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拉斯基(Harold J. Laski)初至美國任教,是建構政治多元論的真正開始,距今剛好一百年。由於拉斯基至美國講學,中國知識分子與拉斯基相遇,也開始了拉斯基在20世紀中國歷史的濤駭浪中浮沉。
在「拉斯基在中國」之研究還是未竟之業的階段,偶有相關資料發現,仍是萬分欣喜。如此遷延時日,亦非全無意義。數據庫的不斷建立,對本書撰寫貢獻厥偉。可以說,有了數據庫,才有今日具體可以捉摸的20世紀初期中國拉斯基現象。豐富多元的民國報刊資料,提供追蹤拉斯基學說在中國傳播、發展及影響軌跡的有利線索,也使中國知識界的動態與樣貌更加清晰可辨。更重要的是,由於有了數據庫,省略了不少尋找史料的長途跋涉、耗時費日。
拉斯基的功業,各家已有評述。20世紀初期處於世紀之交的中國知識分子,近年研究汗牛充棟,其歷史形象也愈見清晰。拉氏過世後,他生前所憂心的階級革命並未發生;其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經過修正後,依然展現頑強的生命力;其所珍視的民主政治,至今仍是世界上絕對多數國家的制度選擇。也正因為如此,拉氏思想的時代烙印更加鮮明。他的身軀瘦小,生命短暫,然而,在人類文明發展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刻,他竭盡心力思索危機時代的政治社會解決方案,並擬付諸實踐,其形象毋寧是巨大的。他的政治多元論,尊重個體、強調多元價值,向世人闡述自由、平等意義以及國家政府的權力本質,其所揭示的人道主義理想,直至今日,仍是值得世人省思。
目錄
緒論
第一章 「拉斯基的時代」
第一節 拉斯基生平及其政治多元論述要
第二節 遇見拉斯基—中國知識分子的拉斯基記憶
第二章 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在中國的傳播歷程
第一節 民初主權論之轉向與1920年代政治多元論的輸入
第二節 1930年代政治多元論在中國的深化及轉折
第三章 政治多元論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國家想像
第一節 新國家學說的吸引
第二節 聯治分權的思考
第三節 政治多元論與1930年代的政制改造
結論
徵引文獻
第一章 「拉斯基的時代」
第一節 拉斯基生平及其政治多元論述要
第二節 遇見拉斯基—中國知識分子的拉斯基記憶
第二章 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在中國的傳播歷程
第一節 民初主權論之轉向與1920年代政治多元論的輸入
第二節 1930年代政治多元論在中國的深化及轉折
第三章 政治多元論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國家想像
第一節 新國家學說的吸引
第二節 聯治分權的思考
第三節 政治多元論與1930年代的政制改造
結論
徵引文獻
序
自序
對我而言,2016年是充滿意外的一年,包括這本書的出版。對拉斯基而言,1916年他初至美國任教,是建構政治多元論的真正開始,距今剛好一百年,因此對於本書議題,2016年又似乎是有著特殊意義的一年。
我不甚喜歡政治,但自1980年代至1990年代,我的二篇學位論文-〈民國初年的省議會〉以及〈抗戰前關於黨治問題的爭議〉却皆與政治有關,且影響了我日後歷史研究的視野。研究政治史是那個時代的潮流,正如不研究政治史是今日的潮流一般。所幸二篇論文受到現代化理論的啟發,研究過程不致太過乏味。除了建立起對中國民主化發展的認識基礎,博士論文撰寫期間已經注意而未及處理的,關於訓政黨治爭議過程中黨外知識分子的看法,在本書的撰寫中終於不再缺席。
在今日,我想沒有人會否認,一位歷史人物,特別是與政治關係密切的人物,會以何種方式為後人所記憶甚至是被選擇性地遺忘,與其在過去或現在是否「政治正確」密切相關。作為20世紀上半葉在思想界與政治界聲名遠播的歷史人物拉斯基(Harold J. Laski),無論是在歐美,或在中國,人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似將他遺忘了。也因此,認識中國現代史上的拉斯基,對我亦屬偶然。
