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

作者序
歷史尋找本土（練乙錚）
高貴的鬱躁（吳叡人）
重蹈蒙古人覆轍的香港民族（楊海英）
陸沉未必由洪水（余杰）

導論  書寫香港人的歷史故事

第一部  談舊憶往：開埠前後的歷史、地理和人物
第一章  細說從頭：嶺南諸族源流考
第二章  是漢？非漢？嶺南陸上族群之形成
第三章  南海的大航海時代：嶺南海洋族群之興起
第四章  當西方遇上東方：洋商、買辦、混血兒
第五章  西學東漸與文化混血兒

第二部  開山闢地：登上世界大舞台
第六章  篳路藍縷的香港建政史
第七章  施善與自治：香港民間社會之萌芽
第八章  以港為家：精英本土意識之萌芽
第九章  中華鄰國萬歲：香港與中國國族主義
第十章  同途異路：港粵風雲下的本土意識

第三部  繽紛時代：邁向現代都會
第十一章  脆弱的榮景：戰前香港的現代化進程
第十二章  終戰、冷戰與失落的民主
第十三章  大中華文化主義與躁動新一代
第十四章  相遇獅子山下：香港普羅國族意識之奮興

第四部  鬱躁之都：香港人的挫折與抗爭
第十五章  被賣的亞細亞孤兒：英屬香港之黃昏
第十六章  六四慘案與民主抗共：高度政治化的後過渡期
第十七章  歡迎中國！新殖民主義與香港人的抗爭
第十八章  再見中國！香港國族主義成長之痛
後記  革命過後

跋  香港國族之魂

參考書目

作者序

　　本書的第一版《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於二○一五年出版，距今不足兩年。但香港正處於歷史的轉折點，局勢轉變快若閃電，一夕之間、如隔三秋。筆者故此推出更名為《香港，鬱躁的家邦：

　　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的第三版，除了於書末加添對近兩年局勢之描述，亦著手修訂其他章節的內容。臺灣與香港，同為備受中國帝國主義欺壓的新興國族，故筆者特意到臺灣出版第三冊，讓臺港兩國讀者能從彼此的經驗中互相學習、彼此支援。

　　一些讀者不明白何以本書書名會有「鬱躁」，亦有些朋友以為本書為關於精神健康的科普著作。可笑的是，一些批評者未有瞭解本書的論據，就「標題黨」地指斥本書過於「灰暗」。而親中媚共的中央政策組顧問王卓祺教授，甚至指：「我們最近有些年輕人自殺，可能與這類書籍（提及）的想像有關。」（《明報》，二○一六年四月廿二日）

　　本書之命名，與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無關，亦不是源於麥嘜的《算憂鬱亞熱帶》。本人起題之目的，是要向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該書與史明前輩的《臺灣人四百年史》同為臺灣本土史觀之起源。因著這種以本土解放為念的史觀，臺灣人才能夠在中國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持續抗爭，到一九七○年代末更展開令臺灣演進為自由民主國家的本土運動。如果解嚴前的臺灣是苦悶的話，那麼當今受中國殖民主義欺壓的香港，即是既憂鬱、亦躁動，故曰「鬱躁」。

【歷史尋找本土】練乙錚　香港《蘋果日報》特約評論人

　　讀了史家徐承恩先生寫的香港史，有感而言。或者可從日前大陸「兩會」上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的一句話談起。他說：「中央任命行政長官時，不是橡皮圖章，而是有實質任命權。」如果不細察語境，這句話沒什麽奇怪；當權派認為天經地義，反對派覺得那是共產黨一貫的專制話語。

　　但是，張德江那句話值得玩味，其中包含兩個要害：

　　一、「實質任命權」是當民意背離黨意時直接由黨全權行使的，等同「反民意任命權」。不過，共產黨怕尷尬，不採用「反民意」這個詞，而用「實質」。也好，大家可更清楚看透共產黨的實質。

