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不單破壞文化,也重構文化,其宣傳藝術通過欽定典範、複製樣板等方式,為毛時代的政治帶來了巨大能量,讓文革的理想和暴力走向極端。文革時期的中國,到處是一式一樣的複製品以及千篇一律的行為,任何人若要展示自己的獨特性,都必須背負極大的壓力。然而,許多參與文革者在服從權威的同時,卻又感受到一種難以名狀的自由。到底如何解釋這種現象?文革除了是一段佈滿傷痕的歷史,我們還可以從甚麼角度去理解那高度同質的世界中,各式各樣的文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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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詳細分析文革時期不同種類的文藝作品與檔案文件,並深入訪談幾十位文藝工作者和平民百姓,以解釋這種在威權統治之下、個體卻自認為經歷著解放的現象。作者認為即使文革充滿肢體暴力,但文鬥才能觸及人民的靈魂;因此,解讀文藝活動及其背後邏輯,是理解文革的關鍵。
這本著作對文革時期的文化史做出了周全而細緻的研究,卓有貢獻。關於中國人民如何生活在火紅的革命時期,以及如何在其中感知與創作藝術的問題,彭麗君提供了嶄新的觀察與思考角度。—— 安德魯.瓊斯 Andrew F. Jones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語言及文化系教授)
本書是對文革研究領域的一項重要介入—彭麗君融合了新與舊的研究進路,推動我們重新思考中國十年文革期間文化生產的政治與歷程。—— 柯瑞佳 Rebecca Karl(紐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彭麗君進行了細緻的研究,引領讀者進入文革的世界,包括各種複製、建構樣板與典範的藝術行為,它們構築了文化和政治領域,然後在社會景觀中被廣泛傳播,以至成為生活時尚。本書建基於無懈可擊的研究,帶來了令人振奮的新見解,絕對是理解中國文化大革命不容錯過的書。—— 杜登教 Michael Dutton(倫敦大學金匠學院政治學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彭麗君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哲學博士。研究興趣包括中國現當代視覺文化、知識產權論述、文化政策、美學理論、政治理論等。
李祖喬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科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博士生。
彭麗君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哲學博士。研究興趣包括中國現當代視覺文化、知識產權論述、文化政策、美學理論、政治理論等。
李祖喬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科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博士生。
目錄
圖片目錄 xi
中文版序 xiii
鳴謝 xv
導論 1
(一)藝術、政治與經濟
第1章 毛式美學 31
第2章 文革的文化經濟:文學的生產與流通 59
(二)典範與複製品的文化
第3章 典範與複製品的藝術與文化 85
第4章 赤腳醫生與女性形象 109
第5章 跨地方文化的戲曲與移植 137
第6章 革命芭蕾舞的類型和形式 163
第7章 毛澤東作為社會道統 197
第8章 知識分子作為牛鬼蛇神 221
結語 247
參考書目 255
索引 289
中文版序 xiii
鳴謝 xv
導論 1
(一)藝術、政治與經濟
第1章 毛式美學 31
第2章 文革的文化經濟:文學的生產與流通 59
(二)典範與複製品的文化
第3章 典範與複製品的藝術與文化 85
