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那些關於自由、哲學家與存在主義的故事

場次
第一幕        先生，糟透了，存在主義！
三人正啜飲著杏子雞尾酒，許多人徹夜談論自由，更多人一生從此改變……這就是存在主義嗎？
第二幕        回到事物本身
我們遇上了現象學家
第三幕        來自梅斯基希的魔術師
海德格現身，讓我們對存在大感迷惑
第四幕        常人與內心呼召
沙特惡夢連連，海德格思前想後，雅斯培慌張氣餒，胡塞爾振臂高呼
第五幕        啃嚼開花的杏樹
沙特用心描述一棵樹，波娃讓概念活了起來，梅洛龐蒂身處中產階級圈子
第六幕        我不想吃掉我的手稿
危機乍現，兩度英勇搶救，戰爭爆發
第七幕        從淪陷到解放
戰爭延燒，卡繆現身，沙特尋獲自由，法國解放，哲學家過問世事，所有人都想去美國
第八幕        衰頹破敗
海德格哲學變調，朋友跑掉，與沙特見面情勢不妙
第九幕        探索人生
存在主義用在真實的人身上
第十幕        跳舞的哲學家
梅洛龐蒂的一章
第十一幕        這樣的戰士
存在主義者為未來奮戰
第十二幕        在最弱勢的人眼中
且看革命者、局外人和真誠人生的追求者
第十三幕        嘗過了現象學之後
他們紛紛離去
落幕        無法參透的世間萬象
細看萬象紛呈的世界
登場人物一覽
謝詞
注釋
參考書目

雞尾酒的哲學咖啡館│阮若缺

一、現象學與存在主義之崢嶸
    現象學為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產物，替當時迷惘、徬徨的年輕人指點了部分迷津，當然也包含沙特。存在主義是六○年代時方風行的哲學思想，為二戰後的青年解惑、開釋，替法國一九六八年的學運、嬉皮文化提供了堅實的論述，不言而喻。作者這部《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總體而言，可視為一本哲普小說，以及近代哲人相輕史，莎拉‧貝克威爾以空間與時間為主軸，胡塞爾、海德格、雅斯培、沙特、波娃、梅洛龐蒂、卡繆等人之間觀點的異同，呈放射狀展現，與其說是場哲學饗宴，倒不如一場哲學雞尾酒盛會來得貼切。
    當我們讀到齊克果談焦慮，海德格論科技，梅洛龐蒂談認知科學，沙特爭自由，波娃評壓迫的狡猾機制，卡繆倡叛逆，就如同一場雞尾酒盛會，他們的哲學論述攸關人生，直指人類最基本的兩大議題：「人類是什麼？」以及「人類該做什麼？」
    我們就從德國的哲學家介紹起，首位登場的便是現象學主要思想家埃德蒙特‧胡塞爾，他曾表示：「不要浪費時間在事物堆積起來的詮釋，尤其不要花時間在質疑事務是否真實。也就是說，先別管這東西的實質如何，只管盡可能描述它。」而真正將現象學發揚光大，進一步改造，引發反響的，則非海德格莫屬，但一九二○年代，胡塞爾與海德格這對師徒之間產生思想上的分歧，他們咸認為自己正邁向一個新的、更刺激的領域，對方則被拋在後頭，迷失，被誤導而停滯不前。
    胡塞爾認為，海德格的哲學錯在停留於「自然態度」或「常識」層面，他覺得海德格並沒有把世界積累起來的各種假設擱置一旁，而這正是應該被「懸擱」的，海德格沉溺於「存在」，忘了現象學存而不論的基本概念。而在海德格看來，忘掉要領的是胡塞爾本人，他往內轉向唯心主義，表示他列為優先的，乃是抽象的沉思，而非具活力的「在世存」。《存在與時間》開宗明義即表示，他不要理論性探討，不要成為羅列定義與論證；他要的是「具體」探索，從「此在」這一刻正在做什麼起步。
