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反思科學在公共決策中的角色
杜文苓（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在炎炎夏日中城市的高溫屢屢破表，都會區的人們習於待在冷氣房內躲避暑熱，看著台電發佈尖峰時期用電可能短缺的警告，從政府、相關科技產業、研究單位到民間組織等各路人馬，都嘗試掌握問題的成因並提出解決方案，而運用科學方式蒐集來的數據資料，無疑提供重要的參考。同樣地，台灣中南部的空污問題每到秋冬之際問題加重，不少學校升起了空污旗警示學生減少戶外活動，但空污究竟對於人體健康的影響為何？更細緻來說，對於不同社群如老人、小孩的影響是什麼？污染源從何而來？如何促使空氣品質改善？距離六輕僅九百公尺的許厝國小分校學童尿液中被驗出一級致癌物「氯乙烯單體」(VCM)，針對這個結果，我們需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是要更多的研究來證明工廠污染排放與健康影響的關係？還是遷校，抑或是遷廠或設備更新，才能預防小朋友的健康受損？公共政策的選項從不嫌少，面對問題如能集思廣益也可能找出創新的方法解決難題。我們仰賴科學針對上述問題提供更真確的答案，協助政府在決策上的判斷，但在現實的案例中，科學往往不是解決政策問題的萬靈丹。
太陽底下沒有什麼新鮮事。科學在台灣公共決策中所面臨的困境，放在全球尺度中面對更為複雜難解的環境課題，對於尋求有助於公共決策判斷的真實答案，挑戰其實更為嚴峻。究竟有沒有全球暖化這回事？如果有，是自然或是人為？酸雨到底是怎麼造成的？訂定空氣清淨法到底對於酸雨效應的減緩有沒有幫助？使用DDT是利大於弊或弊大於利？二手煙究竟會不會對健康造成危害？即便上述答案在今日的國際社會多已有科學共識，許多跨國合作的環境治理，也都在這些共識的基礎上發展成形。但從娜歐密‧
歐蕾斯柯斯教授與艾瑞克‧ 康威抽絲剖繭的史料分析中，我們才發現，這些今天看似理所當然的科學共識得來並不易，早在數十年前即有充分可靠的證據顯示人為造成全球暖化危機，但相關政治決策卻因為一小部分的人大力提出質疑而延宕。
當然，本書講述的因為科學不確定性所引發政治騷動與延遲案例比比皆是。大衛‧ 麥克斯與塞力斯提‧
孟佛頓於二○○五年發表的「製造不確定性：爭論科學與公眾健康環境的保護」一文，即細數最能掌握產品風險資訊的產業界，如何運用科學不確定性的特質，質疑管制的正當性與必要性，影響行政與司法在保護公共健康與環境的積極作為。煙草工業無疑是他們指出最著名的例子，其花費大量的資金贊助研究，嘗試在疾病與吸煙因果關係中置入「質疑」(doubt)。生產「質疑」成為煙草工業建立「爭議」的最佳工具(Michaels
and Monforton, 2005)。而更早幾年歐盟環境署也才整理輻射、苯、石棉等十二個案例，帶我們從歷史中看到，在「科學不確定」的爭議下所延遲的政策與管制回應，如何使傷害擴大甚至難以挽回（Lambert, 2001; Infante, 2001; Gee and Greenberg, 2001）。
如同本書所舉科學如何為業界的產品粉飾，也早有一些相關的文獻指出，科學研究的自主性在快速全球化的腳步下，深受資本邏輯的影響。Hess(2007)觀察到任務導向的學術計畫補助，在科技移轉與產業創新的號召下，已向國家重點發展產業以及區域產業聚落靠攏。政策管理者以預算、資源來形塑科學發展走向，決定那些可以且會被執行，那些不被執行。攸關環境永續的研究雖很重要，但成果卻有限，他把這些研究稱為「該做而未做的科學」（undone
science）。Frickel等人 (2010:
445)更進一步將之界定為「沒有資金支援、不完全、或普遍被忽視，但被公民社會或社會運動團體指認值得投入更多研究的主題」。筆者針對台灣環境政策研究也發現，科學在風險決策中的論辯，常受限於決策時程、資金贊助、範疇界定以及資訊不足等因素，只能生產出有限的知識供決策參考。但掌握論述權的一方，往往主導了科學知識的生產、詮釋與解讀，影響了管制政策的走向。科學討論中的「不確定」與「未知」，更常成為政策不作為的最佳藉口（杜文苓，2009；2015）。