1993年在北京圖書館翻閱《再生》,第一次看到〈英國現代政治學者賴司幾氏學說〉篇名,2000年再次翻閱《再生》,復又見到。二次「邂逅」,只覺得「賴司幾」名字特別,認為這應該也是張君勱的「玄學」之一,絲毫沒有一窺究竟的好奇,亦沒有特別注意到,由於改革開放,大陸對拉斯基民主社會主義的研究已經悄然開始。直至2011年,偶然被網路上龔祥瑞自傳-《盲人奧里翁》書名所吸引,閱讀其書後,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命際遇有了較前更深的感觸。同時,也注意到作者記載拉斯基篇幅不少,然其評述時有反覆,頗能反映拉斯基在中國不同時代的形貌流變。因此在撰寫〈世變與抉擇-龔祥瑞的法制人生〉一文時,決定將此一議題留待日後探討。此後繼續追索拉斯基,拉氏在中國的知識和人際網絡竟隱約成形。而在閱讀拉斯基傳記時,更驚異於拉氏思想深刻體現了20世紀上半葉的時代和思想風貌,並且,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在這個渾沌時代的命運也如戲劇般令人目眩神迷。2013年11月,在本系主辦的「跨越想像的邊界:族群‧禮法‧社會-中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乃以〈域外知識的選擇與建構-20世紀上半葉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在中國的傳播〉為題發表初步心得。由於當時討論斷限止於抗戰前,研討會評論人潘光哲教授建議將其延伸至張君勱的《立國之道》,孰知在嗣後的補強閱讀中,竟被其他議題所吸引。
在「拉斯基研究」還是未竟之業的階段,偶有相關資料發現,仍是萬分欣喜。如此遷延時日,亦非全無意義。數據庫的不斷建立,對本書撰寫貢獻厥偉。可以說,有了數據庫,才有今日具體可以捉摸的20世紀初期中國拉斯基現象。豐富多元的民國報刊資料,提供追索拉斯基學說在中國傳播、發展及影響的軌跡,也使中國知識界的動態與樣貌更加清晰可辨。更重要的是,由於有了數據庫,省略了不少尋找史料的長途跋涉、耗時費日。猶記當年在北京圖書館翻閱一本本的《再生》、《時代公論》與《政治評論》,更「不惜血本」,列印不下千張,扛回台灣,此類艱辛如今都成陳年往事。感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於本書撰寫期間,借閱各種數據庫,每走一次南港,均有豐收的滿足。嗣後師大圖書館亦慷然購入各種數據庫,更不需驅車南港,僅在研究室,即可一指搞定。科技發達至此,實非當日所可想像。
本書之撰寫,雖在2013年11月已有大致輪廓,却始終未能下定決心將之完成。今年春天得知將接行政工作,惟恐日後更無心研究撰寫,乃決定將此書告一段落。成書匆促,幸得研究所博士班陳鴻明先生協助一校補遺,碩士班王慧瑜、楊慈娟和陳蕾悌諸位小姐協助二校、三校,深表感謝。此外,碩士班劉得佑先生以及賴胤曄、薛書耘小姐在這段時斷時續的拉斯基研究道路上,一路協助,由衷感激。當然,我還要感謝我的家人,感謝他們對我的包容,給我悠遊自在的生活空間。
然而,本書得以完成,最要感謝的是我的老師張朋園教授。張教授1997年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後,仍努力不懈, 2015年研究孫中山訓政思想有成,以郭廷以學術講座名義出版《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一書,頗多新穎精闢見解。張老師學術成就有目共睹,令名遠播海外,從梁啟超、立憲派到孫中山、蔣介石、汪精衛和胡漢民,以90高齡,再創學術研究高峰,令人敬佩。老師勤於閱讀,除歷史學領域,政治學涉獵尤深,這些年來蒙受老師指導亦復不少。拉斯基研究之火苗得以未滅,完全要歸功於老師的鼓勵。
