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劉悅笛的《英美分析美學史論》這部及時性的著作，是對於分析哲學的令人欣喜的貢獻。這本書出現在中國與其他非西方哲學界的學者對於哲學美學的興趣逐漸增長的年代，這有助於形成對20世紀西方社會中的哲學美學的整體進程的基本理解。
劉悅笛的文本正確估價了分析哲學對於美學研究的貢獻，其所追蹤的歷史進程橫亙了整個20世紀。這項任務主要是通過從美學家的貢獻到美學主題的貢獻的諸章節來共同實現的，每章在介紹與總結的部分都提出了作者自己對於分析美學重要性的解釋和評價。這些重要的哲學家包括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門羅‧比爾茲利（Monroe
Beardsley）、納爾遜‧古德曼（Nelson Goodman）、理查‧沃爾海姆（Richard Wollheim）、亞瑟‧丹托（Arthur Danto）和喬治‧迪基（George Dickie），還有諾埃爾‧卡羅爾（Noël Carroll）和其他哲學家們。
我在此所給出的評論是要為在這個文本當中的所有問題提供一個序言。分析美學史必然性地始於並植根於分析哲學當中。最初，分析哲學在表面上呈現出兩個陣營，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或邏輯經驗主義（logical empiricism）與日常語言哲學（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這是方法論與目標上的分化。邏輯實證主義起源於魯道夫‧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哥特羅布‧弗雷格（Gottlob
Freg）和他們的追隨者們，他們尋求將哲學還原為建基在數學推理基礎上的邏輯命題系統。這種目標在分析哲學的變體當中引發出了與科學類似的哲學之經驗模式。這意味著，利用一種形式語言（formal language）去取替抽象的形而上學語言和日常語言的運用，能夠產生出經驗地可被證實（empirically verifiable）的各種宣稱。
在英國哲學家當中形成的日常語言哲學家包括吉伯特‧賴爾（Gilbert Ryle）、G. E. 摩爾（G. E. Moore）、J. L. 奧斯丁（J. L. Austin）和他們在牛津的同事們。儘管他們在日常語言哲學的方法上並不相同，但是，這些思想家們贊同哲學問題最好要通過訴諸於對（用以哲學問題言說的）術語、概念或者理論之語言分析（language
analysis）來解決。在通常的情況下，他們的優先選擇就是使日常英語術語的使用並強調日常人們所用話語都要達到明晰。維特根斯坦在維也納的工作，既對於分析哲學的轉化做出了貢獻，又堅持了哲學的主要任務就是使他或她所說的就像一位科學家那樣能夠更清晰地加以言說。
對於分析哲學而言，其學科性的目標既在於語言的精確又在於語言的明晰。這種目標，通過拒斥建基在語言和概念基礎上的形而上學理論而不將之輕易地還原為可量化的經驗主義的邏輯語言術語，或者輔之以通過檢驗日常語言當中諸如「美」和「藝術」之類術語的運用而對其加以明晰化的方式而得以實現。後者就是英美的分析哲學陣營的首選。早在20世紀之前的傳統西方哲學當中，這兩個關注分析的群體就已經反對那種文化綜合（cultural
synthesis）了，與之平行的大陸做哲學的方法以與分析哲學近似的方式得以展開。其重點就在於，分析哲學面對哲學問題要去接受一種解析的方法。他們選擇了將哲學限定在分析的領域之內，類似的是，精細規劃的科學實踐也聚焦於研究性的實驗。哲學家們的方法只能由邏輯或者語言而非物質要素來構成。這種實踐也是笛卡爾（Rene Descartes）的《方法導論》（Discourse on