然而，過去的討論多聚焦在產業界的資金如何影響科學的生產運作，分析產業所座落的社會權力結構如何對科學研究結果造成影響，將相關毒物暴露傷害的訊息隱藏於公眾（Davis,
2002）。同時也指出科學本身的假設檢定邏輯，應用在複雜的環境風險評估中，因為不確定性（uncertainty）與無知（ignorance）而有其侷限。在上述討論中，我們毫無意外地看到產業界因為利之所趨，不願讓大眾接觸到科學事實，使早期的警示無法反映在政治決策上（Harremoes et al,
2001）。但對於科學界內部的政治網絡，或科學家影響政治的策略運用等，並無太多著墨。
而本書最令人激賞之處，是兩位作者把目光指向科學界的內部政治，透過大量的文獻資料調查，拼湊出主導「販賣質疑」的科學系譜。他們的研究發現，有一小撮人從二手煙、酸雨、臭氧層破洞、DDT使用到全球暖化的科學評估中幾乎無役不與，他們多具有科學家的背景，深諳如何在科學界頭角崢嶸並擴大影響力的遊戲規則。儘管上述議題與他們本身的科學專業不見得有多大的干係，但他們運用同一套政治策略――「販賣懷疑」，拖延政府介入必要的管制行動卻無往不利。
這一小撮人多是冷戰時期聲名大噪的科學菁英，與保守派的政治高層關係密切，且不忌諱與產業界高度合作，以尋找證據、培養專家，在政治上與法律上為「產品」辯護。他們用「質疑」與「垃圾科學」（junk
science）等策略，運用其評估項目與健康危害間因果關係難以確認的特點（科學尚未完整，還不足以提供政策行動依據）、或聲東擊西地要求評估項目外各種可能導致類似結果的因素（如太陽對全球暖化的影響）、或聲稱取代方案成本與管制成本過高（氟氯碳化物對臭氧層；污染物排放之於酸雨），屢屢對已凝聚科學界多數共識的科學證據提出挑戰。他們熟悉新聞媒體生態，了解如何運用新聞界對所有言論不假思索（或缺乏專業判斷能力）一視同仁的對待，而重複錯誤資訊散播的老調。
但何以這些科學家在退休後仍超乎常理地堅持且用盡心機地擴張他們的影響範圍，甚至不惜毀壞科學的威信？作者們發現，這一小撮人幾乎都是自視甚高、相信科技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對共產黨深惡痛覺（也因此在冷戰時期熱中於與台灣科學家合作），冷戰結束後則將環保主義視為頭號敵人，認為全球暖化、臭氧耗竭、DDT危害生態等的科學研究與相關證據，是為政府擴權，戕害個人自由、市場機制鋪路。作者們認為，這些人的反動來自冷戰遺緒與市場基本教義派的結合，擔心政府強力介入市場，干預個人生活，而終究選擇否認科學，來拖延政策與管制行動。
作者們藉由豐富的檔案史料，一步步揭開保守主義者的科學政治攻略，大量的科學論證因而栩栩如生的交織在科學期刊、媒體輿論、與政府文件相互對話與駁斥。對相關科學議題不熟悉的讀者，透過一幕幕的歷史事件，無形中也有機會掌握科學爭辯中的關鍵知識。例如，全球暖化人為影響的關鍵證據可以透過「氣候指紋辨識」而簡明易了；接近地球表面的對流層溫度上升，而其上方的平流層溫度下降，也使太陽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元兇無法建立。讀者們可以在本書中享有多重智識增長的樂趣，這或許都要歸功於作者們敏銳的問題意識、鍥而不捨的史料追蹤與整理功夫，以及橫跨科學與歷史的紮實學術研究訓練。娜歐密‧
歐蕾斯柯斯教授是地理學背景出身，爾後於史丹佛大學獲得跨領域地理研究與科學歷史的博士學位，特別關心科學爭議中的知識證據辯證；另一位作者艾瑞克‧ 康威，則是長期關注航太科技發展的科學與技術歷史學家。
在了解販賣質疑者的政治攻略後，我們該怎麼辦？作者們認為，我們需要仔細審查每位科學專家的身份：他們的背景資歷、過去和目前的研究、他們把自己的主張交到那裡審查，以及他們的資金來源。誠然，科學專業要在複雜的社會爭議中保持客觀求真的姿態，的確深具挑戰，不久前知名科學社群「PanSci泛科學」和味全合作事件引發社會不小的爭議，也顯見僅僅交代調查資金來源無足以廣昭公信，若對權勢者的政治運作習焉不查，也有可能賠上長期努力建立的科學信譽。
