考的書籍和論文，會在書末的附錄中做一個總結，以便吸引讀者更進一步的閱讀，我會特別列出平裝書和容易入手的參考書籍。在附錄中也會註明所有引用資料的出處。
這本書不是一本即興之作。我也不是因為2015年5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70週年，才來寫一本希特勒的傳記。相反地，這本書有一段很長的背景故事。這個構想是受到我的女兒卡特雅（Katja）所啟發，當時她還是中學生。在一段漫長的開車旅程中，卡特雅鉅細靡遺地詢問我關於希特勒的事蹟，然後她要求我把所講的寫下來保存。整個寫作比當初所預計要花上更多的時間，也比我所想像的更加困難。所以我很高興，終於完成了這個計畫。
我要感謝卡特雅，還有我的二女兒尤莉亞（Julia），我的妻子珮塔‧梅爾頓，我的同事克拉拉‧沃本（Clara Woopen），感謝他們提供的寶貴建議。還要感謝我的經紀人恩斯特‧皮朋（Ernst Piper）的操煩，以及漢瑟出版社的烏爾里希‧史托里寇．布魯門（Ulrich Störiko-Blume）先生。也感謝我的編輯馬爾特‧瑞特（Malte
Ritter），感謝他為這本書做了專業的處理。
柏林，2014年10月
托馬斯．桑德庫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