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血淚交織的韓國奇蹟：序《憤怒的數字》
韓國人常說：「進了三星上天堂，不進三星下地獄。」三星亮麗的業績背後，是99%韓國人的血淚。對於那些主張要學習韓國經濟奇蹟，不惜代價地培植明星產業並猛推各種FTA的人而言，這本書讓我們看見韓國奇蹟背後「不可承受之重」的代價，以及「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真相。
這本書用涵蓋各種社會面向的統計數據，無偏頗地完整呈現韓國經濟奇蹟背後的社會代價──經濟成長的果實盡歸極少數人，1%的股市富翁擁有市價總值的81.8%；經濟成果是所有人共同努力出來的，但絕大多數人卻只得到苦果；被韓國奇蹟犧牲的不是少數人，而是88%韓國人（無法進入大企業的上班族和人數可觀的自聘僱人員）；在看似耀眼的GDP成長率下，是大財團對中小企業、中產階級與勞工的冷血剝削，令人髮指的所得不公平分配，以及大到讓人想自殺的升學壓力與社會壓力。
這本書讓我們看到，除非能兼顧合理的所得分配與大小企業的均衡發展，否則經濟成長與社會成長的總目標將背道而馳，明星企業將變成社會的惡性腫瘤。
1% 的天堂，99% 的煉獄
韓國在2012 年成為全球第七個20-50（人均所得兩萬美元且總人口五千萬人）的國家，而且進口與出口總額皆達到全球前七名，成為全球七大經濟強國之一，以及台灣人錐心刺骨的嫉妒對象。另一方面，韓國卻有更多統計數字在34
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本書簡稱OECD）國家中敬陪末座（也就是說，比希臘、墨西哥、智利、捷克、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等國家更遜色）：自殺率世界第一，老人自殺率全球最高，臨時工比率OECD 第一，所得差距OECD第二，社福支出OECD
最低，工會組織率最低（10%），工時第二長（僅次於墨西哥），兩性薪資差距全球第一，教育水準全世界最高而幸福指數卻最低，民間教育經費支出（補習與私立學校學費）為OECD 最高；在極端扭曲的升學、就業、生活壓力下，年輕人不願意生孩子，韓國的出生率從原本OECD 最高變成了OECD 最低。
跟這些痛苦的統計數字成對比的，是大企業資產的迅速暴漲。韓國十大財團的總資產在2003 年時僅值GDP 總值的48%，2012 年卻變成84% ！
明星企業乎？癌症腫瘤乎？
大企業壟斷經濟成長利益的現象主要是仰賴兩大手段，一個是減少勞工薪資，另一個是掠奪中小企業、包商、供應商的利潤。
拜各種FTA之賜，大企業的供應鏈與工作機會外移極其嚴重：每十支三星的智慧手機之中，只有一支是在韓國生產，使得大企業一邊擴張營業一邊裁減員工數。此舉間接導致失業人口上升，許多失業者淪為收入極低的自聘僱人員（佔總就業人口的29%），其中有五分之一的人年收入低於一萬美元，不到韓國人均所得（33,629美元）的三分之一。由於韓國物價約為台灣的一倍，這些人的實質收入大約只有台幣15萬元。
另一方面，大企業又逼迫國內供應商降低價格（比照落後國家的水準），以致韓國許多中小企業必須採取低薪策略，才能勉強保持損益平衡。非典就業在韓國中小企業裡非常地普遍，5至10人的企業裡非正職員工的比重佔了58.3%，而未滿5人的企業裡更高達79.5%。結果，許多勞工（約佔總就業人口的50%）只能爭取到約聘僱的職缺，其工作內容跟正職一樣，但薪水卻只有正職的51%，而全國臨時工人數更高達就業總人口的24%。
這種強欺弱、大欺小的惡劣競爭，跟新自由主義以及FTA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尤其跟李明博執政時期（2008-2013）的各種措施有關。
韓國的大財團是二次大戰以後就存在的，但是大財團擠壓中小企業和勞工的生存空間卻始於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在1985 至1997 年期間，韓國製造業在實質工資成長率為10.4%，比工業生產增加率（9.7%）還要高了0.7%。但是金融風暴之後的1997 至2011 年，實質工資成長率僅3.5%，比工業生產增加率（7.6%）低了4.1%。以2010