在台灣，我們或許看不到本書所描繪這麼深具政治影響力的一小撮科學家，左右政治意識型態在哲學底蘊不深的社會可能也不會出現計畫性散播質疑的整體戰略。但本書敘述許多代表產業界拒絕管制與公共課責的質疑伎倆，卻也結結實實地出現在台灣大大小小的社會爭議中。陳信行（2016）教授梳理前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勞工集體職災案，分析被告如何質疑與挑戰原告所舉之科學證據；在本文一開始提出的許厝國小學童尿液的毒物測值，亦或是大量魚群與鴨子在台塑工安爆炸事件幾天後暴斃，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科學質疑（究竟是禽流感還是毒化物造成？）使政府決策懸而未決。這些科學質疑的散播，對於解決人們面臨毒害等重要問題於事無補，卻對於撇清污染責任，持續舊有運作模式頗有助益。
可以想見，科學在社會爭議事件中永遠不會只有一個單一無瑕的面貌，公共政策中的科學也必須是要多方資訊與知識交互辯證，才能得到合理決策判斷的基礎。面對層出不窮的當代環境危機與生存風險，我們或許應該牢記，科學發展的本意是協助人類解決問題，其追求真相與事實的道路上容或有許多值得精進的空間，但意圖販售懷疑、製造爭議而疾呼政策不作為，絕對與科學精神背道而馳。審慎檢視各方科學知識生產的問題意識與運用意圖，在公共決策的採用判斷上，或許也與科學資助系絡的背景調查同樣重要。
引言
班傑明．桑德（Benjamin Santer）是那種你無法想像有人想攻擊他的人，整個人看起來就是平平凡凡，身高和體格都很普通，脾氣不慍不火，政治上也沒有特別傾向。而且，他這個人也很低調，講話輕聲細語，不愛出風頭；他在勞倫斯利福摩爾國家實驗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的辦公室面積不大，幾乎沒什麼裝潢，可能還會誤以為是個會計的辦公室。如果混在一屋子的人裡面，你恐怕根本不會注意到他。
然而，桑德非但不是個會計，而且世界對他可是注意得很。
他是全球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曾獲1998年麥克阿瑟「天才獎」，也從雇主（美國能源部）手中獲頒眾多獎項和榮譽，原因在於：對於人類造成全球暖化這件事，他的研究如果說是第二、恐怕沒人能說是第一。自從他在1980年代中期的畢業研究開始，他一直探索著地球氣候究竟如何運作、我們又能否肯定人類活動正在改變氣候。而他已經指出，這項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
桑德是勞倫斯利福摩爾國家實驗室「模型分析及比較計劃」（Model Diagnosis and Intercomparison Project）的大氣科學家，這是一項大型跨國計劃，儲存來自世界各地的氣候模型結果，再將結果交給其他研究人員，進行模型之間以及與現實資料數據間的比較。過去的20年間，桑德等人已經顯示出地球確實在變暖，而且你大概也已經想到，溫室氣體排放正是起因。
桑德的工作稱為「氣候指紋辨識」（fingerprinting），如果是自然形成的氣候變化，所留下的模式和痕跡會與溫室氣體排放所造成的不同，而桑德就是要找出這些「氣候指紋」。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關於大氣中的兩個分層：其一是對流層（troposphere），是最接近地球表面的一層暖空氣；其二則是平流層（stratosphere，又譯「同溫層」），位於對流層上方，較薄、也較冷。物理學告訴我們，如果太陽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原因（如同某些懷疑論者所堅稱），那麼因為外太空傳到地球的熱不可能只穿過其中一層，因此理論上對流層和平流層的溫度應該都會上升。然而，如果暖化的原因是地表所排放、而又大多被困在低層大氣的溫室氣體所造成，理論上就只會看到對流層的溫度上升，但平流層的溫度卻是下降。