拉斯基的功業,各家已有評述。20世紀初期處於世紀之交的中國知識分子,近年研究汗牛充棟,其歷史形象也愈見清晰。拉氏過世後,他生前所憂心的階級革命並未發生,其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經過修正後,依然展現頑強的生命力,其所珍視的民主政治,至今仍是世界上絕對多數國家的制度選擇。也正因為如此,拉氏思想的時代烙印更加鮮明。他的生命短暫,身軀瘦小,然而,在人類文明發展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刻,他竭盡心力思索危機時代的政治社會解決方案,並擬付諸實踐,其形象毋寧是巨大的。他尊重個體、強調多元價值,向世人闡述自由、平等意義以及國家政府的權力本質,以及其所揭示的人道主義理想,直至今日,仍是值得世人省思。本書考察拉斯基政治多元論的內涵及其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也記錄了20世紀初期中國知識分子的部分思想軌跡。無論是拉斯基,還是本書出現的民國知識分子,他們的思想或許矛盾,他們的腳步或許凌亂,我均在此寄以敬佩之情。只因為,他們是如此認真地追求理想,無論是個人、社會或國家。
張朋園教授在他一生的研究生涯中,關心中國的現代化,尤其是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在2015年新書中,他堅持孫中山有民主之志,對於後繼黨人的表現則多所批評,民主是張老師堅定的政治信仰。民主也是拉斯基的堅持,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知識界,推崇拉氏政治多元論,對中國實施民主政治卻多有遲疑。我認為多半囿於時空,時勢使然。張老師則認為這是知識分子沒有堅定的民主信仰有以致之。張老師也是典型的理想主義者,90高齡的他,還是豪情萬丈,其熱情比諸民國知識分子,毫不遜色。
謹以此書,向我的老師-張朋園教授致敬,也祝福他平安健康。
對我而言,2016年是充滿意外的一年,包括這本書的出版。對拉斯基而言,1916年他初至美國任教,是建構政治多元論的真正開始,距今剛好一百年,因此對於本書議題,2016年又似乎是有著特殊意義的一年。
我不甚喜歡政治,但自1980年代至1990年代,我的二篇學位論文-〈民國初年的省議會〉以及〈抗戰前關於黨治問題的爭議〉却皆與政治有關,且影響了我日後歷史研究的視野。研究政治史是那個時代的潮流,正如不研究政治史是今日的潮流一般。所幸二篇論文受到現代化理論的啟發,研究過程不致太過乏味。除了建立起對中國民主化發展的認識基礎,博士論文撰寫期間已經注意而未及處理的,關於訓政黨治爭議過程中黨外知識分子的看法,在本書的撰寫中終於不再缺席。
在今日,我想沒有人會否認,一位歷史人物,特別是與政治關係密切的人物,會以何種方式為後人所記憶甚至是被選擇性地遺忘,與其在過去或現在是否「政治正確」密切相關。作為20世紀上半葉在思想界與政治界聲名遠播的歷史人物拉斯基(Harold J. Laski),無論是在歐美,或在中國,人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似將他遺忘了。也因此,認識中國現代史上的拉斯基,對我亦屬偶然。
1993年在北京圖書館翻閱《再生》,第一次看到〈英國現代政治學者賴司幾氏學說〉篇名,2000年再次翻閱《再生》,復又見到。二次「邂逅」,只覺得「賴司幾」名字特別,認為這應該也是張君勱的「玄學」之一,絲毫沒有一窺究竟的好奇,亦沒有特別注意到,由於改革開放,大陸對拉斯基民主社會主義的研究已經悄然開始。直至2011年,偶然被網路上龔祥瑞自傳-《盲人奧里翁》書名所吸引,閱讀其書後,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命際遇有了較前更深的感觸。同時,也注意到作者記載拉斯基篇幅不少,然其評述時有反覆,頗能反映拉斯基在中國不同時代的形貌流變。因此在撰寫〈世變與抉擇-龔祥瑞的法制人生〉一文時,決定將此一議題留待日後探討。此後繼續追索拉斯基,拉氏在中國的知識和人際網絡竟隱約成形。而在閱讀拉斯基傳記時,更驚異於拉氏思想深刻體現了20世紀上半葉的時代和思想風貌,並且,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在這個渾沌時代的命運也如戲劇般令人目眩神迷。2013年11月,在本系主辦的「跨越想像的邊界:族群‧禮法‧社會-中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乃以〈域外知識的選擇與建構-20世紀上半葉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在中國的傳播〉為題發表初步心得。由於當時討論斷限止於抗戰前,研討會評論人潘光哲教授建議將其延伸至張君勱的《立國之道》,孰知在嗣後的補強閱讀中,竟被其他議題所吸引。