年為例，韓國家庭的實質所得只成長了3.2%，企業的實質所得卻增加了25% ──經濟成長的果實盡歸三星和現代等大財團的口袋。因此，即便歷經了2008 年的金融風暴，2012 年時韓國十大財團的總體流動資產仍高達123.7 兆韓元，足足是2006 年時的4.5 倍；而韓國四大企業三星、現代、LG、SK 的資產在2008 年佔了韓國總資產的18.5%，到了2012
年時大幅增加到了25.6%。
大財團資產暴漲的另一個原因，是政府慷慨地對大企業減稅。2012 年韓國總減稅規模是9.5 兆韓元，其中一半由53 間大企業拿走，平均每家大企業獲得886
億韓元。為了捍衛政府各種偏袒大財團的政策，三星設立了45億美元的賄賂基金，用以買通行政、立法、司法部門的各種高層。韓國的大財團不再只是韓國人的榮耀，他們同時也已經變成韓國社會的惡性腫瘤，吸乾了經濟上的養分，讓其他中小企業和勞工無以為生。
劫貧濟富的社會，飢寒交迫的中下階層
在強凌弱、大欺小的叢林法則下，小企業所能付出的薪水遠低於大企業：員工300人以上的企業薪資是9人以下小公司的兩倍。然而大企業聘僱的人數卻在下降，1995年有18%的韓國人受雇於大型財閥企業，到2010年卻降為12%。對於那些沒有能力擠進前12%的上班族而言，生活簡直是一場看不到盡頭的惡夢。
就家庭收入最低的20%家戶而言，他們在2010年的負債是年收入的1.43倍，到2011年時更擴大為2.02倍。此外，根據麥肯錫顧問公司的報告，韓國的家庭負債在2012年時已達到GDP的84%，高於意大利的46%、法國的50%、日本的66%、美國的81%與西班牙的82%。
然而，大企業獨占經濟成果的同時，又買通政府對大企業減稅，其結果是社會安全網的大破洞。而低水準的社會安全網，則成為社會不安和競爭激烈的原因。
由於政府對弱勢的福利嚴重不足，入不敷出的家庭只能靠高利貸過活：2010年上半期最高利率曾經高達49%的。2013年修改了「民間融資法」，將民間融資企業及金融機關的最高利率降到34.9%。受害的不僅僅只是所得最低的20%家戶，韓國家庭中體驗過貧窮的竟高達35%！
代價高昂且複製階級的升學競爭
在這種貧富差距兩極化的社會裡，人人為了生存而不惜一切代價地爭擠明星企業，或者至少擠進聘僱人數只佔總就業人數12% 的大企業裡。這股生存競爭更往下延燒成激烈的升學競爭，以及高不可攀的補習費、學費、大學生的房租與生活費。
據保守估計，每個韓國人從出生到大學畢業要付的平均養育費超過了3 億韓元（約新台幣833 萬元），教育費支出甚至占了家庭收入的33.1%，其中光是補習費就高達教育總花費的58%。所得兩極化的現象更通過教育資源的兩極化而複製了階級，使韓國愈來愈像是世襲的社會：月均收入未達100 萬韓元的低收入家庭，補習費的支出是6.8 萬韓元；而月均收入在700
萬韓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補習費的支出是42.6 萬韓元，幾乎是前者的七倍。
此外，韓國大部份的學校財團把經營大學當作賺錢的事業，並且以學生的學費作為事業的主要收入，因此私立大學的學費非常地昂貴，2011 年時高達938 萬韓元（約新台幣28 萬元）。
除了學費之外，高昂的房租更是大學生承受不了的負擔。2013 年首都圈的大學宿舍人數總容納量只有13.5% 而已，而高麗大學、延世大學等十多間學校的單人房宿舍費用超過50 萬韓元（約新台幣1.4 萬元）。江南Tower
Palace是一棟住商混合的高級摩天樓，其中的公寓租金卻只有大學周邊雅房的78%。面對高昂的學費和房租，有160萬名大學生被迫必須申請學貸，總額在10兆韓元以上（約新台幣2,777億元），其中9萬名大學生更承受每年20%以上的高利息學貸。
然而繳完學貸後的大學畢業生卻不一定有能力償還貸款：2013年時，10名年輕人中只有6名找到工作（青年聘用率55.8%），而且大部份的工作不是低薪就是約聘僱。由於職缺太少，許多企業甚至以招募「青年實習生」為名，榨取免費的勞力。這是一個工作貧窮的社會，很多年輕人愈努力愈貧窮，再怎麼努力都看不見未來！
不婚、不育、不養、不活，沒有未來的台灣與韓國
雖然韓國的頂尖企業比台灣的頂尖企業更亮麗，但是兩國的上班族卻是命運同等悲慘的難兄難弟：同樣是以工時超長（超過日本）著稱，同樣是活在劫貧濟富的體制下，同樣是被迫過著「四不一沒有」的非典型人生。