Method）當中思想的某種迴響。
分析哲學的這些發展（邏輯實證主義或者日常語言）對於美學最初的發展而言具有很好的啟示作用。在早期的分析哲學階段，在美學領域內所由此形成的興趣並沒有在其中佔據顯著的位置。特別是對於實證主義者而言，藝術被認為是以情感或者感性而非理性為基礎的。至於藝術，與美學一樣似乎與他們的科學世界觀皆不相關。對於語言分析的技術性的關注，同藝術的歷史和實踐是相互分離的，而當時的情況是，美學與藝術自身脫離，美學與其他（與藝術和文化相關的）學科也是疏遠的。這種境況引發了在藝術實踐與美學相關場域當中的諸多興趣而滋生的重要問題。甚至在美學與批評的聯姻當中，正如比爾茲利與其他人所主張的那樣，也沒有能力去證明藝術界在哲學美學當中的重要性。結果便是，很少能發現美學能作為訓練藝術家和藝術史家的課程。類似的是，「關於藝術的語言話語」（language
of discourse about art）替代了個人從事藝術的真實經驗，進而在藝術公眾與分析哲學家之間拉開了距離。由於缺乏對於更廣闊的文化角色和藝術適用性的考慮，這也削弱分析美學的地位。這些境況的確都使得分析美學的地位有所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蘇珊‧朗格（Susanne Langer）所尋求的道路―可能還有來自恩斯特‧凱西爾（Ernst Cassirer）與查理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支援―她通過對與語言和數學的推論符號相關的藝術符號結構的考察，來尋求在分析哲學的語境當中的美學位置。她的途徑展現出藝術是人類符號的重要形式的呈現，它對於人類理解做出了與眾不同的貢獻。因而，在朗格1942年的《哲學新解》（Philosophy in a New Key）和1953年的《感受與形式》（Feeling and
Form）這兩本專著當中，挑戰了邏輯實證主義者們如卡爾納普的觀點，後者假定藝術連同美學在知識大全當中都佔據不了重要的位置。她的貢獻被另一位重要的前驅納爾遜‧古德曼的工作所發展，在20世紀60年代及其後形成了美學的一個方向。納爾遜‧古德曼對於美學的貢獻，就在於將藝術當中發現的符號形式的地位提升到與科學同樣的水準，它們對於人類知識都做出了貢獻。
經歷了孱弱的開端，分析美學在世紀中葉的時候逐漸成型。包括比爾茲利、O. K. 鮑烏斯瑪（O. K. Bouwsma）、斯圖亞特‧漢普希爾（Stuart Hampshire）、阿諾德‧伊森伯格（Arnold Isenberg）、約翰‧帕斯莫爾（John Passmore）、 弗蘭克‧西伯利（Frank Sibley）、J. O. 厄姆森（J. O.
Urmson）、莫里斯‧維茨（Morris
Weitz）和其他主要的的哲學家們，為在美學研究當中運用分析哲學的方法取得豐碩的成果打下了基礎。這樣所形成的後果便是，分析美學在那段時期事實上形成了支配性的優勢，特別是在美國和大不列顛更是如此。這些前驅者的貢獻使得美學成為了一門擁有廣闊領域的科學學科，該領域逐漸與藝術化的生活相脫離，從而成為了在雜誌文章、學術會議和著作當中集中出現的、主要是少數學者群體感興趣的學科。
在分析美學的方法論的主導下，20世紀之前西方美學史的參考文獻的缺失是非常明顯的。顯而易見，分析美學家們熱衷於分析的方法，對於不能還原為經驗探究的反思概念和形而上學語言予以蔑視。甚至撰寫過美學史的比爾茲利在他的其他美學著述裡面也很少提及撰寫過相關主題的20世紀之前的哲學家們。納爾遜‧古德曼在他的美學著述當中也忽略了對於古典和現代的作者們的援引。在分析哲學家當中，最重要的例外就是丹托，他將「藝術終結」（the