桑德等人已經讓我們看到，確實對流層溫度正在上升、而平流層溫度則正在下降。事實上，因為這兩個大氣層的邊界有部分定義正在於溫度差異，其實這個邊界正在向上移動。換句話說，大氣層的整體結構正在改變。如果太陽是元凶，這些結果是說不通的，由此可見現在的氣候變遷並非自然所致。
對流層和平流層的不同，在美國麻州等等各州訴環保署（Massachusetts et al. v. the EPA）的案例中，成了最高法院聽證會的內容之一，當時共有12州聯合控告聯邦政府未能依〈空氣清淨法〉（Clean Air Act）將二氧化碳列為污染物。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該法並未要求環保署採取任何行動；只不過，這位大法官似乎對科學不太在行，在某處要講平流層的時候，就講成了對流層。代表麻州的一位律師回應：「法官大人。不是平流層，而是對流層。」而這位法官回答：「對流層，隨便。我說過了，我不是科學家，所以我才不想管什麼全球暖化。」1.
然而，不管想或不想，全球暖化都是人人躲不掉的事，而有些人長期以來一直抗拒著這個結論。而且事實上，有些人除了攻擊這項消息本身，就連信差也不放過。早從有科學家首次提出氣候開始暖化（而\人類活動可能是元凶）的證據之後，就一直有人質疑這些資料、懷疑這些證據，而且對那些收集和解釋這些資料證據的科學家發動攻擊。而招致的炮火最猛烈、也最不公平的，就是班傑明．桑德。
「跨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是全球氣候問題的權威，是在早期有人提出對於全球暖化的預警之後，由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於1988年成立。長久以來，科學家早已得知燃燒化石燃料會增加溫室氣體、可能導致氣候變遷（早在1965年，就曾向當時的美國總統詹森報告），但多數人覺得變化應該還是很久以後的未來才會發生的事。一直要到1980年代，科學家才開始憂心忡忡，覺得這個未來似乎迫在眉睫，也開始有少數人大膽認為，人為造成的氣候變遷其實已經開始。IPCC正是因此成立，要評估各種證據，並考量如果這些少數人是對的，將會有什麼影響。
1995年，IPCC宣布人類對於氣候的影響已經「清楚可見」。這不再只是少數人的看法，在1995年，IPCC的規模已經擴大，廣納全球數百名氣候科學家。然而，究竟他們是怎麼知道氣候正發生變化？又怎麼知道這是我們引起的？這些關鍵問題，在IPCC所發布的第二份評估報告《氣候變遷1995：氣候變遷的科學》（Climate Change 1995: The Science of
Climate Change）裡，都已經提出回答。該報告的第8章「探測氣候變遷及其成因」，就簡述了證明全球暖化確實由溫室氣體引起的證據。而作者就是班傑明．桑德。
桑德的學術資歷無可挑剔，過去從未有任何不良紀錄、就連光是嫌疑都沒有。但這時候，卻忽然出現一群與華盛頓特區某智庫相關的科學家，指控他篡改報告、誇大結果。這批人撰寫許多報告，指控桑德有「科學清洗」（scientific cleansing）的行徑，也就是隱瞞了不同意的意見。他們的報告名稱例如「溫室論戰方興未艾」、「文件遭到篡改」，發表在像是《能源日報》（Energy
Daily）和《投資人財經日報》（Investor's Business Daily）之類的地方。這些人還寫信給國會議員、能源部官員，以及科學期刊的編輯，將這些指控喊得震天價響，另外也向能源部的熟人施壓，要讓桑德捲鋪蓋走人。其中最為人所知、也宣傳最力的，是發表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的一篇社論，指控桑德修改了報告，「欺騙當局和大眾」。3.桑德確實對報告有所修改，但可不是為了要欺騙任何人，而只是要回應科學家的同儕審查意見。
每篇科學論文和報告，都有「同儕審查」這個步驟，要通過其他專家的嚴格檢視。作者必須認真參考審查意見，修改專家所找出的任何錯誤之處。這正是科學研究的基本道德：除非通過同儕審查，否則任何主張都不足為信，甚至連視為可信的可能性都沒有。