    然而，海德格具反猶思想，與當時納粹國家社會主義黨關係匪淺，並於一九三三年四月接受弗萊堡大學校長一職，責任是要執行新的納粹法律。他成為納粹黨員，並非權宜之計，乃出自個人信念，這到底是「政治正確」或是「政治不正確」，歷史自有公評。不過，同年，他的《存在與時間》再版，海德格給胡塞爾的獻詞，則從書中消失……這是種「漂白」與劃清界線的做法。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尾聲，風向轉變了，昔日好友雅斯培看出端倪；「海德格的思考模式，在我看來是根本上不自由，獨斷而拒絕與人溝通的，對學生來說有很大的破壞性影響。」果不其然，海德格被拔除教授權，只能鬱鬱終其一生。此外，在海德格寫給馬庫色的最後一封信，則將猶太大屠殺與戰後德國人被逐出蘇聯集團東歐地區相提並論，正好刺中共產主義同情者馬庫色的心。他在回信中指出「根本不在人與人之間可能對話的範圍內」。假如海德格無法理性思考、無法與之對話，也就看不出有什麼辦法能試著與他對話、思辨，只能不再跟他說話。
    至少早年，前往德國追研現象學，而後回法國演繹出一套新理論的沙特，他們的最大共通點就是很願意傾聽「最弱勢」者的聲音。海德格與一九三四年獲得前去柏林工作的機會，他向托德瑙堡一位「農民」鄰居請益，鄰人靜默地搖了搖頭，無獨有偶，沙特拒絕接受諾貝爾獎，則是因為不願自己的獨立性受到限制。海德格的拒絕是他個人的隱退，脫離世俗的紛爭；沙特則是對受到不公平待遇者，回應他們的要求。
    再者，兩人的名著《存在與時間》與《存在與虛無》，探討的都是人類存在的重大課題，其共同處是它們都是未完成之作，不過在著作結尾都提及可能有下集。海德格承諾會推導出最後結論：「存在」的意義在於時間；沙特承諾會對存在主義倫理提供一個基礎；結果兩個承諾均未實現。
    海德格從未遠離他的家園，沙特卻總是往前開拓，對事物發展出新的反應，或能夠將新元素和老舊概念調和在一起，海德格叮囑人們必須思考，而沙特則自體力行，不斷實際在思考。海德格有他的重大「轉向」；沙特卻是轉向、轉向、再轉向。
    他們兩人在「轉向」問題上具差異性：海德格的轉向令他從決斷轉向「順其自然」，反正他死鴨子嘴硬，認錯是萬萬不可能的；而沙特的轉向則被解釋為修正，結果令他更加決斷，更投入，更公開，更不妥協。其實有時因促擁者的吹捧，不論對錯，他也騎虎難下。
二、沙特：傳記作家
    總的來說，沙特對二十世紀當代哲學，具承先啟後的作用，他是個善用隱喻的人，可將複雜的理論，清晰表達，他所寫的《胡塞爾抽象學的一個基本概念：指向性》一文，成為歷來最易讀的現象學入門論著。另外，沙特在一九四○年代中期面對的重大問題是：既然我們是自由的，就該善用自由。一九四五年他發表了《戰爭的終結》一文，鼓勵讀者要做出抉擇，選擇他們想要的世界，並將之實現出來。基本上，他是個樂觀的理想主義者。
    不過反對存在主義者，則說：「那是令人噁心的大雜燴，充斥著哲學上裝腔作勢、模稜兩可的夢囈，還有生理上的惺惺作態、病態的品味和欲拒還迎的色情心態……那是叫人必欲壓毀它後快的顧影自憐的胚胎。」
    沙特不以為意，反而對存在主義如何應用到個別人生很感興趣，因此他也喜歡寫傳記，並對一系列人物作傳：波特萊爾、馬拉美、惹內、福樓拜（未完成）、自己（《詞語》）。他摒棄順時記述方法，以人生歷程中的突發狀況和關鍵時刻為主體，還有他們在某些處境下做出什麼決定性的抉擇才重要。