然而，有些地方台灣社會甚至比韓國更悲慘：我們的房價負擔比遠高於韓國，而政府的服務則遠低於韓國──2015年政府總支出僅佔GDP的13.9%，遠低於韓國的31.8%（2013年）；其中中央政府的社福支出佔GDP的2.6%，遠低於韓國的9.8%。
可悲的是，許多評論者迄今仍只看見韓國的金玉其表而看不見敗絮其中，主張要集中所有資源去發展少數明星產業，以便跟全球一較短長──好像大家都已經忘記兩兆雙星與五大產業如何變成「五大慘業」。媒體更以威脅、恐嚇的口吻勒索全部台灣人：除非不計一切代價地跟韓國拚FTA，否則台灣將會成為全球經濟圈的孤兒──好像媒體從來都不知道韓國社會為他們一系列的FTA 付出過多大的代價。
嚴肅面對低度成長下的所得分配解嚴以來，台灣一向的經濟政策都是只求GDP 成長而不顧所得分配，甚至犧牲所得分配來成就GDP 成長率。在過去的高度經濟成長中，台灣的中低收入者還勉強可以分享到一點點經濟成長的果實。然而如果繼續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將會把台灣帶向動盪不安、甚至自我毀滅的途徑！
由於全球經濟復甦無力，以及欠缺促進產業升級的策略，台灣的經濟將邁向零成長，甚至負成長。如果在這種局勢下還罔顧財富重分配的必要性，底層社會入不敷出的窘境將日益惡化，而年輕人更將會從「看不到未來」變成「放棄未來」。問題是，當年輕人紛紛放棄未來時，台灣社會還會有未來嗎？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榮譽退休教授 彭明輝
前言
韓國社會的不平等和憤怒的數字
新社會研究院（以下簡稱新社院）在2012年韓國總統大選之年時出版了《Reset
Korea》，為了克服韓國社會的兩極化，我們在書中提出所得增加的政策、經濟民主化、社福普及化、打造東亞共同體、活絡社會經濟等。但是當選總統的朴槿惠總統丟掉了當初「經濟民主化」、「福利」等最重要的政見，並且進行著「公家機關民營化」、「大企業為主的經濟政策」等典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她又再次回歸自己的「降放立稅制」（降低稅收、放寬規定、立法）拿手本領。這政策使拒絕生小孩、不論男女老少都選擇自殺的韓國社會更走向絕望的深淵之中。
如果是上了年紀的獨居老人，應該會想到何時才能過得不錯、何時才能有希望等這些煩惱。韓國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還算是過得不錯的時期。那時月薪上漲、工作機會變多，努力工作就可以買到房子，也可以供孩子上大學，人們甚至認為連退休生活都可以先準備妥當。之後，韓國加入了OECD，認為自己可以成為先進國家一員，那時真的充滿了希望。可是1990年中後期因為掀起金融危機和大規模解僱潮，韓國社會充斥著「只要我和我的家人活下來就行」
的氣氛。2002年曾流行一時的「請成為有錢人」、「誰都不會記得第二名」等廣告文案，我們可以透過這些了解當時的社會氣氛如何。但是在冷血的競爭之間，不管你再怎麼努力，99%2的人生活也不會變好。
直到1990 年代中期為止，99% 的人收入占GDP 的75%，現在卻掉到60% 左右。現在朴槿惠政府的政策很有可能使99% 的人收入掉到GDP 的60% 以下。韓國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惡化於1990
年代中後期的金融風暴。金泳三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帶來了金融開放，結合了大企業擴張的野心，因此掀起了前所未聞的金融風暴事件。金融風暴將韓國經濟轉型成「新自由主義」，完全朝向與之前不同的方向發展，為韓國經濟發展分水嶺。
這樣的變化可以透過以計算國民所得不平等的「吉尼係數」來確認。吉尼係數愈低，表示國民收入分配愈平等，簡言之，數值是0的話，表示全國民收入平等。1990年代初，韓國的吉尼係數維持在0.250左右，但是金融危機之後1999年攀升到了0.288。 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時0.294、2009年0.295，韓國國民收入漸漸不平等。