　　二、「橡皮圖章」的意思和用法，被這位黨國領導人徹底顛覆。「橡皮圖章」一般指這樣的一種決策機構：在重大議題上，機構成員的意見無分量，決定由頭到尾都由「上頭」做，成員只負責舉手通過，在文件上蓋章。這種機構到處有，中國特別多，「兩會」是典範。奇怪的是，領導人談香港選舉，竟强調自己「並非橡皮圖章」，那是什麽意思？

　　如果《基本法》說的那個「具充分代表性」（能反映民意？）的選委會選出一個不完全契合張德江心意的人當特首，而他竟被逼接受這個結果及背後的民意，那麽堂堂人大委員長就變成「橡皮圖章」了；因此他當然要提醒大家，他會代表中央一意孤行，行使絕對的否決權。

　　共產黨簡單一句話，裏頭也那麽多的「微言大義」，如果由它來寫它自己的歷史，這歷史你可相信？如果由它來寫你的歷史，這歷史你能接受？

　　鄭成功為例：歷史書寫面面觀

　　明末活躍在福建沿海一帶的海商鄭芝龍，與荷蘭殖民人合作，在東海一帶走私，作業範圍北至日本，後來接受明朝招安，改為對付荷蘭人，並在臺灣開設基地，是為漢族經營臺灣的開始。他在日本的時候，娶九州平戶女子田川氏為妻，生下鄭成功。鄭成功繼承亦商亦盜的家業，明亡之後受南明賜國姓朱，世稱「國姓爺」（荷文Koxinga），繼續抗清，並在臺灣扎根。這個「扎根」，什麽意思呢？

　　臺灣當時並非荒島一個，而是大量原民生活了至少一萬年的居地。有實物證據的史前史說明，在五千年中華文明出現之前，他們就已經在那裏繁衍；現代人類學者歸類之為「南島人」（Austronesian）。和所有海洋帝國主義者一樣，鄭成功扎根臺灣，靠的是對那裏的「低等民族」大規模搶地、殺戮，種下的是四百年「原漢衝突」。

　　然而，殺剩的原民太少，他們沒有文字歷史，而漢人寫的歷史諱言事實；後來清帝國收復臺灣之後，延續漢人政策殖民臺灣，繼續漠視島上「化外之民」的利益，更對原漢衝突閃爍其詞。因此，在漢族的歷史論述裏，鄭成功不僅順利當上反清復明民族英雄，更是開發臺灣的最大功臣。今天北京强調的「臺灣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便是鄭氏功勞。甚至，以早期漢族或漢化百越族移民的後代為主的臺灣人（即前一段時期裏俗稱的「本省人」），竟也普遍認同這個論述。

　　但臺灣原民並不這樣看鄭成功。二〇一七年三月六日民進黨籍立委Kolas Yotaka（阿美族）於立法院質詢大會上發言指出，內政部每年辦理「春祭」並由部長擔任主祭，當中包含鄭成功紀念儀式，原民對此十分不解，因為當年就是鄭成功進行武裝拓墾，將原民土地任意分配給他手下文武官員，剝削程度甚於荷蘭人。因此她說：「這就好像現在在台灣還有人拜蔣介石、陳誠，大家是什麼心情？」

　　臺灣有關鄭成功的爭議，主要已不在於歷史事實，而在於對史實的看法和態度。換句話說，史實怎樣解讀，歷史怎樣書寫，無可避免有立場問題。

　　史料集和歷史：非一一對應

　　理想國裏，歷史是自然科學，相應一套客觀真實，衹有一個準確的對真實的論述。但事實上，除了在處理個別微細史料的時候，史家通常不能絕對客觀；史料的整合程度越高，書寫便越發包含主觀意識與立場：為什麽要將史料Ａ結合史料Ｂ而得出結論，而不是選取史料Ａ和史料Ｃ的組合呢？當史料組合足以支持一個單一複雜歷史事件（如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重構之時，據此作出來的大體上客觀的論述卻往往不止一個；而所謂「大歷史」的書寫，就更難規範。