    譬如，沙特把福樓拜的寫作方式追述到他在中產階級家庭中的兒時經歷：家人把他當「白痴」，因為他愛長時間凝望著空無一物的空間，或作白日夢，或看來什麼都不做。當沙特被問及為什麼要寫福樓拜傳時，他就指出是因為那些「邊緣事物」（marginal）。那麼，我們也就不難瞭解沙特對惹內的看法了。在他眼中，惹內以違抗態度操作，把結果扭轉過來：他毫不壓抑自己，他的異化反而給予他逃脫之路。惹內賦予自己局外人的身分就是無業遊民、小偷、同性戀者或賣淫者，並把經驗中最受貶抑的元素——排泄物、體液、體臭、坐牢、暴虐性愛，變為讓他昇華的元素，糞便成了鮮花，監獄變為聖殿，將深具謀殺衝動的囚犯變成溫柔的人。這便是為什麼沙特稱之為聖人——Saint Genet：一個聖人將苦難化為純潔，把壓迫轉化成自由。
三、沙特與友人
    當然，沙特也並非聖人，他可說是哲人中前後立場最不一致者，無論是在蘇聯問題或是友誼問題上。因為他有時期望別人對他忠心不二，儘管政見不同。
    沙特和阿宏在求學時期十分親密，但在政治上歧見很大。於一九四七年，沙特曾期盼老同學阿宏對他表示忠心，卻未能如願，十分氣憤，於是跟對方完全斷絕來往。一九五五年，阿宏出版了《知識分子的鴉片》，直接抨擊了沙特及他的盟友，指控他們「對民主的失效無動於衷，卻樂意容忍最壞的罪刑，只要犯罪是出於適當的教條之名」。沙特也不是省油的燈，一九六八年五月，當阿宏反對學生的反抗行動，沙特則稱他不宜教書！
    此外，沙特還是個「愛作夢的男孩」，他追尋一種不可能的幻想，卻遇上一個頭腦清楚的正義使者——那就是更冷靜、更具智慧，且相貌更佳的卡繆，他儼然成為當時的明日之星。之後，沙特無法原諒卡繆在一九五一年提出跟共產主義大異其趣的標榜反抗的政治激進主義，並出版了長篇論文《反抗者》；沙特譴責《反抗者》為資本主義辯護，因而助長了右翼勢力，兩人經過一番你來我往的筆戰，終究導致決裂。
    沙特經歷困惑，然而走出來變得極端化，願意為理想國冒生命危險。而他的多年好友海洛龐蒂則常身陷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但仍放棄了它，改而相信人生永遠不能被套入一種理想的框架。沙特也曾評判哲學家就該是「眾人皆醉我獨醒」之人，然而他卻自認為自己才是那個清醒的人。若雙方都堅持偏執，那就沒有繼續對話的空間。不過，私下訪問梅洛龐蒂時，他表示沙特「他是個好人」，而沙特則認為：「我會說，那是個不壞的人。」
    一九五四年，沙特還畫了一張圖表，表明如何和柯斯勒、阿宏、梅洛龐蒂、卡繆等人交惡。不過，沙特和波娃有個共同的弱點：他們都喜歡帶有不妥協身分和態度的人。
四、沙特與波娃
    講到沙特，就不能不提波娃，他對她到底是加分還是減分？她被過譽或低估？這仍是個剪不斷理還亂的問題。當初，波娃就讀索邦大學，並挑哲學唸，就代表她的奮力爭取一切。對她而言，教育代表自由與自決，她的同伴們都戲稱她為「海狸」（Beaver）（這個英文與Beauvoir發音近似），意指她老是忙個不停，身為女性，在男性的學術圈裡，她必須努力不懈，以證明自己的能力。
