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選擇：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派演變史

　　「很多人尋求自身利益的行動，會形成一種意想不到的經濟秩序。」─傅利曼

　　經濟學家不僅要能解釋過去、預測未來，更重要的使命是為人類創造最大幸福。但，應該做什麼、如何做，才能創造最大幸福？每個經濟學派有不同看法。

　　一九六○年代崛起的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意見，曾經左右英美兩國的經濟政策，主導全世界經濟學發展。芝加哥經濟學派認為，政府不必為人民謀幸福，因為自利的人會努力追求對自身最有利的事，政府只要提供公平競爭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從諾貝爾獎第一次頒發經濟學獎開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有二十八人獲獎。他們是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也是公共知識分子。

　　本書作者艾伯斯坦是自由意志主義學者，曾出版傳記《傅利曼的選擇》、《海耶克的一生》，他探討古典自由主義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歷史與發展，以及芝加哥經濟學派觀點的演變，與這些觀點目前的應用。本書是艾伯斯坦第十本關於經濟與政治思想的著作，著墨古典自由主義的理論、海耶克與傅利曼的見解，是芝加哥大學從一八九一年創校以來，第一次對經濟學系做完整的紀錄。讀者可以從中得知，芝加哥大學的傳統是什麼？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影響力？有過哪些經濟思想學派，以及芝加哥經濟學派對目前經濟情勢的看法。

　　艾伯斯坦書寫的不只是芝加哥經濟學派思想史，更多的是，他們如何反思所處的社會，提出改變人類生活、創造最大幸福的經濟學說，並說明芝加哥經濟學系領導人物之間的友誼與知識關係，包括維納、奈特、西蒙斯、傅利曼、史蒂格勒與海耶克。從亞當‧斯密到今天，作者以優雅的筆調，把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要角重新定位一番。

名人推薦

　　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前校長　
　　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　
　　《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好評推薦

　　芝加哥經濟學派對學界與世界有很大影響。這本有份量的著作，以非常生動有趣的方式告訴我們這件重要的事。──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前校長　

　　本書從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創立說起，讀起來毫無障礙又愉快。讀者透過本書會發現，芝加哥經濟學派比市場基本教義派老生常談的形象更豐富，也更細緻。──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　

　　論點詳細、論述吸引人，對這領域有很重大的貢獻。──《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作者簡介

藍尼‧艾伯斯坦（Lanny Ebenstein）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CSB）經濟系教授，教授經濟思想史。

　　從一九九○到九八年，艾伯斯坦擔任聖塔芭芭拉教育局委員。出版十本經濟與政治思想史相關著作，包括傳記《傅利曼的選擇》、《海耶克的一生》。他的著作被翻譯多國語言，目前定居加州聖塔芭芭拉。

譯者簡介

林麗雪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畢業。專職譯者。曾任職國會助理、記者與編輯。喜歡有生命力的人事物；熱愛文字工作。譯有《QBQ！就是要傑出》、《3300萬人的聊天室》、《學校沒教的就業學分》、《我用死薪水，讓錢替我賺錢》、合譯有《怪咖成功法則》、《虛擬貨幣經濟學》、《如何打造營收上億的App》、《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等書。
 

緒論

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歷史背景

如果深入探索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理論的根源，就能發現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於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初數十年期間，蘇格蘭道德哲學家與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以及英格蘭政治哲學家與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創始人傑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 , 1748–1832）兩人的著作。斯密與邊沁兩人主宰經濟與政治思想，邊沁又受到斯密極大的啟發。他們兩人再加上偉大的約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與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 1806–1873），在十七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初期，他們四人是輝格黨（Whig）早期古典自由主義陣營與自由派作家與思想家中，最具份量的經濟學家與政治哲學家。

由於斯密的著作，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第一次真正進入世人的視野。斯密在著作中高度推崇國家自主經濟（national economy），這是一種能自我維持且具有自主性的制度，雖然制度是由政府塑造，但絕對不能經由政府決定或指示，這是一種前所未見的論點。斯密的精采洞見包括：進行交易時，雙方都能受惠；對社會來說，有知識的利己主義比利他主義更可靠；比起較不複雜的經濟體，分工或專業化會大幅增加生產力；經濟活動、收入與財富，對道德也有益。斯密的說法非常具有現代性。而邊沁對效用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基本假設的說法則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就是是與非的衡量標準。」

最重要的一點是，斯密與邊沁都肯定，每一個人體驗幸福的能力是相等的。因此，他們兩人都支持民主政治（邊沁又比斯密更支持），以及社會整體與個人能得到最大財富與收入的經濟制度。斯密與邊沁兩人都是溫和的平等主義者。他們雖然不是極端的平等主義者，但兩人都理解，比當時社會更公平的收入與財富，對促進人們的幸福，確實至關重要。他們在當時社會看見一個相當龐大的貴族階級，他們既無生產力，也不配擁有這個地位，於是想要改變這個世界與這個階級的地位。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立場可以被視為政治左派。斯密追求的是國家的財富，也就是整體國民的財富，而不是一小群階級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