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關於日據香港的歷史研究，大多圍繞當時社會狀況作個案式描述，或集中討論當時市民苦難或特定人羣，例如戰俘、集中營的英籍和混血兒居民，以及遊擊隊或英軍方面的地下抵抗者等。華文著作討論這段時期時，通常引用時人回憶或報刊資料，直至近年才使用藏於英、日、美，以及香港等地的解密檔案史料。即使1970年代香港史家安德葛（G. B. Endacott）撰寫的《香港日蝕》（Hong Kong
Eclipse），亦主要參考英國和香港的相關資料，幾乎未有引用任何日本方面的檔案。日本防衛廳的官方戰史《香港‧長沙作戰》雖然使用日本檔案，但研究範圍只限1941年12月8日到25日的香港戰役，而且描述重點亦只是日軍的作戰經過。因此，小林英夫與柴田善雅的《日本軍政下的香港》在1996年出版時，實在是開創了利用日本檔案資料研究戰時香港歷史政治與社會的先河。
《日本軍政下的香港》的第一作者小林英夫生於1943年，曾就學於東京都立大學大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歷任東京駒澤大學經濟學部教授、早稻田大學大學院亞細亞太平洋研究科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為近代亞洲史，尤以二十世紀日本的經濟史為主，除了本書外，他的其他著作包括《大東亞共榮圈的形成與崩壞》（1975年）、《戰後日本資本主義與“東亞細亞經濟圈”》（1983年）、《日本軍政下的亞細亞──“大東亞共榮圈”與軍票》（1993年）、《滿鐵──“知之集團”的誕生與死亡》（1996年），以及較近期的《帝國日本與總力戰體制──戰前‧戰後之連續與亞細亞》（2004年）等。他早年的作品大多集中討論近代日本的宏觀經濟問題以及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其後則逐漸轉移至近代日本國家機構對國民經濟進行統合的嘗試，並提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即逐步加強政府對經濟的計劃和控制，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日本戰敗結束仍未有改變這個趨勢。他在研究滿洲國、香港，以及其他東南亞日本控制範圍的經濟史時，即注意到當時日本政府決策者均擁有強烈的計劃意識，並不斷嘗試統制經濟活動以增強國力或支撐日本的戰爭機器。第二作者柴田善雅為近代日本經濟史家，研究興趣主要為金融、貨幣，以及企業活動，着眼點為1930年代至1940年代。其主要著作包括《佔領地通貨金融政策的展開》（1999年）、《中國佔領地日系企業的活動》（2008年），以及《戰時日本的金融統制──資金市場與會社經理》（2011年）等。
小林和柴田秉承日本近代經濟史學者的優良傳統，對數據搜集和統計均極為仔細，亦對諸如法令編寫、資金流動、經濟政策，以及物流活動等非常敏銳，而且兩人一個注重宏觀經濟與政策，一個注重金融與企業等問題，因此《日本軍政下的香港》一書對戰時香港經濟的描述極為詳細，甚具參考價值。撰寫拙著《重光之路》時，我亦曾不時參考此書，尤其是部分大藏省和防衛省的資料，後者包括日本軍政府首任參謀長矢崎堪十撰寫的〈香港統治方策私見〉等重要文件。他們亦是首批使用日據時期日文經濟刊物《香港東洋經濟新報》的學者，該刊詳細列出了日本對香港的經濟計劃，並有大量關於社會、經濟，以至文化生活的資料。可是，兩人主要使用當時已公開的資料而忽略日本軍政部門內部的數據，因此有時只能列出計劃數字而無法呈現實際情況。這個問題，需要利用日本陸軍以及諸如大東亞省等機關的檔案、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的情報資料，以及藏於香港政府檔案處的總督部檔案才得以有所突破（詳見《重光之路》）。