    與其八卦她的私生活，不如在此以波娃的兩部作品，來公評一下其論述的價值。她的第一部小說《女客》，故事取材自親身經歷的一樁三角戀情：她和沙特以及波娃的學生奧嘉，在現實世界中，緊繃的三角戀引來了更多加入者，結果演變成五角戀而終告解體，結果奧嘉嫁給沙特昔日門生雅克．洛宏．博斯，沙特則與奧嘉姊妹萬妲發生關係，波娃於是黯然退出療傷，但後來又跟博斯展開一段漫長的祕密戀情，而沙特後來亦把同樣事件小說化，成了《自由之路》系列小說第一部的一條敘事線，可見這段感情在他倆的人生歷程中，均占舉足輕重的位子。不過我們從中亦發現，齊克果和黑格爾這兩位哲學家都寫進了波娃逐漸構思成形的《女客》裡，他們成為波娃思想和存在主義哲學的兩大源頭：齊克果著重自由選擇權，黑格爾則著眼於個人在歷史洪流中的史詩式願景。
    而她最具移風易俗影響力的存在主義著作為一九四九年出版的《第二性》。書中對女性的經驗與人生抉擇，乃至整個父權社會歷史的分析，鼓勵女性提升自決，質疑被灌輸的觀念和常規，奪回自身存在的控制權，婦女們閱讀後改變自己的人生，採取的便是存在主義的方法：追求自由、高舉女性和「本真性」。
    弔詭的是，一九七二年波娃曾堅稱她所寫的《第二性》，主要影響來自《存在與虛無》，但七年後她卻矢口表示，她對黑格爾哲學他者與異化觀點的演繹，與沙特毫無關係，她的前後矛盾不一，令人費解。又，《第二性》被知識界忽視的另一個原因，可能在於她採取了個案研究方法，然而那也正是具體生活方式的存在主義研究，應用研究往往被貶低為嚴肅著作的附庸，但那也正是存在主義的處事方式，然而沙特卻沒遭受這麼多的抨擊，難道這與性別也有關係？
    事實上，沙特與波娃的小說，都反映了他們在哲學和個人興趣上的差異，沙特的作品是有自由探索的史詩，戀愛僅為眾多元素的一個。波娃的興趣則在於欲望、觀點、嫉妒和操控之間的權力互動。她更聚焦於核心角色，善於探索情感與經驗如何透過身體表現出來。
五、現象學與存在主義對後世的影響
    知名的現象學家和存在主義者紛紛辭世，但其思想及意識型態已深植現代文化中，後世的追隨者對「真實」生活方式有種模糊的渴望，目標就是本真性。存在主義的焦慮及對科技世界的憂心緊密結合，在電影中可見一斑：如雷利‧史考特執導的《銀翼殺手》、華卓斯基兄弟執導的《駭客任務》、彼得‧威爾的《楚門的世界》、山姆‧曼德斯的《美國心玫瑰情》，還有伍迪‧艾倫的所有電影，而泰倫‧馬力克的片子則具海德格風：他曾鑽研海德格哲學，也曾譯過他的著作，他的電影風格多變，卻有共同的主題，探討的就是人類的身分、目的與自由。
    在圖像文化盛行的今日，片子的傳播影響力無遠弗屆，以上參考資料或許可激發年輕世代更多哲思與想法。

自由令人暈眩，但唯有擁抱它，生命才能回歸本真│葉浩

正如英國歐陸哲學專家大衛．庫柏近來指出，存在主義稱不上一個「學派」，因為其中的核心人物並不共享一套教條，而是對人類與其他存在物的根本差異、人與世界何以若即若離，以及應該如何安身立命等議題有同樣關懷，也都相信個人擁有自由而且能成為真正的自己，因此主張人必須善用自由並為自己的行為負起全責的「家族」。
本書《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正是關於這家族的成員如何理解與因應上述根本議題的書寫，同時也涉及了作者莎拉．貝克威爾這位英國作家如何與這個大家庭偶遇和重逢的故事。
一九七九年，作者買了一本沙特的一九三八年小說《嘔吐》送給十六歲生日的自己，因為過度思索「存在」而輟學之後，隔著一道英吉利海峽加上三、四十年的時差，在英格蘭小鎮過著巴黎文青那種日夜顛倒、醒了就去咖啡館高談闊論的生活，然後在閱讀、寫作之外也把戀愛、分手當咖啡品嚐，當整個世界就是一座存在主義咖啡館。
