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正典（全二冊）

　　哈洛．卜倫討論了二十六位正典作者的作品，藉此一探西方文學傳統。他駁斥文學批評裡的意識形態：他哀悼智識與美學標準的淪亡：他悲嘆多元文化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新保守主義、非洲中心主義、新歷史主義正引領風騷。

　　堅持「美學自主權」的卜倫將莎士比亞置於西方正典的核心，在他之前和之後的所有作家，不管是劇作家、詩人，抑或小說家全都是以莎士比亞為依歸。卜倫強調，在人物的創造上，莎士比亞可說是前無古人，而來者無一不受到他的影響。米爾頓、約翰生博士、歌德、易卜生、喬哀思、貝克特全都受惠於他：托爾斯泰和弗洛依德反叛他：而但丁、渥茲華斯、奧斯汀、狄更斯、惠特曼、狄津生、普魯斯特以及波赫士、聶魯達、裴索等現代西葡語系作家都告訴了我們：正典作品源於傳統與原創的巧妙融合。

　　在這部聳動、尖刻之作的最後，卜倫羅列出重要作家與作品的完整清單，此即他所見之正典。而《西方正典》不只是必讀書單而已，其中包含了對學識的喜愛，威勢十足地護衛一個統整連貫的書寫文化，對文學的政治化不假辭色，為世世代代以來的作品和重要的作家，也就是「西方正典」提供引導。哈洛．卜倫的書在《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和《每週娛樂》（Entertainment Weekly）等種種性質互異的刊物上廣受討論與讚賞，學識與熱情交相輝映，令人目不暇給。在未來的年歲裡，它將引領我們重新拾回西方文學傳統所給予我們的閱讀之樂。

推薦

　　這本書價值非凡，如果你相信文學自有其高貴價值的話；如果你相信「高貴」此一觀念在智識生活中人然有效的話。—— The Boston Globe

　　《西方正典》熱切地展現了為什麼有些作家在幾乎埋葬了所有人類作為的時間流程裡，成功地逃脫了遭到遺忘的命運。它讓我們覺得……前人所珍視的也將為後人所珍愛。——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哈洛．卜倫為西方正典的概念注入了嶄新的活力，一連串正典大作令人目眩神迷。在閱讀文化幾近消失之際，這本書將會是智識讀者的珍寶。——Richard Poirier

　　當我們閱讀他的文章時，我們會被他對主題的喜愛所感動，我們會等不及要去重讀奧斯汀或貝克特或莎士比亞。不贊同卜倫的人或許聰明伶俐，但他們之中有誰能為我們增添文學的喜悅？——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

　　卜倫這本近六百頁（原文）的大作力排眾議，堅持經典的價值。……本書首篇題為〈正典輓歌〉，末篇題為〈最後的輓歌〉，足見卜倫深知自己的不符時尚、違反潮流，卻也同時顯示出他知其不可為而為的勇氣，展現了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學術良知。——彭鏡禧（台大外文系）

　　從後結構批評的角度來看，《西方正典》或嫌偏執，但本書精彩之處也就在於這位強勢批評家之有所偏執，方能筆鋒含帶感情，充分展露他對文學的熱愛，他的博學多識和宏觀遠見，他的「創造性誤讀」——他胸騖萬卷，獨排眾議，依照美學標準，在浩瀚的西方文本中，挑出二十六位作家，比評其崇高和代表性，並串連╱編構成一張龐大而綿密的文學經典之網。——吳潛誠（東華英美語文系）

　　面對當今「分崩離析、中心瓦解」的學術界，面對「正典」的覆亡，屹立於學術界四十年的卜倫晚年奮力一擊，企圖重建「正典」論述。卜倫寫作《西方正典》一書，除了重新回顧西方文化中二十六位被他納入「正典」的作家之外，亦側面駁斥了被他稱呼為「憎恨學派」的意識形態服膺者。卜倫的立場正凸顯了傳統學院與今日學術研究發展的衝突點。——劉紀蕙（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作者所設定的讀者並非學術界，而是喜好閱讀的一般讀者；因為在他看來，如今的學術界在女性主義、多元文化論、已傅柯為首的新歷史主義、新馬克思主義、解構主義、拉岡所領導的心理分析、符號學等邪教的妖言惑眾之下，已經沒有多少人因喜好閱讀而閱讀了。——林玉珍（中山外文系）

