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90年代初蘇聯突然的解體極大地震撼了中國共產黨。中共非常擔憂自己會步東歐共產政權和蘇聯的後塵。在此背景下，它開展了一系列研究，全面性地分析了共產主義衰落的原因，以及如何避免同樣的命運。最終，加強執政能力被認定是拯救共產黨的唯一方法。本書圍繞着「執政能力」這一概念展開論述，並把它解構為兩個相關概念：合法性和黨的凝聚力。
當討論到中共合法性來源時，西方主流政治學和經濟學文獻都用經濟增長來解釋，不少人認為在市場改革的驅動下意識形態已經過時，政治改革早已停滯。甚至還有人認為當前共產黨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來促進經濟增長，從而維持執政地位。本書認為即使在共產主義信仰淡化的今天，意識形態和制度化在當代中國仍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經濟增長雖然重要，但它也讓中共面臨生存困境：如果共產黨的存在不是為了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那它存在的意義何在？一方面，共產黨在領導市場改革時不得不用類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來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面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信仰教條的約束。過去三十年內，這兩者之間的衝突導致了中國社會的信仰危機和黨內的路線鬥爭。
本書展示了中共如何不斷的推出各種意識形態論述來合法化它的統治，以及推進權力交接的制度化來緩解黨內的路線鬥爭。具體來說，本書把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分為兩類：正式意識形態和非正式意識形態。正式意識形態是指一些狹義關注中共黨紀和社會主義教條的論述。這些論述大多被收錄進中共的黨章，如趙紫陽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非正式的意識形態指的是一些廣義上關注一黨制合法化的大眾觀念，比如說推廣愛國主義和強調美德等。非正式意識形態起到一個支撐正式意識形態的作用。正式和非正式的意識形態在為中共統治辯解時扮演着相互關聯但不同的角色。
自共產黨領導市場經濟改革起，黨內對這些改革是否違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質疑從未停息。在許多保守派看來，這些改革政策是資本主義的產物，背叛了共產主義的信仰。黨內意識形態的分歧嚴重地削弱了黨的決策能力。為了平息保守派的質疑，改革派不得不小心翼翼的用各種意識形態術語來包裝他們的政策，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此，中共在不同的時間點推出新的正式意識形態論述來重新詮釋社會主義，以此來解釋為什麽它施行的政策沒有違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本書認為這對於維持黨內共識至關重要，同時也認為正式意識形態的主要受眾是共產黨本身而非社會，它的主要作用是向黨內交代為什麽現有政策沒有削弱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而合法化一黨制則是非正式意識形態的舞台。本書認為中共的非正式意識形態採用的是一種反面手法，靠抹黑其他政治體制（尤其是自由民主）來合法化現有政權。通過這種方式，一黨制的意識形態合法性隨着自由民主合法性的下降而增強。具體來說，各種非正式意識形態論述強調為什麽中國不參照西方的發展模式來推行自由民主，如為什麽不擁護自由主義或者憲政主義。例如，中共的（非）穩定論就認為自由民主會帶來社會混亂和失衡。這種反面手法也意味着改編歷史來強調中國的特殊性。為了加強意識形態的說服力，非正式意識形態吸收了各種文化價值和愛國主義元素，並用以和社會主義話語相結合。簡單來說，本書認為中國共產黨採用的是意識形態雙軌制策略：用正式意識形態來維持黨的凝聚力和用非正式意識形態來維持合法性。
意識形態的紛爭（即路線鬥爭）也和黨內的權力鬥爭密不可分。毛澤東時代，一個缺乏規範的權力交接體制導致了無數政治鬥爭，也讓整個社會動盪不安，經濟停滯不前。自鄧小平掌權起，中共便大力發展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規則來規範化領導人的選拔。本書詳細探討了中共權力交接體制過去三十年的發展，並且認為中共權力交接的制度化是其維持黨內凝聚力和政權延續的關鍵。
在國際關係領域的討論中，大家對中國的關注大多聚焦於中國的崛起以及可能帶來的影響。這完全可以理解，因為中國的崛起正在前所未有地改變世界權力格局，重塑世界秩序。然而相關的討論對中國國內政治的關注卻不多。比如芝加哥大學國際關係大師John
Mearsheimer教授就基於進攻現實主義理論和美國稱霸的歷史來預測中國是否能夠和平崛起。這種分析完全忽視了中國內部政治因素。同時，相關討論更多地關注中國國際影響力的增強，而忽視了內部的各種問題，這容易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在中共的帶領下，中國已經從普通國家變成了可以挑戰美國的大國，甚至還有可能取代美國。這樣說來，中共領導人似乎應該高枕無憂，並沉浸在中國崛起的奇跡之中。然後事實並非如此，本書所呈現的就是一個從未停止擔憂自己執政延續性的共產黨。要更好的解讀中國的崛起必須對其政治體制有個良好的理解。
曾敬涵
2016年3月於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