回到學校之後，貝克威爾選擇了英國的歐陸哲學綠洲艾賽克斯大學就讀，也試圖加入存在主義家族，但終究不得其門而入，埋頭寫海德格的博士論文算是她最接近的一次接觸。本書的書寫是她再次就近理解這家庭的嘗試，既是正式向那一群曾深刻影響自己的人致謝，也是一場重逢與告別。重逢的是存在主義思想，告別的是那一個涉世未深，但卻能因為思考人類的根本問題而激動不已的年輕自己。
當然，此時的作者不再是當年迷戀沙特的少女，而是出版過《閱讀蒙田，是為了生活》而揚名國際文壇的貝克威爾，也是牛津大學的創意寫作教授。《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不僅再次成功將哲思融入人物的刻劃，讓抽象且拗口的概念多了讓人得以親近的故事脈絡，也讓一群思想家躍然紙上，彼此爭辯、針鋒相對，然後友誼變了調，甚至老死不相往來。
一、斷崖上，真正令人焦慮的是可以往下跳
不意外，當年的始作俑者沙特，成了本書的核心人物。不過，中文副標題「那些關於自由、哲學家與存在主義的故事」，刪除了原文的「杏子雞尾酒」，雖然易於讀者理解本書內容，但卻省略了整個法國存在主義故事的起源，也就是那個嚇壞了沙特，讓他跑去柏林求學的酒杯，以及這杯子如何呼應胡塞爾用來談論現象學的咖啡杯這個梗。
當然，關於自由與存在的根本思考更為重要。呼籲人們「回到自身，真理就住在人的內在」的聖奧古斯丁或許是最早同時處理兩者的思想家。但，一般咸認存在主義的起源是齊克果。這位十九世紀的丹麥哲學家的主要關懷與之前的思想家不同，不但對實際存在的「人」情有獨鍾，更對於人的「存在」大感興趣，因為：人乃唯一會關心自己為何存在的存在物，且能不斷追求自我，想要成為心中的那個自己！
齊克果於是替西方哲學開啟了致力於思索人類作為一種獨特「存在個體」的新頁。在此之前的哲學，例如形而上學固然關心外在世界的存在與本質，也深入探究「什麼」東西存在，以什麼「方式」存在，以及「為何」存在等問題，但，關於「人」的理解向來置放於世界秩序之中，不管這「世界」是如何被理解，例如單純由物質所構成，亦或非物質的宇宙精神之向外投射，人都不過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因此，理解了世界的普遍性運作原則或規律，等於理解了人的本質。
齊克果不但讓哲學關懷從世界轉向人類自身，特別是作為一種受限於特定時、地的具體存在，亦即海德格所謂的「此在」，同時也關注起人的內在與外內之關係，而影響最深遠的正是他所提出關於內、外兩個世界不一致而引起的情緒：「焦慮」。他強調焦慮與恐懼並不相同，因為後者有具體的對象，但前者卻關乎難以名狀，無法列舉的一切可能性，換言之就是「自由」。這種焦慮肇因於人類作為一種「有限」存在卻意識到「無限」的自由之衝擊，其症狀是暈眩，如同人們瞥見深淵時那樣。當然，齊克果還發現，「眼睛本身跟深淵一樣重要，畢竟如果不往下看的話也就沒事」，也因此人們總喜歡假裝自由並不存在。
深受齊克果影響的存在主義，可說是探索「存在焦慮」的一曲變奏。沙特的版本是：一個人站在斷崖上時，真正的恐懼不是來自失足跌落的可能性，而是沒有人能阻止自己縱身一躍的想法！
斷崖的說法不但戲劇化了齊克果的隱喻，也進一步整合了後者關於人類處境的另一個深入觀察：人生總有必須在「非此即彼」之間選擇的時候——當然也可以選擇逃避，但「不作決定本身就是一個決定，不作選擇本身也是一種選擇」。沙特將深淵改成斷崖的說法，凸顯了自由不僅能涉及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亦可攸關生死。畢竟，斷崖上所意識到的，乃一種生死操之在己的能力，也就是選擇從此與世界斷絕關係或留下來繼續活著的絕對自由。這時，焦慮不僅是「自由帶來的暈眩」，更是一種意識到自己就站在生死兩界的裂縫之中，關乎自己是否該活下去的全面恐懼。