　　這是因為任何發生了的事情、場景和背景，加起來總是無比複雜的；史家在收集史料，並對之篩選、加權、最後試圖重構成為一個「有理故事」的時候，每一步都牽涉主觀。簡單地說，史料集和基於這個史料集而書寫出來的歷史，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從同一個史料集出發，可以「客觀地」書寫出若干套取態甚或結論都不同的歷史。何況，史家有時還會從相當不同的史料集出發書寫歷史。（注意，這還未考慮刻意歪曲或捏造歷史等不良動機和行為。）　　

　　例如，過去我們通常讀到的清朝歷史，主要是民國以來史家根據漢文史料寫成的。九十年代興起的「新清史學派」，則重視從滿、蒙文中發掘原始材料，建構出不同的或者是更大的史料集，然後進行書寫。後者自會帶有不同的視角，於是產生了所謂「邊陲作為中心」的另類論述。這個學派的發軔，無疑是緊密結合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新馬克思主義者對西方近現代殖民主義時期裏佔了主導地位的「歐洲中心主義」思維所作的批判。

　　可以說，任何一套哪怕是嚴格地使用客觀史料書寫出來的歷史，也不可能是唯一合理的、絕對權威的；若有一套歷史說法定於一尊，那很可能是受惠於政治權力肆意排他的結果。這個道理，替新的歷史書寫打開了門路。

　　本土運動和歷史書寫

　　顯然，像臺灣這樣的一個多族群國家，歷史書寫包含了一個深層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生成一套各方都可接受的歷史，政治前提是族群平等，並且在平等的基礎上走向融和，而文化前提則是每個民族首先要寫出自己的信史。要做到這點絕對不容易；政治和文化資源的長期不平等是障礙，但更根本的是，弱勢民族必須從不自我識的沉睡中醒覺，意識到需要有自己的歷史論述。知此而後可行。
　
　　在臺灣，迄今佔主流地位的大歷史論述特別是近代史論述，還是國民黨政府一九四九年遷臺時帶過去的那一套，香港人完全熟悉，因為基本上就是特區政府在中學廢除中史必修科之前教授的、以「中原／華夏史觀」為基礎的同一套。這套論述特別是其近代史部分，經過近百年來學者的千錘百煉，學理基礎已經十分穩固，再加上政權力量在學校裏强制傳授了幾十年，已經佔據起碼兩代中國人的頭腦，根深蒂固。
　　
　　不過，臺灣的本土運動源遠流長，政治民主化之後也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故有一套歷史觀念和歷史教學的壟斷地位已然鬆動。以本土史觀寫出來的歷史著作，逐漸能夠和原來的一套分庭抗禮，其中尤以左翼史家施朝暉（筆名史明）以獨立臺灣、勞苦大衆的觀點寫出來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最重要。

　　施氏早年留學日本，於其時已經主張臺灣獨立，觀點與中共當時操控的臺灣共產黨一致；二戰期間，他到大陸領導「臺灣隊」抗日，後因不滿共產黨的獨裁傾向而分道揚鑣，重新回到日本，之後埋頭苦幹十餘年，寫成他那本今天不少臺獨人視為「聖經」的臺灣史。原民方面，筆者孤陋寡聞，還未見過定義性的原民史面世；臺灣國史館文獻舘在這方面做的工作相當多，但主要還是原民史料的發掘和整理。

　　香港人：自己歷史自己寫？

　　一直以來，香港的重要性都是以其對大陸的影響而言的。例如，在論述孫文革命和香港的關係、省港大罷工和中共的關係、韓戰時期香港的轉口港角色對大陸的貢獻、大陸改革開放時期對香港資本和管理經驗的依賴、八九民運裏香港人組織的「黃雀行動」如何支援中國民運等等之時，香港都衹是因中國而重要。

　　這種香港從屬中國、邊陲從屬中土的觀念，不僅主導了建制思維，也一直是香港民主運動裏普遍的、幾乎是自明的根本立場：香港民主運動衹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觀念穩據壟斷地位，要到二〇一〇年以後、本土運動興起了，才慢慢給打破。
　
　　反倒是在學術圈子裏，七八十年代起便有變化。例如，耶魯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蕭鳳霞和她的研究團隊近四十年來以香港為基地做出的大量嶺南研究，特別是漢文化與嶺南非漢民族之間的複雜關係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和思考素材，有助建構以香港為主體的歷史觀。史家徐承恩先生的近作《香港，鬱躁的家邦》（改寫自他在香港出版的《鬱躁的城邦》），大量利用了這些學術研究，根基扎實。

