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書分為上、下兩部:上部為蘇聯作者弗•謝•阿法拉西耶夫的《西方經濟學發展階段》(1971年初版,1986年再版);下部為《亞當•斯密與現代政治經濟學》。上、下兩部的文章作者都是蘇聯和當時東歐國家的學者,他們具有共同的學術傾向和觀點,屬於同一類型。最重要的是,兩本書都代表了蘇聯經濟學界的最高水準。上部《西方經濟學發展階段》主要闡述了蘇聯久負盛名的經濟學家對西方經濟學各個發展階段的權威性分析與批判,作者不僅將西方經濟學劃分為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而且認為後者已經從內涵的(經濟的)庸俗化進一步蛻變為外延的(非經濟的)庸俗化。這種分析在一些人看來是獨創之見,其實不然。20世紀60年代在中國經濟學史著作中就已經提出了早期庸俗和晚期庸俗之說,只不過沒有冠之以內涵與外延之類名稱罷了。至於這種劃分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則應以實踐為標準,根據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作出判斷。可是,如同中國當時的某些經濟學史著作一樣,讀者從本書的論述中也看不到這種判斷,能看到的同樣也是對馬克思在19世紀40~60年代所做相關劃分的引申和發揮。問題在於,西方國家經濟及其經濟學,在歷經一百多年之後,同當初情形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和深刻的變化;否則,按照馬克思當初的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行將滅亡,庸俗經濟學也早該壽終正寢了,哪有什麼晚期庸俗化的餘地。西方經濟學當然絕非完美無缺,但視之為不斷庸俗化顯然是言過其實,不足為信了。
下部《亞當•斯密與現代政治經濟學》收集了1976年蘇聯和東歐學者紀念亞當•斯密《國富論》問世200週年研討會的主要論文,這些論文探討了亞當•斯密學說的各個主要方面,反應了蘇聯學界對亞當•斯密學說研究的主要成果。此外,還提供了當時蘇聯和東歐國家出版亞當•斯密著作的情況。不過,在評論亞當•斯密學說時,作者們囿於傳統的理論立場和觀點,大多聚焦於將亞當•斯密學說同馬克思主義學說兩相比較,指出孰高孰低、誰是誰非,而對《國富論》的核心思想及其政策主張即經濟自由主義則有意無意地完全忽視或一帶而過了。在蘇聯解體多年後的今天,重溫蘇聯解體前不久問世的這些著作,相信會給人諸多啓迪。集中到一點,可以說,以教條主義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者西方經濟學,只能導致研究模式的凝固化和認識水準停滯不前;至於當作者們滿足和陶醉於其傳統的理論立場和觀點,對西方經濟學大加貶抑之時,竟然對即將爆發於他們自己腳下的社會大地震渾然不知,更令人感到震驚和可悲。這究竟是為什麼?人們從中應該得到怎樣的教訓?值得深思。如果考慮到蘇聯此類學術觀點和研究思路對學界影響至深,至今仍難說完全絕跡,則在當下重讀這些著作並思考這些問題,也許不會顯得多餘。
晏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