另一位存在主義者雅斯培將這種焦慮稱為「形而上的恐懼」，因為這種情緒往往來自人們處於所謂的「邊界情境」，亦即抉擇迫在眉梢，但所有社會規範或道德傳統皆無濟於事，生死關頭的緊急時刻。此刻，當事人將體會到天地間剩我一人的那種孤寂。因為加入納粹而幾乎眾叛親離的海德格則說，當一個人認清死亡乃「此在」的不可避免，也就是所有一切對他開放的可能性即將關閉的時候，他才會明白人生到頭來是「獨自一人」的旅程，自己的世界不過是燃燒自己生命的一把火，熄滅了之後他人的世界乃至「整個世界」還是會燈火通明。卡繆的《薛西弗斯的神話》更是開宗明義地說：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
焦慮情緒似乎是這些人揮之不去的陰影。不難理解，本書以這一句話開始：「有人說，與其說存在主義是哲學，倒不如說它是一種心境」。
二、存在先於本質，以及超越現實性的可能
本書第一話也提及了「被無盡空間嚇得要死」的巴斯卡、懺悔的聖奧古斯丁，以及敢於質疑上帝但最後選擇歸順的約伯。不過，除了聖奧古斯丁再次出現於內文，因為他那一句呼籲人們回到自身的話語，成了胡塞爾一度藉此闡釋現象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演講總結，作者貝克威爾並未解釋其他兩人與存在主義的關係。
事實上，巴斯卡的恐懼也是一種存在焦慮，且與齊克果有關。中文讀者肯定熟悉這位十七世紀法國天主教思想家的名言「人不過是大自然中最柔弱的蘆葦，但他是會思考的蘆葦」，特別是後半句，但，相信比較少人會進一步探究這句話的完整含義，尤其是與「巴斯卡的賭注」的關聯。那是一場關於上帝的豪賭。巴斯卡根據科學證據推估，上帝存在的機率基本上是五五波，但是，倘若祂存在而我們不信，那後果便是下地獄，反之，萬一祂不存而我們信了，最多不過是生活收斂一點，損失不大。據此，最理性的結論是賭祂存在。
這是一種「非此即彼」難題，且關乎的不只是生死，而是「永生」或「永死」！巴斯卡指出，人就是一種矛盾的存在，雖然是會思考的蘆葦，但畢竟是蘆葦。思考能引領我們想像自身之外的可能性，但不會讓我們超越現實條件的限制，反而將因此苦於以自身的有限來測度無限，在時間之內思索永恆。齊克果看重此一「分裂」的察覺，也深刻體驗到思考與真相之間，經驗與可能之間，乃至於科學理性與神聖領域之間存在著一道鴻溝。但他認為巴斯卡的策略大為不敬，且徹底扭曲信仰的本質。而唯一真正能超越我們自身有限性的方式，就是「信仰的跳躍」——投入上帝的懷抱。
本書第一章以何謂「存在主義」結尾，貝克威爾提綱挈領式的界定包括了一個概念：歧義——也就是人類「在受到限制的同時，也有超越而令人奮發的一面」。事實上，存在主義者所謂的「歧義性」可指涉：（一）客觀上的人類處境，例如僅能以有限測度無限；（二）源自上述客觀處境而產生的主觀體驗，也就是一種「疏離感」，時而覺得自己不過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時而又覺得自己是寂寞星球上最孤單的物種，甚至根本不屬於這個世界；以及（三）克服這種困境的可能性——以沙特的話說，亦即，人在受困於「現實性」的同時，也同時擁有「超越」的能力。