在「拉斯基研究」還是未竟之業的階段,偶有相關資料發現,仍是萬分欣喜。如此遷延時日,亦非全無意義。數據庫的不斷建立,對本書撰寫貢獻厥偉。可以說,有了數據庫,才有今日具體可以捉摸的20世紀初期中國拉斯基現象。豐富多元的民國報刊資料,提供追索拉斯基學說在中國傳播、發展及影響的軌跡,也使中國知識界的動態與樣貌更加清晰可辨。更重要的是,由於有了數據庫,省略了不少尋找史料的長途跋涉、耗時費日。猶記當年在北京圖書館翻閱一本本的《再生》、《時代公論》與《政治評論》,更「不惜血本」,列印不下千張,扛回台灣,此類艱辛如今都成陳年往事。感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於本書撰寫期間,借閱各種數據庫,每走一次南港,均有豐收的滿足。嗣後師大圖書館亦慷然購入各種數據庫,更不需驅車南港,僅在研究室,即可一指搞定。科技發達至此,實非當日所可想像。
本書之撰寫,雖在2013年11月已有大致輪廓,却始終未能下定決心將之完成。今年春天得知將接行政工作,惟恐日後更無心研究撰寫,乃決定將此書告一段落。成書匆促,幸得研究所博士班陳鴻明先生協助一校補遺,碩士班王慧瑜、楊慈娟和陳蕾悌諸位小姐協助二校、三校,深表感謝。此外,碩士班劉得佑先生以及賴胤曄、薛書耘小姐在這段時斷時續的拉斯基研究道路上,一路協助,由衷感激。當然,我還要感謝我的家人,感謝他們對我的包容,給我悠遊自在的生活空間。
然而,本書得以完成,最要感謝的是我的老師張朋園教授。張教授1997年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後,仍努力不懈, 2015年研究孫中山訓政思想有成,以郭廷以學術講座名義出版《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一書,頗多新穎精闢見解。張老師學術成就有目共睹,令名遠播海外,從梁啟超、立憲派到孫中山、蔣介石、汪精衛和胡漢民,以90高齡,再創學術研究高峰,令人敬佩。老師勤於閱讀,除歷史學領域,政治學涉獵尤深,這些年來蒙受老師指導亦復不少。拉斯基研究之火苗得以未滅,完全要歸功於老師的鼓勵。
拉斯基的功業,各家已有評述。20世紀初期處於世紀之交的中國知識分子,近年研究汗牛充棟,其歷史形象也愈見清晰。拉氏過世後,他生前所憂心的階級革命並未發生,其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經過修正後,依然展現頑強的生命力,其所珍視的民主政治,至今仍是世界上絕對多數國家的制度選擇。也正因為如此,拉氏思想的時代烙印更加鮮明。他的生命短暫,身軀瘦小,然而,在人類文明發展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刻,他竭盡心力思索危機時代的政治社會解決方案,並擬付諸實踐,其形象毋寧是巨大的。他尊重個體、強調多元價值,向世人闡述自由、平等意義以及國家政府的權力本質,以及其所揭示的人道主義理想,直至今日,仍是值得世人省思。本書考察拉斯基政治多元論的內涵及其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也記錄了20世紀初期中國知識分子的部分思想軌跡。無論是拉斯基,還是本書出現的民國知識分子,他們的思想或許矛盾,他們的腳步或許凌亂,我均在此寄以敬佩之情。只因為,他們是如此認真地追求理想,無論是個人、社會或國家。
張朋園教授在他一生的研究生涯中,關心中國的現代化,尤其是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在2015年新書中,他堅持孫中山有民主之志,對於後繼黨人的表現則多所批評,民主是張老師堅定的政治信仰。民主也是拉斯基的堅持,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知識界,推崇拉氏政治多元論,對中國實施民主政治卻多有遲疑。我認為多半囿於時空,時勢使然。張老師則認為這是知識分子沒有堅定的民主信仰有以致之。張老師也是典型的理想主義者,90高齡的他,還是豪情萬丈,其熱情比諸民國知識分子,毫不遜色。
