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妙之門(新版)

譯序　◎陳蒼多
導讀：寫通往天堂，煉獄或地獄之化學法門──《眾妙之門》導論　◎吳雅鳳
一、感官之門（The Doors of Perception）
附錄
二、天堂與地獄（Heaven and Hell）
附錄
注腳
推薦文：屋上薄　◎楊雨樵
圖頁

推薦文

寫通往天堂，煉獄或地獄之化學法門──《眾妙之門》導論
◎臺大外文系教授 吳雅鳳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出生於英國菁英世家，祖父湯姆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是達爾文進化論最重要的推手，人稱「達爾文的鬥牛犬」（Darwin’s Bulldog）。他的阿姨是小說家渥德女士（Mrs. Humphrey Ward），也就是維多利亞時期重要的文學家兼文化批評家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姪女。他兄弟安德魯．赫胥黎（Andrew Huxley）後來也成為知名的生物學家。但赫胥黎從小身體虛弱，十六歲進入伊頓中學就讀時罹患眼疾，視力嚴重受損，後來進入牛津大學貝理爾學院（Balliol College）。因為視力急速衰退，不能和同儕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七年赫胥黎前往美國，隨後定居西岸。他的創作豐富，甚至嘗試為好萊塢撰寫劇本。值得一談的是他為珍．奧斯丁（Jane Austen）的小說《傲慢與偏見》 （Pride and Prejudice）改編劇本，曾由當時年輕的羅倫斯．奧利維爾（Lawrence Olivier）擔綱主演。赫胥黎曾七次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赫胥黎去世，恰好與美國總統甘迺迪遇刺身亡同一天。

　　在中文領域，《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九三二年初版）以及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再訪美麗新世界》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最為人熟知的作品。《美麗新世界》創作於經濟大蕭條的一九三○年代，赫胥黎省思西方社會發展的危機，勾勒出一個反烏托邦的圖像，以亨利福特汽車廠自動化生產為型塑社會的模式，以帕夫洛夫（Pavlovian）的制約理論為造育人性的準則。其中尤以由國家生產發送的迷幻藥「索麻」（soma）來作為控制人民的有效方式之一，最為悚動聽聞。「索麻」此名，源自古老印歐民族祭典上所用的飲品，言下之意，便是強調此藥物乃幫助人們進入另一未知領域的途徑。書中聲稱「索麻」具有類似鴉片的鎮靜與興奮的功效，「有著基督教與酒精飲品的好處，卻沒有兩者的副作用」。國家機制以此化學的方法與宗教的精神結合，企圖控制人民的精神、身體與心靈，讓人民以為有了「索麻」就可以永遠保持快樂，永遠滿足現狀。《美麗新世界》寫於第二次大戰之前，赫胥黎尚未經歷如希特勒的納粹或史達林的蘇聯等極權體制，卻已儼然窺見了極權統治對人性的藐視與操控。

　　如果說《美麗新世界》中「索麻」是國家控制人民的手段，赫胥黎這兩部與藥物文化有關的作品，《眾妙之門》（The Doors of Perception，1954）與《天堂與地獄》（Heaven and Hell，1956），則是先以個人知覺為軸，檢視藥物對知覺的開發，再以歷史與藝術為框架，探討物質的異質性（otherness）如何引領我們進入神祕之域。而這個未知的境界便是中性的，可能是天堂、煉獄或地獄。取用藥物的動機完全是個人自主地在科學與哲學層面探索，與社會體制或國家機器無關，甚或乃是與之對抗的。兩部書在題目上便明白表示，赫胥黎延續了英國浪漫詩人兼藝術家布萊克（William Blake）對靈視或異象（vision）探討的精神，將座標放在個人的身體，以檢視藝術史與宗教史的發展。布萊克在詩作〈天堂與地獄之婚〉（’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1793）裡說：「如果我們將知覺的門洗滌致淨，萬物便會以其無限的原貌出現在我們眼前。人們若將自己封閉起來，便只能從洞穴的狹窄細縫中窺探事物。」（If the doors of perception were cleansed every thing would appear to man as it is, Infinite. For man has closed himself up, till he sees all things thro' narrow chinks of his cavern.）洗淨感官的方式很多，赫胥黎親身經歷的便是透過藥物。一九五三年五月三日，他主動自願參與友人的實驗，在醫師的嚴密監控下，以客觀的方法，記錄下自己服用由一種美洲仙人掌提煉出來的麥司卡林（mescaline）後的種種知覺變化。其實在歷史上，美洲印第安原住民很早以前便以此仙人掌作為祭祀之用，它不具毒性也沒有上癮的危險，根據他的實驗，也不會產生令人不悅的副作用。他歸納出的結論是，麥司卡林之類的藥物其主要功用在提供腦神經一個支管或繞道（bypass），它抑制了大腦內的糖分攝取，使得大腦無法像正常運作時對一些特殊感知的抑制，所以這些平時受箝制的感知反而格外活躍。在藥物作用下，他對某些音樂、色彩、圖案、氣味、觸感、語言、姿勢特別敏感，有時因而雀躍有時暴怒。所以它的作用與傳說中因禁食多時，或受囚禁在侷促空間內常會產生的幻覺與反應類似。也就是說，透過藥物，我們也可以感受到類似宗教所謂的「靈視」。此類藥物所產生的靈視主要由視覺或其他感覺來呈現，而不需要文字來傳輸，所以此藥物不啻開啓了人類非語言或前語言的知域。