當然，沙特不會接受跳躍作為一種化解歧義的方法，畢竟，關於上帝的賭注，他早在十一歲就下好離手。所以貝克威爾說，宣稱「上帝已死」的另一個存在主義之父尼采，才符合他的口味。尼采認為「正義」的起源來自於不敵強者的弱者心理，一方面因為無法走出受害記憶的「怨念」，一方面藉此掩蓋了自己想要「報仇」又沒能力的醜陋心態。也因此，他們期待一位遠比敵人更加強大的「自己人」來替他們伸張正義，而這種想法的極致想像就是創造出一位挑撿自己為唯一選民的「上帝」。據此，基督教乃自欺欺人的「奴隸道德」。
沙特進一步認為，舉凡藉由宗教、科學或其他的信仰體系來規範自己，也的確都是同時使用自由又否定自由的「自欺」。上帝已死，意味著沒有所謂的「人類本質」等著我們去發掘，換言之，人類的根本事實就是「存在先於本質」——人唯有先存在了，才能想像自己是什麼，想成為什麼樣的人，「人除了自我塑造之外什麼也不是」！
這是一九四五年十月沙特在一場引起售票處暴動的演講中所宣示的想法，講稿隔年出版成書之後旋即掀起了一場從巴黎席捲至全球的文化運動。「存在先於本質」意味著人必須行使自由、作出選擇，過一個真正讓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人生。此外，自由也意味著責任。正視自由的存在，包括認清「沒有任何外在事物可以決定自己是誰」，「我的自由必然包括對於他人自由的相互肯認」，以及願意接受行使自由之後的一切後果，才是人們可超越現實性，過一個具有「本真性」人生的方式。
三、信與不信，不可共負一軛，但能同坐一間咖啡館
沙特一九四五年那一場旋風式演講，大抵延續了尼采的無神論——或至少是「反上帝」的路線。多到令人暈眩的選項中，並不包括基督教信仰。兩個月後，人們聽到了馬賽爾在一系列的訪談之中嚴正聲明：存在主義並不一定是無神論，也有基督教的版本。據說，他在火車上聽到一位婦人說：「先生，糟透了，存在主義！我一位朋友的兒子是存在主義者，他跟一個黑妞住在廚房裡！」選擇站在上帝這一邊的馬賽爾，主張人類的根本處境不是將自己與世界區隔或對立的「人－它」關係，而是猶太神學家布伯在一九二三年藉由《我和汝》一書所指出的人格神與受造物之間的關係——此處的「汝」是指永恆的上帝。
與沙特分庭抗禮的馬賽爾，無疑是存在主義萬神殿內與齊克果並列的哲學家。不過，隨著存在主義逐漸從哲學運動釀成一場國際性的文化運動，「信」與「不信」的爭議絕不只是個茶杯內的風暴。
但，這真的跟杯子有關。首先，咖啡杯是胡塞爾常用來說明何謂「現象學」的東西。貝克威爾解釋道，作為一種哲學方法，現象學旨在描述事物「在我們經驗之中顯現出來的情況」。操作方式不外是將我們原先的抽象假設、猜測以及各種先入為主的概念「懸擱」起來，也就是暫時「放入括弧」存而不論，以還原事物在我們主觀經驗之中的原貌，而非外在客觀世界中的存在樣貌。對人生經驗也是如此。
再者，存在主義者與其先行者的根本差異，在於前者採取了現象學方法。如果以此作為判準，齊克果當然不算存在主義者，因為他終究將「焦慮」置於宗教情境來理解，但，缺乏「神」等先入為主的概念，人如何經驗到神聖？另一方面，尼采雖然注意到了人經驗世界的方式離不開我們的心理投射，不過，他真正關切的是「概念」之起源與心理狀態的關係（例如「正義」與「怨念」），而非特定經驗的現象學描述，畢竟，他的主要目的是「批判」，也就是揭露崇高概念背後那些人所不知的卑劣心態，以及究竟什麼樣的權力關係在支撐這種虛偽的道德。是故，關於一個杯子，尼采最先問的可能是：誰規定喝東西要用杯子？誰說長這種形狀的東西就叫作杯子？焦點在於這「杯子」概念的建構，而不在於當人們用它喝咖啡時，從眼睛到嘴唇到喉嚨整個過程的感受細節。