同儕審查也有助於作者將論點呈現得更清晰，而且IPCC的同儕審查更是格外完整而嚴謹，除了有科學專家參與，更引進參與國政府的代表，以確保不僅能糾舉修正所有事實錯誤，同時也能詳盡記錄並支持所有判斷及詮釋，並有機會聆聽所有利益相關各方的聲音。審查意見提出後，作者就必須根據意見做出修改，或是解釋為何某些意見與研究無關、無效或是有誤。桑德做的就是如此而已，所有的修改都是為了回應同儕審查的意見，他做的是IPCC規定他做的事，是科學規範本來就要求他做的事。換句話說，他是因為「做了個好科學家」而招致攻擊。
桑德寫了一封信給《華爾街日報》的編輯，試圖為自己辯護，而且這封信還有29位合著者的共同聯署；這些人都是知名的科學家，其中還包括美國全球變遷研究計畫（U.S. Global Change Research Program）的主持人。4.美國氣象學會（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也發表一封致桑德的公開信，肯定相關指控全是空穴來風。5.另外，IPCC的創立人暨主席伯特．布林（Bert
Bolin）也親自致信《華爾街日報》證明桑德的說法，指出相關指控毫無任何證據，指控人士也從未連繫他、任何IPCC人員、或是相關審查的科學家來查核相關事實。他指出，只要這些人「肯花點時間瞭解IPCC的流程規則」，就會發現整件事情沒有違反任何規則、沒有打破任何程序、更沒有發生任何不當事件。6.正如後來的評論所指出，當時沒有任何IPCC成員國曾經對相關批評提出附議。7.
然而，不論是桑德或是伯林的信件，《華爾街日報》都只是部分刊出，卻在兩週後又給了原來的控訴者一次抹黑毀謗的機會，用一整封信的篇幅，宣稱IPCC的報告已經「由於政治目的而遭到篡改」。8.這些抹黑的說詞揮之不去，產業界、追求業績的報紙和雜誌、以及許多智庫，也都熱烈響應。就算到現在，網路上也還找得到這些說詞。如果用谷歌搜尋「Santer IPCC」（桑德
IPCC），你找到的不會是那一章的報告、更別說是整份IPCC報告，反而是一大票的網站，全在重複1995年的那些指控。9.一個網站甚至（錯誤地）斷言桑德承認自己「調整了資料數據，以迎合政治政策」，但美國政府當時根本沒有任何氣候政策，更別說什麼迎不迎合了。（不光是當時，就算現在也仍然沒有。）10.
這對桑德來說是一次痛苦的經驗，他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捍衛自己在科學界的名譽聲望，以及維繫自己的婚姻（但終告失敗）。直到今天，這個平常溫文儒雅的人一想到當初的事，仍然會氣得臉色發白。絕沒有任何科學家開始投入職涯的時候能預料竟有這種事。
這些指控桑德的人，為什麼不肯把事實查清楚？明明事情已經證實與他們所言不符，為什麼他們還是不斷重複那套指控？說穿了，這些人根本就不想找出事實，而是要和事實作對。
幾年後，桑德讀到早報上的一篇報導，講的是某些科學家參與了菸業發起的一項計劃，要抹黑菸草致癌的科學證據。報導解釋，這種概念就是要「讓爭議持續下去」，11.只要對於這種因果關係還有疑議，菸業就不用擔心被告或遭罰。這篇報導讓桑德湧起一股莫名的熟悉感。
他感覺得沒錯，而且還不只如此。這裡不只戰術相同，連成員都一模一樣。當時帶頭攻擊他的兩個退休物理學家小名都叫弗雷德，分別是弗雷德里克．賽馳（Frederick Seitz）和齊格飛．弗雷德．辛格（Siegfried Fred Singer）。賽馳是固態物理學家，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協助製作出原子彈，聲名大噪，後來成了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院長。辛格也是個物理學家（正是所謂的「火箭科學家」），他是研發地球觀測衛星的領頭人物，曾擔任美國國家氣象衛星服務（National Weather Satellite Service）的首任負責人，後來更成了雷根政府的運輸部長。12.