　　筆者與徐先生素未謀面，之前只讀過他以介紹文獻為主的《城邦舊事》，覺得很有啓發，這次再讀他的新書，一些長期覺得困擾的關於香港歷史的疑惑給解開了，因而覺得值得把書推介給更多的讀者和朋友。適值本土運動進入「休漁期」，要是大家選擇停一停，讀點書，充實一下自己，很可能是更有益的。

【高貴的鬱躁】吳叡人 臺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To begin, begin.”
--William Wordsworth

　　1.

　　徐承恩這部《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編按：本身前身）的完成，終於為香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領域填補了一塊關鍵的空白──民族史（national history）的歷史敘事，也象徵了香港民族主義思想結構的初步成形。 陳雲以雄辯的《香港城邦論》（2011）率先發難，引古今城邦自治傳統與華夷變態之論建構香港主體，掀起本土浪潮，抵擋強國入侵。繼之則有港大《學苑》的青年志士們在《香港民族論》（2014）以社會科學之「民族」理念為香港主體命名、賦權，並以民族之名重申港人自決權利，直接挑戰香港政治想像的邊界，以及強國對「民族」話語之壟斷。2015年，安靜內斂的專業人士徐承恩獨力完成了一部香港人的「民族的傳記」（Benedict Anderson語），為新興的香港民族認同提供了歷史縱深與情感正當性，使習於流離、不善記憶的香港人開始有了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知道了自己過去從何處而來，未來應往何處而去，這將使他們惶惑的心獲得安頓，受傷的感情獲得療癒，使他們獲得鼓舞，有了更多的勇氣，決定要在這個美麗的城邦土地上，穩穩地，深深地生根、茁壯。短短四年之內，《城邦論》、《民族論》和《鬱躁的城邦》先後問世，說明了這波香港民族主義浪潮同時也是一場波瀾壯闊的意識與思想的革命運動。如今這三部作品勢將鼎足而三，相互對話詰問，共同創造當代香港政治本土主義的思想磁場，誘導著來日更多元、複雜乃至激進的論述的出現。
 
　　2.

　　《鬱躁的城邦》是徐承恩2014年著作《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的延伸與完成，然而他在《城邦舊事》中所勾勒出的本土史觀卻又是港大《學苑》2014年2月號〈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特輯所提出之香港民族論的歷史根據。另一方面，《鬱躁的城邦》同時也承接，乃至吸收了學苑《香港民族論》當中進一步提出的公民民族主義論（discourse of civic nationalism）與香港準國家論。 這個有趣而微妙的知識系譜學一方面顯示了當代香港民族主義各種思潮之間依然活潑地彼此滲透、相互影響的密切關係，另一方面也明確指出了《鬱躁的城邦》在香港政治思想光譜上接近於民族自決論的位置。不過，徐承恩在書中同時也使用「城邦」概念來指涉香港民族的政治形式，而《鬱躁的城邦》的歷史敘事事實上也融合了「城邦」與「民族」兩種視野，因此也呈現了某種「香港民族城邦史」（history of the national city-state of Hong Kong）的特質。在這個限定的，政治的意義上，這部香港民族史應該能夠在城邦論與民族論之間，架起一道對話的橋梁。
 
　　3.