在工資與生產關係上也出現了類似的兩極化現象。韓國的製造業在金融風暴以前（1985至1997年）實質工資率（10.4%）比工業生產增加率（9.7%）還要高了0.7%。但是金融風暴之後（1997至2011年）實質工資率（3.5%）比工業生產增加率（7.6%）低了4.1%。生產上持續以過去相同的比率在增加，相較下，實質工資的成長反而更不顯眼。勞工們無法拿到同等勞動代價的薪水，是因為企業正霸占著那份錢。企業家逐漸變成有錢人的同時，許多人的家境也跟著變窮的根本原因就在此。
企業必須擴大僱傭和對社會的投資，並將賺到的錢分配給勞工當工資與國家的稅金。可是在2014年韓國社會裡，企業經營者和股東們霸占了大部份的經濟市場果實，亦即「利潤」，所以無法有效地擴張利潤的投資與人資聘用。像現在這樣，企業堆積的財富如果不流向社會的話，大眾的消費能力會減少，造成經濟停滯不前。使這些內需市場問題直接影響國家輸出和金融泡沫的因素，就在於那陣子實行的政策。政府獎勵人民借錢買房、投資股市、增加消費，並且為了獎勵大企業的輸出，促進勞動市場彈性化和大企業減稅政策。如此主導輸出成長策略和資產泡沫的政策是綁在一起的「連體嬰」關係。
大企業獨占利潤的同時又產生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福利的短縮」。企業的利潤一邊付給勞工當工資，另一邊為了建設國家的社會安全網而繳交稅金。不過韓國的企業卻不將利潤分配給勞工、國家當薪資與稅金，其結果造成社會安全網的破洞。勞動市場裡未能得到足夠薪水的人們，在面臨要繳交居住費用、醫療費、教育費等大筆費用時，容易墜落成貧窮階層。
居住、醫療、教育、托育等是國家必須保障的社會安全網領域，與韓國經濟規模相似的國家，大多是通過稅金來保障公共的社會安全網。但是韓國的企業與高收入階層繳納太少稅金了，這是使得韓國社會安全網不得不成為最糟水準的核心原因。低水準的社會安全網正成為社會不安和競爭激烈的原因。
本書製作詳細的圖表，藉由具體的數據直接展現韓國人民的生活品質。從小孩到老人，根據人生各階段來解釋發生了什麼不平等事情、相關的具體原因為何、解決方法是什麼。如果說前作《Reset
Korea》以理論和總體統計數據為主，來提出新的發展模式，這本書就是細微地觀察了一般韓國人的生活，並努力透過簡易的數字來傳達韓國人親身感受到的社會問題。「從搖籃到墳墓」的不是福利，而是不平等現象在壓榨著韓國社會，從這本書裡可以領悟到這一事實。不平等阻礙了經濟成長，「市場萬能論」是指高收入階層過得好的話，多餘的錢也會流到下層，雖然鼓吹著可以讓99%的人也能過好日子的「下滲式經濟學」，但是在世界各地都無法找到這種現象出現。
不平等現象不只壓垮了99%人的消費能力，企業的投資在對未來不樂觀的市場裡也無法獲得更大的利潤。無法期待內需和投資出現的情形下，現在經濟趨勢走向要放棄下滲式經濟學，並且必須重新分配財產和收入。只有韓國的政治人物和經濟學者一直在裝糊塗，不對，他們已經不是在裝傻，而是在逆向行駛，這就是現今韓國社會的模樣。
韓國社會不改變的話，「憤怒的數字」搞不好會進化成「絕望的數字」。人們受不了更多的不平等和激烈的競爭，進而走上自殺一路，絕望的濃霧正籠罩著整個韓國社會。2012年，高齡的社會學者史蒂芬‧黑塞爾擠出最後的力氣大喊：「憤怒吧！」本書同樣也是在詢問大眾，看到這樣的不平等現象你能不生氣嗎？我們希望那怒火不只停在怒火的階段，如果你感受到憤怒的話，請必須馬上在你所在的位階上做出任何行動。已故的金大中總統曾說過：「即使對象是牆壁，至少也要罵罵髒話。」意指再膽小也要拿出勇氣做點事。希望這本書在各位做出選擇時能有所幫助。
本書是新社院研究員花了兩年將發表的「憤怒的數字」系列文章編輯而成，並以出版為契機，補充最新的統計資料，也將字詞修飾得更簡單易懂。如果沒有新社研研究員平常的努力，可能無法提供這麼多具體的數據資料，特別是為了讓讀者感受到實際感覺，研究員費盡心思製作了每張圖表。多虧韓國東方出版社的編輯和字體排版設計師的細心、勤勞與耐心，才能使這本書發光發亮。如同某部人氣電視劇的經典台詞「大師的精神一針一線縫製而成」，再次向努力付出的東方出版社編輯和字體排版設計師表達謝意。
2014年春天
新社會研究院院長 鄭泰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