謹以此書,向我的老師-張朋園教授致敬,也祝福他平安健康。
陳惠芬謹識
2016.8.1於師大歷史系
2016.8.1於師大歷史系
內容連載
緒論
政治多元論(Political Pluralism),或謂國家的多元主義理論, 1868年由基爾克(Otto von Gierke,1841-1921)所倡。至20世紀初期,它已成為西方政治思想的新趨勢,拉斯基(Harold J. Laski,1893-1950)厥為其中最具代表者。
作為一個關心社會、注重現實政治的理論家,拉斯基的政治思想緊扣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時代脈動,其主旨在於「改造國家」。在世局變化風雲詭譎的20世紀上半葉,拉斯基的國家相關論述亦是豐富多變。學者曾將拉斯基思想分為如下幾個階段,即多元主義時期、費邊社會主義時期、馬克思主義時期(準馬克思主義時期、民主社會主義時期)。 在政治多元論時期,拉斯基反對主權一元論,認為國家權力的高漲,忽視了社會的多元性。他認為國家和其他社團一樣,同為社會的一分子。他批評一元論,也挑戰層級論(hierarchical),主張重組社會政治結構,削弱國家權力,實現政治聯邦制和工業民主,建立多元政治。1920年代中葉以後,以1925年出版之《政治典範》(A Grammar of Politics)為標誌,他修正早期主權多元論,承認國家較其他社團有較為優越之地位,費邊主義色彩濃厚。1930年代後,拉氏政治思想發生劇變,至1935年明言放棄多元主義國家論,逐步建構其民主社會主義的改造方案。然而,即使拉斯基此時運用馬克思主義解釋來建構他的理論,但他依然深信,在各方面實行和平妥協辦法是可能的。唯其強調改革刻不容緩,乃又期待強大之國家力量有以促成。他不斷強調歷史已經進入一個「新轉折點」。儘管拉斯基晚期的政治思想發生重大修正,但拉氏盛名與早期之政治多元論幾不可分,他的名字與政治多元論緊密連結。 誠如Ralph Miliband所言,拉斯基一生始終是個多元主義者,對於「國家」這個巨靈 (Great Leviathan),他始終認為是一頭危險的野獸。
政治多元論(Political Pluralism),或謂國家的多元主義理論, 1868年由基爾克(Otto von Gierke,1841-1921)所倡。至20世紀初期,它已成為西方政治思想的新趨勢,拉斯基(Harold J. Laski,1893-1950)厥為其中最具代表者。
作為一個關心社會、注重現實政治的理論家,拉斯基的政治思想緊扣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時代脈動,其主旨在於「改造國家」。在世局變化風雲詭譎的20世紀上半葉,拉斯基的國家相關論述亦是豐富多變。學者曾將拉斯基思想分為如下幾個階段,即多元主義時期、費邊社會主義時期、馬克思主義時期(準馬克思主義時期、民主社會主義時期)。 在政治多元論時期,拉斯基反對主權一元論,認為國家權力的高漲,忽視了社會的多元性。他認為國家和其他社團一樣,同為社會的一分子。他批評一元論,也挑戰層級論(hierarchical),主張重組社會政治結構,削弱國家權力,實現政治聯邦制和工業民主,建立多元政治。1920年代中葉以後,以1925年出版之《政治典範》(A Grammar of Politics)為標誌,他修正早期主權多元論,承認國家較其他社團有較為優越之地位,費邊主義色彩濃厚。1930年代後,拉氏政治思想發生劇變,至1935年明言放棄多元主義國家論,逐步建構其民主社會主義的改造方案。然而,即使拉斯基此時運用馬克思主義解釋來建構他的理論,但他依然深信,在各方面實行和平妥協辦法是可能的。唯其強調改革刻不容緩,乃又期待強大之國家力量有以促成。他不斷強調歷史已經進入一個「新轉折點」。儘管拉斯基晚期的政治思想發生重大修正,但拉氏盛名與早期之政治多元論幾不可分,他的名字與政治多元論緊密連結。 誠如Ralph Miliband所言,拉斯基一生始終是個多元主義者,對於「國家」這個巨靈 (Great Leviathan),他始終認為是一頭危險的野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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