這兩個人都是極端的鷹派，一心相信蘇聯威脅不容小覷，必須有高科技武器才能保護美國。兩人都與華盛頓特區的保守派智庫「馬歇爾研究所」（George C. Marshall Institute）關係密切，該院的成立，正是為了支持雷根總統的戰略防禦計劃（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俗稱「星戰計劃」[Star
Wars]）。此外，兩人也都曾任職於菸業；只要有任何科學證據指出吸菸可能致死，他們就會提出懷疑。
從1979年到1985年，賽馳曾主持雷諾菸草公司（R. J. Reynolds Tobacco Company）的一項計劃，為全美各地生醫研究提供4,500萬美元的經費，尋找證據、培養專家，為的就是能在法庭上為「產品」辯護。到了1990年代中期，辛格曾與人合著一份重要報告，在二手菸對健康的危害這個議題上，對美國環保署大加抨擊。幾年稍早，美國醫事總署（Surgeon
General）已宣布二手菸不只會危害吸菸者、而是危害到所有接觸的人。辛格對此發現大加撻伐，聲稱此結果是遭到操縱，並認為環保署對此的審查（由全美的頂尖專家所進行）是受到政治因素影響、要擴張政府對我們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辛格這份反環保署的報告，資金是由菸草研究所（Tobacco Institute）透過托克維爾研究所（Alexis de Tocqueville
Institution）這個智庫所提供。13.
關於菸草與健康危害之間的關係，訴訟過程公開的文件足足有幾百萬頁點出這種連結，並且顯示了科學家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吸菸影響健康這件事，播下懷疑的種子。除了律師和極少數的學者之外，很少有人會認真研究這些文件，而我們也看到同樣的手段除了也用在全球暖化議題，同時還用在石棉、二手菸、酸雨、臭氧破洞等連串的議題上。
我們可以稱之為「菸草戰略」。這種策略要攻擊的對象正是科學，而且非常依賴科學家（在產業的律師及公關專家指導之下）心甘情願地舉起槍、扣下扳機。本書寫作過程參考了許多文獻，其中之一是《小心壞科學》（Bad Science: A Resource
Book），是一本告訴大家如何矯正錯誤科學觀的手冊，書中提供許多例子，讓人看到有哪些不當手段被用來對付科學，而且也列出一串具備科學資歷的專家名單，如果有哪個智庫或企業需要有人為他們提出反對的聲音，這些人不管什麼議題都願意來說上兩句。14.
而在數不勝數的案例中，我們都看到了辛格、賽馳和其他幾位科學家與智庫和民間企業聯手，在許多當代議題上，對科學證據提出挑戰。早期，此類資金多半來自菸業；而在之後則來自各種基金會、智庫和化石燃料業。這些人聲稱，吸菸與癌症之間的關係至今未獲證實。這些人堅持，科學家對戰略防禦計劃的風險和限制遭到誤導。這些人主張，酸雨（和臭氧破洞）是因為火山爆發所引起。這些人指責，環保署對關於二手菸的科學動了手腳。而在最近，二十年來已累積了如山的鐵證，但這些人仍然對全球暖化的現實嗤之以鼻。他們先說這是無稽之談，再說這只是自然變化，又說就算確實如此、而且人類就是元凶，我們還是能夠調整適應，所以一點問題也沒有。這些人一次又一次堅決否認在科學上早已有定論，但他們自己幾乎就是唯一的異議份子。
如果沒人在意，光是幾個人並不成氣候，然而這幾個人確實能夠引人注意。他們在冷戰時期武器計劃戰功彪炳、名聲顯赫，在華盛頓特區廣受尊敬，人脈直上白宮天聽。任舉一例，在1989年，賽馳和兩位物理學家羅伯特．賈斯特羅（Robert Jastrow）、威廉．尼倫伯格（William
Nierenberg）合著一份報告，質疑全球暖化的證據。15.他們很快就受邀前往白宮，向布希政府發表簡報。內閣事務辦公室的一位成員就說「人人都讀了報告，而且每個人都非常重視。」16.