是故，採取現象描述作為方法的存在主義者，或許比他們的先行者更徹底在意主觀感受，但，描述畢竟也使用語言，而語言則本身又鑲嵌在一個特定的文化和「生活世界」，如何超越先入為主的概念？此外，現象學描述對於道德兩難，例如那位不知道該上前線去對抗納粹或留守家裡照顧母親而求助於沙特的學生，似乎也無能為力。一句「你是自由的，自己作選擇吧！」，就是沙特的全部回應。馬賽爾認為這並不負責任，而且犯了一個把「自由」和「選擇」劃上等號的致命錯誤。
事實上，存在主義者大多接受了馬賽爾的看法。而沙特本人後來也改變了心意，開始關注社會結構對個人的限制，後來更轉向了共產主義，期待政治革命來解放受到壓迫的人。然而，隨著共產黨在冷戰時期日益趨向暴力，另一種「信」與「不信」的問題再次浮現：是否該無條件支持政治革命？共產黨是否等同共產主義？轉向後的沙特選擇了繼續支持。原先加入過共產黨的卡繆，卻選擇了批判。立場的不同最後影響了卡繆的文章能否在沙特主編的刊物出版。後來，兩人老死不相往來。類似的問題也發生在沙特與梅洛龐蒂之間，爭議在於是否該支持共產北韓入侵南韓。不過，這次的結局溫馨多了，梅洛龐蒂在死前還見過沙特一面。
結局頗令人唏噓，倒也不意外。一開始就認齊克果和尼采作父的存在主義，根本多元成家，成員對於「疏離感」、「荒謬」、「本真」等核心概念也都各自表述，更何況是宗教、政治、道德乃至愛情上的實質判斷。甚至，幾乎所有的「存在主義者」都想摘掉頭上這頂帽子。不僅如此，所有嚐過現象學這杯咖啡的人，也都紛紛離去！

不過，我們無需感慨。貝克威爾所刻劃的存在主義者是真誠實踐自己哲學的人。他們的爭辯、反目成仇乃至於愛情上的背叛，都是出自於理念的堅持，或轉變之後的必須誠實面對自己使然——除了海德格之外！是的，相較於作者使用「ambiguous」一詞指涉人類的「歧義性」，並將多位人物之間的衝突描繪成自由所允許的選擇後果，這字用在海德格身上的時候卻專指哲學立場與人格上的「模棱兩可」。真正令作者感慨的是這位提出「本真性」、「共在」、「關心」等概念的哲人，在實踐上卻離自己的思想如此遙遠。
對作者而言，海德格的哲學不過是一位絕頂聰明的人所玩的語言遊戲。或許，與存在主義同期的另外兩個主流哲學學派似乎也是如此。「道德情緒主義」主張，道德評價不過是情緒性語詞，不具客觀性。「邏輯實證主義」則說，舉凡一切有關「上帝」或「人生意義」等哲學命題都是不具意義，因為它們指涉的事物並不如冰箱裡的蘋果那樣，可以證實存在或不存在。相較之下，作者筆下的存在主義者可愛多了。他們的語言或許誇張，論點指向極端，但他們的提問卻碰觸到了生命根本。兩相對照，前兩個「學派」反顯浮誇，不如存在主義家庭的爭吵來得嚴肅。
當然，五、六十年代的法國「新浪潮」、英國的「憤青世代」，以及美國「垮掉的一代」也深受存在主義影響，而爵士樂、表現主義繪畫也都能找到存在主義的思想元素。不過，細細品嚐本書的人一定能感受到作者刻劃的這一群人，無論彼此如何思想對立，沒有人宣揚一種指向無病呻吟，把耍廢當格調，舉著「虛無主義」旗幟招搖過市，吶喊「無政府主義」的那種悲觀、反社會的非理性主義。或許，作者有試圖替存在主義平反的動機，或是為了想跟年輕的自己和解。
但是，如果這本書讓您在閱讀之後感到了一絲絲「存在焦慮」或「自由所帶來的暈眩」，別意外，那是因為您來到了存在主義咖啡館——哲學的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