　　本書篇幅很長，然而論證與敘事結構卻相當清晰。基本上，作者主張香港民族的起源，是位處中華帝國的國家力量（reach of the state）之邊緣或外部的東南方邊陲、底層諸族群，如漢化甚晚的廣府族群、被歧視的嶺南賤民族群（客家人），以及具有強烈無政府傾向的海洋族群（閩南人與蜑家人）。如借用印度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概念，這四個香港的先驅族群乃是當時中華帝國邊緣不折不扣的底層階級（subaltern classes）。這些位處中華帝國國家力量之邊緣或外部的底層族群長期與中華帝國關係疏離，乃至敵對，並且在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形成之前，即被吸收到另一個帝國，也就是大英帝國的外圍歷史軌道之內，在「處中國之外，在中國之旁」的獨特地緣政治位置中經驗了一段獨特的族群融合與民族形成的歷史，最終在七零年代形成了香港民族意識，但同樣也因為這個微妙的位置，造成香港民族意識因來自中國因素的不斷干擾而欠缺穩定性。作者在本書的敘事，大體環繞香港人與兩個宗主國，也就是中華帝國與英國的關係而開展。前三章敘述香港建城諸東南賤民族群與來自北方的中華帝國之疏離、抗拒與被征服收編或排除的關係，第四章到第十四章描述港英統治一百五十年過程中，一個英國準自治領的形成，以及香港社會的整合、土著化與民族意識的興起。第十五章敘述中華帝國再度崛起陰影下香港人試圖爭取民主以掌握自身命運的失敗嘗試。第十六章則描述九七之後中國再殖民的情境下香港青年世代民族意識的高漲與本土主義的勃興。

　　上述香港民族形成史的論證在結構上與台灣人形成史的結構頗有類似之處。臺灣人的民族意識同樣是處於中華帝國國家力量較脆弱的邊緣部位或外部的諸族群，包含臺灣本島各原住民族、拒絕降清的鄭氏東寧王國部眾，以及干犯海禁渡臺的閩粵拓荒者集團在長期經歷與不同帝國中心國家力量之衝突、拉鋸、降伏、同化與抵抗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換言之，臺灣與香港的民族意識都是帝國邊緣或底層的族群在複數帝國的夾縫之間被壓擠塑造形成的。從中國官方民族主義的觀點而言，臺灣人和香港人因此都是身處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形成過程外部的「未完成的中國人」，其異邦人性格必須加以克服與改造。所不同的是，最後統治臺灣的中華民國是一個無母國的殖民政權，而臺灣人民經由民主自決去除其殖民性格，並經由國家繼承獲得了實質獨立，但是香港人則早被強權剝奪自決與自治權利，並在九七之後在另一個宗主國下繼續承受被殖民的命運，尚未獲得獨立自主。
 
　　4.

　　從當代民族主義理論的脈絡觀之，徐承恩的香港民族源流論─或許我們可稱之為一種「非漢族的多族群起源論」，其實與英國民族主義理論家Anthony Smith的折衷主義論頗為接近：他主張民族形成的歷史路徑固然可大分為公民─領土型（civic-territorial type）與族群─文化型（ethnic-cultural type）兩種主要類型，但不管哪一種路徑的民族形成，都必須預先存在一個具有某些雖鬆散但仍可辨識之共通性的族群原型（ethnie）作為基礎，不能憑空建構。他稱之為「民族的族群起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在徐承恩筆下，構成香港民族原型的四大先驅族群雖然各有差異，但他們共享某些嶺南邊陲原住民族的共同特性，因此或許可以視為某種香港民族的「族群原型」吧。這個族群原型雖然日後在港英殖民地的準國家架構與公民制度塑造下形成民族意識，因此具有很強的公民民族主義性格，但他們畢竟並非港英建政之後陸續來港的中國移民，而是早期定住與土著化的原住民。因此，或許我們可以將徐承恩在本書中描繪的香港民族源流史，視為一種修正的公民民族論。這種「非漢族的多族群起源論」的一個重大的理論與政治意涵是，它否定了陳雲華夷變態論的華夏中心主義，從而將香港民族文化的特質定位為多族群、多元主義，同時具有非漢族成分的混血文化。解構籠罩香港的漢族意識與漢文化霸權─這是《鬱躁的城邦》在思想上重要的原創性之一。
 
　　5.