如此認真看待這份報告的還不只是布希政府，就連大眾媒體也不例外。像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新聞周刊》等等廣受推崇的媒體都報導了這些說法，彷彿這真算得上是一場科學辯論、而這就是其中一方的意見。接著，從部落客到參議員，甚至是美國的正副總統，三教九流的人都參與了這場公共辯論，這些說法不斷流傳，像是回音在教堂裡不斷回響。然而，在這吵吵嚷嚷當中，乍看是科學家在科學殿堂上互相交鋒，但記者和大眾一直沒發現這根本稱不上是科學辯論，只是用錯誤的資訊打模糊仗，一切都屬於一個由菸草起頭的更大陰謀。
本書講的正是這種「菸草戰略」的故事，告訴大家這種戰略如何攻擊著科學和科學家，讓我們產生迷惑，看不清楚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星球上各種重大的議題。遺憾的是，班傑明．桑德的故事並非特例。關於臭氧層耗竭的狀況，科學鐵證如山；諾貝爾獎得主、美國科學促進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會長舍伍德．羅蘭（Sherwood
Rowland）率先發現某些化學物質（氟氯碳化物, CFC）可能破壞臭氧層，但辛格提出質疑。而在有人聲稱羅傑．雷維爾（Roger Revelle）對全球暖化成因的觀點已經改變的時候，研究生賈斯汀．蘭開斯特（Justin Lancaster）為雷維爾打抱不平，卻因此成了誹謗訴訟的被告。（蘭開斯特無力承擔辯護所需的開支，被迫庭外和解，個人及專業職涯一夕破碎。）17.
在這些活動當中，最知名、也參與最久的就是賽馳和辛格，兩人都是物理學家。威廉．尼倫伯格和羅伯特．賈斯特羅同樣也是物理學家。尼倫伯格曾任知名的斯奎里普斯海洋學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主任，也曾擔任雷根總統的交接小組成員，建議應該讓科學家在政府擔任要職。他也像賽馳一樣曾參與原子彈製造計劃，後來也參與幾項冷戰時期的武器計劃和實驗室。至於賈斯特羅，則是著名的天體物理學家、熱門作家、戈達德太空研究所（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所長，長期參與美國太空計劃。這些人在環境或健康問題上並無特別專業知識，卻掌握了權力和影響力。
賽馳、辛格、尼倫伯格和賈斯特羅都曾在政府科學領域位居高職，與軍隊將領、國會參眾議員甚至總統都有往來。他們也和媒體牽連廣泛，熟知怎樣能讓媒體報導自己的看法，也知道怎麼在沒有報導的時候悍然施壓。這些人用自己的學術地位，把自己打造成權威的模樣，把不合自己意的任何其他科學貶得彷彿不值一哂。
在超過二十多年間，在他們呼風喚雨的這些領域，這些人幾乎毫無任何原創科學研究。雖然他們確實曾是優秀的研究人員，但在他們投入我們要提的這些主題之後，多半只是在攻擊他人的成果和名聲。事實上，無一例外，這些人就是站在與科學共識相悖的錯誤一方。吸菸就是會殺人，無論直接或間接。污染確實造成了酸雨。火山並不是臭氧破洞的原因。我們的海洋正在上升、我們的冰川正在融化，而原因就是燃燒化石燃料、在大氣中製造了溫室氣體。然而多年以來，媒體將這些人譽為專家，政客對這些人唯命是從，這些人的主張，成了眾人不作為的藉口。美國總統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甚至有一次稱他們是「我的科學家們」。18.雖然情況已稍有好轉，但不論在網路、廣播談話節目、甚至是美國國會殿堂上，都仍然有人引著他們的觀點和意見。19.
究竟為什麼，原本該致力挖掘自然界真相的科學家，會這樣刻意扭曲同儕的研究成果？究竟為什麼，他們要散布毫無根據的指控？究竟為什麼，就算觀點已經證實並非事實，他們仍然拒不修正？而又為什麼，就算他們的主張已經被一一踢爆不實，媒體還是每年不斷引述？這就是本書要講的故事。這個故事裡，有一群科學家頑抗科學證據，並對於當代最重要的一些議題，不斷散播迷惑。這個故事裡，背後有個巨大陰謀，至今仍然持續。這個故事講的，就是這群人如何抗拒著事實、販賣著懷疑這項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