第4章 赤腳醫生與女性形象 109
第5章 跨地方文化的戲曲與移植 137
第6章 革命芭蕾舞的類型和形式 163
第7章 毛澤東作為社會道統 197
第8章 知識分子作為牛鬼蛇神 221
結語 247
參考書目 255
索引 289
序
中文版序
2014年9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休假正式開始,我計劃好好利用這一年的安靜,把過去幾年累積的文革文藝研究整理出來。可是,香港社會同時進入極度的不安和躁動,我也變得神經兮兮,一方面盡量把自己鎖在距離當下很遠的中國文革中,努力尋找它的秩序和邏輯,但另一方面,我又無法不讓自己的情感被運動綁架。書就在這樣跌跌撞撞的環境中定調—紙上,文革跟雨傘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我也知道香港的當下,或多或少影響了我書寫文革時應該擁有的泰然。
我寫文革的初衷很單純:出於簡單的好奇。我跟大部分在香港長大的同齡人一樣,對毛時代的中國一無所知,這是殖民者對被殖民者植入的無知。無知不是福,因為它會生根發芽,演變成愚昧和歧視。我想填補自己對中共的知識貧窮,也希望為自己既有的觀念帶來衝擊。是好是歹,這是一本沒有親歷文革的香港人所寫的文革書,這個位置自有它的視角。我選擇從文革入手,也隱隱帶著對革命的浪漫想像。當然,這想像很快被厚實和互相矛盾的史料所沒頂。到最後,我只希望,面對這樣一段暴烈的歷史,能夠寫一本溫柔一點的書。
雖然中國政府依然把文革定義為「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但事實是,無論它最後如何失敗,也掩飾不了它亮相時所帶出的暴力、速度、義無反顧、連根拔起,它的能量在二十世紀世界各場革命中都毫不遜色。可是在五十年後的今天書寫這一革命,我們能否溫吞一點,多些轉彎抹角,留自己也留歷史多些迴轉和對話的餘地?這書見證了自己對待這段歷史的蹣跚和關懷,有些話講得不清不楚,是自己力有不逮,也多少反映了我對當時(和現在)複雜世界的猶豫。但書寫文革,沒有讓我害怕政治,反而,我確信人們從私入公是一個實踐平等的過程,只是文革沒法堅持這個政治願景。也因此,雨傘運動在某程度可以是文革的一個反證,還看這一代人的定力,以及虛心的經營。
彭麗君 2016年5月 香港
2014年9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休假正式開始,我計劃好好利用這一年的安靜,把過去幾年累積的文革文藝研究整理出來。可是,香港社會同時進入極度的不安和躁動,我也變得神經兮兮,一方面盡量把自己鎖在距離當下很遠的中國文革中,努力尋找它的秩序和邏輯,但另一方面,我又無法不讓自己的情感被運動綁架。書就在這樣跌跌撞撞的環境中定調—紙上,文革跟雨傘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我也知道香港的當下,或多或少影響了我書寫文革時應該擁有的泰然。
我寫文革的初衷很單純:出於簡單的好奇。我跟大部分在香港長大的同齡人一樣,對毛時代的中國一無所知,這是殖民者對被殖民者植入的無知。無知不是福,因為它會生根發芽,演變成愚昧和歧視。我想填補自己對中共的知識貧窮,也希望為自己既有的觀念帶來衝擊。是好是歹,這是一本沒有親歷文革的香港人所寫的文革書,這個位置自有它的視角。我選擇從文革入手,也隱隱帶著對革命的浪漫想像。當然,這想像很快被厚實和互相矛盾的史料所沒頂。到最後,我只希望,面對這樣一段暴烈的歷史,能夠寫一本溫柔一點的書。
雖然中國政府依然把文革定義為「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但事實是,無論它最後如何失敗,也掩飾不了它亮相時所帶出的暴力、速度、義無反顧、連根拔起,它的能量在二十世紀世界各場革命中都毫不遜色。可是在五十年後的今天書寫這一革命,我們能否溫吞一點,多些轉彎抹角,留自己也留歷史多些迴轉和對話的餘地?這書見證了自己對待這段歷史的蹣跚和關懷,有些話講得不清不楚,是自己力有不逮,也多少反映了我對當時(和現在)複雜世界的猶豫。但書寫文革,沒有讓我害怕政治,反而,我確信人們從私入公是一個實踐平等的過程,只是文革沒法堅持這個政治願景。也因此,雨傘運動在某程度可以是文革的一個反證,還看這一代人的定力,以及虛心的經營。