由於小林和柴田撰寫此書時不少日文資料尚未普及，而且兩人均為經濟史學者，加上兩人少有使用中、英、美三國資料，因此《日本軍政下的香港》集中討論日據時期的社會和經濟面向，並且主要以日本官方（軍政府、總督部，以及東京政府的各部門）為視角。雖然兩人亦有著力描述日本的人口強遷、軍票，以及配給政策為香港社會帶來重大破壞，但兩人卻未有詳論各方在戰爭期間於香港進行的軍事活動、香港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的戰略重要性，以及日、英、美、中（包括國民政府、汪精衛政權，以及中共）各勢力對香港的計劃以及行動。因此，戰爭成為經濟和社會變化的大背景，而非改變的原因之一。《日本軍政下的香港》亦缺少關於香港軍民地下抵抗及其戰略重要性的討論，因此未能把香港在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歷完整地（除了經濟部分外）放在亞洲以及世界歷史的脈絡之中。可是，本書依然為少數關於香港日軍時期的學術研究著作，而且兩位作者亦搜集了大量外國人難以獲得的重要檔案資料與數據，因此本書在香港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不可置疑。筆者能獲商務印書館邀請為本書中文版作序，深感榮幸。
鄺智文（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序二
十多年前，本人為了編寫一本有關1941至1946年間港人生活的書籍，曾翻閱不少當時的報章及雜誌，以為寫作材料。現在能先睹小林英夫和柴田善雅兩位先生的著作《日本軍政下的香港》，得以增加若干方面的知識。
書中着重描述香港淪陷的三年零八個月期間日軍當局的統治體制、人口疏散、軍票、“兩華會”和區政等各方面，亦重點談論當時滯港的中國要人，以及殖民地社會的華人精英。而書中第I部分的第8章，更介紹當時不少港人移居到被視為“世外桃源之中立地帶”的澳門。原來當時的澳門亦是物資轉運及走私的中心點。
書中提到日本當局刻意將香港經營為顛覆重慶政權，以及日本位於南方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基地。為達此目的，日軍在港推行各種殘暴和苛刻的措施。根據各種記載，當中包括人口疏散、戶口調查、物業登記等政策，以冀大幅度減少人口，同時用軍票掠奪港人的現金和資產。不少人於轉徙中喪失了財產以至生命。
此外，糧食、油、糖、鹽以至柴薪等皆嚴重短缺，市民需長時間輪候以待配給。到了後期，當日軍官員與財閥合組的“興發營團”成立後，更壟斷了米糧的經營和運輸。每斤米價由淪陷初期的軍票20錢（仙），暴升至1945年8月的300元（折合港幣1,200元）。不少人因此餓死，煮食屍體事件亦時有發生。
除電車外，各種車輛，包括消防車和救護車等，大部分被運往日本。轎和人力車成為主要交通工具。另外水、電、煤及汽油嚴重短缺，供應不穩定，各種渡輪也因而停駛。
淪陷期間，教育幾乎完全停頓，只有四十多間學校獲准復課。至1945年中，島上中、小學生只有四千多名左右。
在醫療方面，為市民提供免費服務的主要是東華及廣華醫院，輔以由那打素醫院及國家醫院易名的兩所“市民醫院”。1945年中，東華三院總理為籌募經費沿門勸捐，又闢房舍收容街頭垂死者。香港此時的人口只剩下五十餘萬。
書內亦提到“兩華會”的成員於日軍投降後，在英國統治再次回歸下活動。前港府華民政務司那魯麟（Roland Arthur Charles North）指出，在淪陷初期，他與律政司和軍政司曾接觸羅旭龢（Robert Kotewall）及周壽臣，希望他們能忍辱負重，減少華人的痛苦，呼籲港人勿對之諸多留難。羅旭龢在1949年逝世，港督曾派麥道高（David Mercer
MacDougall）等多名高級政府官員出席喪禮。
本人的雙親於淪陷時期一直在港生活，可以用“朝不保夕”來形容，後來更不時憶述當時的艱苦日子。十年前編寫《香江冷月》時，本人曾獲聖雅各福群會安排，訪問十多位經歷過日治時代的長者，獲得不少有用的資料。自拜讀《日本軍政下的香港》之後，認識就更深了。
商務印書館邀請本人寫序，愧不敢當，謹以此文，表達對當年歷史的關注。
鄭寶鴻謹識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