　　毫無疑問，《鬱躁的城邦》是一部由民間史家所作，具有明確政治實踐意圖和強烈本土史觀的香港通史。然而正因徐承恩不是香港學術體制內的學院史家，他才能夠如此放膽顛覆正統史學觀點，自由描摹香港民族的歷史造像。所謂學院史家們大多已在學術體制與新宗主國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雙重規訓下喪失了勇氣、想像力，以及道德熱情。對他們而言，歷史書寫早已墮落為一種知識遊戲或社會控制，然而素人書寫的《鬱躁的城邦》卻是一段與香港人民的歷史意識與集體記憶的深度對話。事實上，《鬱躁的城邦》的書寫固然是一次民間史家試圖介入政治現實的語言行動（linguistic action），但它也是一次具有深度知識意涵的政治行動：這位民間史家在書寫過程大量閱讀、消化、吸收比較客觀公正的國內外學院史學研究成果，並將他的讀書心得先寫成《城邦舊事》這冊閱讀筆記，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將這些學院歷史知識轉化為具有原創性──儘管也是政治性──的詮釋與敘事。就此而言，本書與戰後第一代臺灣民族史經典，語言學家王育德教授飽讀史料史著而在1964年寫就的《台湾：苦悶するその歴史》可謂前後輝映。這是一次香港公民公共史學（public history）的傑出實踐。
 
　　6.

　　這本由香港民間史家書寫的香港民族史，帶有一種奇妙的國際性格。此處我所指的「國際性格」，並非徐承恩在先後兩本書中再三致意的西方或日本學者如Robert Antony、 Carl T. Smith、 John M. Carroll、Ian Scott以及濱下武志等人關於香港史或海洋史的作品，而是這本書與另一個位處帝國邊緣的國家─臺灣─的因緣。如作者自序所言，他最初因受到王育德教授《台湾：苦悶するその歴史》的啟發而起心動念書寫香港人之民族史， 而他也在成書之後將本書獻給已故的王育德教授。這是本書和臺灣的第一層因緣。在撰寫香港建城到二次大戰終戰這段期間的歷史時，作者多次參照引用一本極其特殊的著作，也就是旅美臺籍史家蔡榮芳教授的《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人之香港史》或許是第一部明確強調「從香港人的觀點」或香港本土角度書寫的中文香港通史，然而它的作者卻是一位臺灣人。這是本書和臺灣的第二層因緣。值得注意的是，蔡榮芳寫作這部本土香港史時心中時刻念茲在茲者竟是同樣被籠罩在中國崛起陰影下的祖國臺灣。或許我們可以推測，身為臺灣人的生命體驗，使他獲得一種從邊陲與外部觀察歷史的視角，也使他對處於類似結構位置的香港人曖昧的認同更為敏感。他這部香港本土史最大的特色，就是擺脫了中國愛國史觀的虛構，細膩地捕捉到香港人「認同中國，但希望與中國保持距離」的矛盾心理與雙重認同。最終，蔡榮芳以香港歷史印證臺灣民主獨立的現況，並且宣告：

　　「民族國家意識由歷史演變而成，愛國主義與國家認同，是人民自發性的意識表現，而不是任何政權所能強加於人民的身上。這是政治常識，也是客觀現實。」

　　臺灣人蔡榮芳在中國崛起的前夜為理解帝國邊緣人民認同的共同困境而書寫的香港本土史，在十五年後被映照在香港市民史家徐承恩為香港書寫的民族史之中，而啟發這部香港民族史的原點，則是上一個世代的臺灣人民間史家王育德在流亡中書寫的臺灣民族史。如此迂迴、跨越世代與空間的啟示與折射，如此動人而自然的傳承，體現的不是甚麼「臺獨與港獨合流」之類低級、粗暴而反智的指控，而是處在帝國邊緣、帝國夾縫中的所有賤民階級共有的苦悶、憂傷，以及關於自由與尊嚴的狂熱的，甚至是高貴的鬱躁。

　　  7.

　　第一支箭向烈日射出了。
　　第一句話向風中呼喚了。
　　我為自己命名了。
　　我開始記憶了。
　　已經啟航了，就不會回頭了。
　　To begin, begin.

　　（2015.5.19 台北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