end of art）理論建基在黑格爾（G.W. F. Hegel）19世紀美學著述的基礎之上。更全面地看，分析哲學的有限貢獻得到了前幾代美學家們的關注，他們的失敗之處就在於失去了對於知識綜合性的和與各種文化領域的連貫性的需求。
毫無疑問，在20世紀後期領銜的美學家們都逐漸意識到了單純的邏輯和語言方法給研究美學所帶來的限制。對於哲學家們來說非常有用的工具，就是在於要意識到美學問題並不足以提供對於藝術的全面理解，或者意識到藝術和美學需要與其他知識和經驗的領域相互關聯。
新一代分析美學家們在20世紀後半葉開始出現並跨入到了21世紀，他們更明確地理解到了分析方法與其他哲學發展相結合的必要，這些哲學發展包括西方美學史的發展、當前大陸哲學的發展，還有在非西方傳統當中的美學發展。這些美學家們逐漸意識到了研究那些超出了分析方法領域的、更新的理論發展的價值。後現代主義，包括女性主義、多樣性、流行文化和社會美學的文化研究，還有藝術心理學和人類學，都為美學視野的拓展提供了挑戰和機遇。顯然，新一代的分析美學家們的美學著作將更好地致力於對於藝術的歷史和實踐的研究，同樣還有其他更新的理論發展。那種要把美學還原為邏輯遊戲抑或語言明晰性的、單純地將建基在原初規則上的分析，已經被發現不足以維持這個學科，至少對於那些頑固的多數分析哲學家們幾乎就是如此。其他的哲學家如丹托發現了重思美學史作為一種方法的意義，這也有助於對於當今美學道路的開拓。
劉悅笛所選擇的美學家們對於這部分析美學簡史而言是毫無疑義的，因為他們形成了在這場運動當中的最重要的形象。這種選擇代表了一種系統的結構，這對於非西方讀者們更深入地理解分析美學具有特別的重要價值。這些關鍵人物既包括早期分析美學的前驅如維特根斯坦、西伯利和比爾茲利，也包括在20世紀後半葉對於晚期分析美學做出了原創貢獻的人物，包括古德曼、沃爾海姆、丹托、迪基和約瑟夫‧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同樣還包括了在當代做出傑出貢獻的卡羅爾和傑羅爾德‧列文森（Jerrold Levinson）。
許多第二代與第三代分析美學家們已經拓展了他們的研究領域，從歷史性的角度考慮到了來自黑格爾、康德（Immanuel
Kant）和新近大陸哲學的重要資源。而今，非常普遍的方法是在一種或者更多的藝術媒介的深度知識當中去尋求分析哲學：比如古德曼、沃爾海姆與丹托之於視覺藝術，卡羅爾之於電影和媒體藝術，抑或列文森之於音樂。這些貢獻已經擴展了分析美學的豐富性和有效性從而超出了其原初目標，這使得藝術與美學對於學者與學生們而言都更容易接近。
甚至在分析美學的相對較小的領域當中，也存在著許多可選擇之處。這關係到作者對於某一文本所能選擇的而給出的判斷，這已註定了哪些對於此項任務才是最重要的。在這種情況下，作者的選擇顯然是可以自我辯護的，因為他選擇了那些具有世界範圍廣泛影響的美學家們。但是，在這本書的考慮當中，還有一個有價值的候選者名錄難以被確定下來。可以被提及的就有這樣一些：斯坦利‧卡維爾（Stanley
Cavell）從電影到莎士比亞所論述的主題，彼得‧基維（Peter Kivy）對於音樂的富有洞見的話語，理查‧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的實用主義美學著作及其對於身體美學的介紹。如果這卷書繼續增訂與擴充的話，建議將這些候選者考慮進去。同樣，使分析美學轉到新的方向上的還有葛列格里‧卡利（GregoryCurrie）的作品，他從認知科學的角度為美學拓展疆域展示了新的前景。
在對歷史的精細的組織與敏銳的洞見當中，劉悅笛所提供的堅實的基礎，對於學者和學生們而言就像一個堅實的平臺，可以由此去探索那些在分析美學史上提出令人矚目的理念的人們的作品。
柯提斯‧卡特
於美國馬凱特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