彭麗君 2016年5月 香港
內容連載
秩序與失序
如果現代的歐洲藝術靠詩和藝術去觸及秩序世界的背後,毛式藝術的任務卻是相反,是要去建構秩序。毛式藝術的責任,是要在一個高度散亂的政治現實中,提供一些情感和美學上的碇泊處(affective aesthetic anchorages),建構一個相對於政治混戰來說比較連貫的存在領域。毛式藝術試圖為人們提供一個安穩的象徵,讓人確信萬物的背後存在一個超越性的結構。如果法國大革命是打造出歐洲浪漫主義的催化劑,所回應的是人們對啟蒙理性的幻滅;那麼,毛式浪漫主義則要呈現一種「準理性」(quasi-reason),作為一種可以合理解釋現實生活為何如此混亂的想像力。可以說,高度不穩定的政治環境,是文革藝術充滿力量的原因,因為它們有助把分散的政治能量拉在一起。
毛式浪漫主義有其超現實主義的面向。即是說,這種美學能夠超越物質性的現實。例如,在電影《紅色娘子軍》原版本的處決一幕中,我們看到男主角洪常青在飽受折磨後,拖著滿身傷痕的身體就義。但是,在樣板芭蕾舞劇中,江青要求製作團隊把他刻劃成強壯有力,給他安排一些充滿力量的舞蹈,如同一隻準備一飛衝天的鷹。19我們看到一個超現實的洪常青,面對死亡仍然充滿力量和勇氣、不屈不撓,展示出強大的毛澤東精神。這種安排,肯定會使那些稱許《聖女貞德蒙難記》(La Passion de Jeanne d’Arc,1928年由德萊葉[Carl-Theodor Dreyer]執導)的西方觀眾感到煩厭。不過,《紅色娘子軍》卻是在當時被確認為既「現實」又「浪漫」的新中國模範作品。我們可以說,刻劃洪常青的整體的情感強度違反常理。但是,不屈不撓的英雄和壯觀的美學,可以為迷失方向的社會提供一層額外的現實,使人在其中找到慰藉。如果說,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1964年到1979年是最變化無常的一段時期;那麼,宣傳文化中所展示的浪漫氛圍,則穩定和持久得多了。
如果現代的歐洲藝術靠詩和藝術去觸及秩序世界的背後,毛式藝術的任務卻是相反,是要去建構秩序。毛式藝術的責任,是要在一個高度散亂的政治現實中,提供一些情感和美學上的碇泊處(affective aesthetic anchorages),建構一個相對於政治混戰來說比較連貫的存在領域。毛式藝術試圖為人們提供一個安穩的象徵,讓人確信萬物的背後存在一個超越性的結構。如果法國大革命是打造出歐洲浪漫主義的催化劑,所回應的是人們對啟蒙理性的幻滅;那麼,毛式浪漫主義則要呈現一種「準理性」(quasi-reason),作為一種可以合理解釋現實生活為何如此混亂的想像力。可以說,高度不穩定的政治環境,是文革藝術充滿力量的原因,因為它們有助把分散的政治能量拉在一起。
毛式浪漫主義有其超現實主義的面向。即是說,這種美學能夠超越物質性的現實。例如,在電影《紅色娘子軍》原版本的處決一幕中,我們看到男主角洪常青在飽受折磨後,拖著滿身傷痕的身體就義。但是,在樣板芭蕾舞劇中,江青要求製作團隊把他刻劃成強壯有力,給他安排一些充滿力量的舞蹈,如同一隻準備一飛衝天的鷹。19我們看到一個超現實的洪常青,面對死亡仍然充滿力量和勇氣、不屈不撓,展示出強大的毛澤東精神。這種安排,肯定會使那些稱許《聖女貞德蒙難記》(La Passion de Jeanne d’Arc,1928年由德萊葉[Carl-Theodor Dreyer]執導)的西方觀眾感到煩厭。不過,《紅色娘子軍》卻是在當時被確認為既「現實」又「浪漫」的新中國模範作品。我們可以說,刻劃洪常青的整體的情感強度違反常理。但是,不屈不撓的英雄和壯觀的美學,可以為迷失方向的社會提供一層額外的現實,使人在其中找到慰藉。如果說,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1964年到1979年是最變化無常的一段時期;那麼,宣傳文化中所展示的浪漫氛圍,則穩定和持久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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