第二部《天堂與地獄》，赫胥黎將探索的觸角由個體感知擴大到人類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宗教與藝術層面。他以世界地圖為類比，將心靈未知的境域比為等待積極開發探索的南半球如澳洲。赫胥黎對藝術史的發展，有非常獨到的見解。他指出新教因反對天主教的多彩鑲嵌玻璃透過光線對信眾所造成的迷惑，堅持改用透明的玻璃，使得光線照在教堂內巴洛克風格的雕像上，可以集中信眾的注意力，透過冥想，因而獲得上帝啓發的靈視。新教強調文字所鋪陳的世界，但是也注意到那些超越實用價值與功效的物質實體如花崗岩、陶瓷等，反而比文字更能幫助我們進入屬靈的世界。

    赫胥黎將這類的靈性器物放置於歷史場域中。於是古典希臘建築與中古哥德式建築，雖然外表風格不同，但啓迪的心理作用相似，均是透過明亮純粹的色彩，引領人們進入一個在尋常灰暗日子之外的境界。然而我們現代人似乎格外推崇古希臘時期如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的白色大理石美學，而忽略了古希臘的藝術，由於孕生在光彩明耀的地中海，其實是充滿色彩的，普拉克西特列斯白色大理石雕像其實只是特例，大部分的雕像在當時都曾經上過鮮豔的色彩，只是年代久遠，油彩剝落罷了。這個源於文藝復興時期因米開朗基羅個人偏好白色大理石而衍生的歷史錯誤，預設了一個只有理性的所謂光明世界，其實是具有強烈的箝制與排他性。

　　藝術，不僅是美術館或畫廊的純粹美術，赫胥黎更重視生活中隨手可及的裝飾藝術；若是我們注意到事物的他性（otherness），特別是近距離的觀想，我們就很容易進入靈視、轉移的境界。回教藝術以類似植物形態不斷延伸變化的阿拉貝斯克裝飾風格（arabesque），或是古羅馬裝飾藝術常用的馬賽克拼貼，由細碎的彩色瓷磚組成圖案，鼓勵觀者在局部與整體的辯證間遊走，均是有益於靈性經驗的。此外，赫胥黎對東方文化藝術透露著極高的興趣，他曾說到，禪意造景中，符旨（tenor）與符具（vehicle）是統一和諧的。他對視覺以外的感官經驗極其敏銳，也有獨到的功力，能以文字精準地鋪陳出一個以視覺為主要感知的世界。他強調所謂的靈性經驗有三個層次，地獄、煉獄、天堂，有時候與經驗者的道德情操有直接的關係。譬如，法利賽人的道德觀常與負面情緒混淆，常以評斷他人是非來凸顯自身的道德，所以他們的靈視內容也經常是有關於煉獄的。

　　這兩部作品，弔詭地呈現靈性經驗的多元層面，第一部是幾近科學的客觀手法記錄赫胥黎以肉身試藥的主觀感官變化；第二部則用充滿詩意的文字，以歷史為縱軸，來鋪陳藝術作為理性與靈性交匯的物質場域。這兩部奇妙的作品，若放在《美麗新世界》的大框架下，便可看出赫胥黎企圖探究權威體制之外，純屬個人的非智性冒險，或許透露了他對自己出身精英世家此一沉重壓力的反動。《美麗新世界》裡的統治階級靠「索麻」得以維持永遠的快樂，但是相對於受治階級仍需經歷的悲歡苦樂，「索麻」帶來的快樂似乎是垂手可得，黯淡無味的。這兩部作品，放下了喜樂或哀愁這個經典的道德天平兩端，引領我們直視經驗自身的本質與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