　　在美學轉向的激情年代，在或心或後的眾主義喧囂聲中，本書提供沁人心脾的一泓清泉。……展讀本書有如懷著秉燭夜遊的雅興，翱翔於西方文學高原的上空。避開速食文化的洪流與顛覆傳統的風尚，如此則可望免於維科所預言的混亂時期的浩劫。——呂健忠（東吳英文系）

作者簡介

哈洛．卜倫 Harold Bloom

　　1930年出生，美國耶魯大學人文學教授，紐約大學英文系教授，曾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美國學術院院士。著作有《葉慈》（1970）、《影響的焦慮》（1973）、《正典強光》（1987）、《影響詩學》（1988）、《美國宗教》（1992）等，得獎、獲頒學位不計其數。

校訂者簡介

曾麗玲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博士，台大外文系教授，專研現代文學理論、現代英美小說、愛爾蘭文學等，著作散見於中外各學術期刊。

譯者簡介

高志仁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譯有《西方正典》、《德蕾莎修女：一條簡單的道路》、《卡夫卡》、《教宗的智慧》、《美好生活：貼近自然，樂活100》、《靜觀潮落》等（以上皆立緒文化出版）。

〈莎士比亞，正典的核心〉
 
莎士比亞的語言力量
 
一個虛構的角色被稱為「自主的自由藝術家」，這是怎麼回事？這是什麼意思？在莎士比亞之前的西方文學裡，我並未發現此一現象。阿基里斯（Achilles）、伊尼亞斯（Aeneas）、朝聖者但丁（Dante the Pilgrim）、唐吉訶德並未因為竊聞他們自己所說的話而有所改變，並以此為基礎，憑著自己的智力與想像力，讓自己換個方向。哀德蒙、哈姆雷特、孚斯塔夫及其他許多人物似可起身走出劇作，即使這並非莎士比亞自己的期望。這份天真但具有重大美學意義的想法，和他們是自主的自由藝術家有密切的關聯。做為戲劇與文學的幻象以及象徵語言的效果，莎士比亞的這種力量是無與比的，雖然它已經在全世界被模仿了幾近四個世紀之久了。
 
如果沒有莎士比亞的獨白，是不可能產生這種力量的，法國的批評傳統不允許悲劇演員直接向自己或觀眾說話，哈辛便無緣使用此一技巧。西班牙黃金時期的劇作家，特別是洛培．德．維加發展出十四行詩形式的獨白，充滿巴洛克式的輝煌神氣，但和內在性無以契合，人物如果欠缺內在性的話，自主的自由藝術家便不會出現。莎士比亞是絕對不適合巴洛克型式的；悲劇的自由合當是屬於莎士比亞的矛盾語。而非洛培或哈辛或歌德所能獲致的。
 
於是我們知道為什麼賽萬提斯是一個失敗的劇作家與成功的《唐吉訶德》作者了。賽萬提斯與莎士比亞之間有一份神秘的親密關係：老唐和桑秋（Sancho）倆人都不是自主的自由藝術家；他們一頭栽進了戲耍之道裡。莎士比亞有一種特殊的本領，他的悲戲主角不管是正派還是反派，都抹去了戲耍之道與自然之道其間的分界。哈姆雷特獨特的權威，他那充分令人信服，完全屬於他自己的作者意識，不只是表現在他把《岡雜苦謀殺案》改編成《補鼠機》而已。哈姆雷特的心靈無時無刻不是戲中之戲，因為哈姆雷特比莎士比亞其他所有人物，更像是一個自主的自由藝術家。他的昂揚與淒苦皆源起於他對自身形象的持續反思。莎士比亞之所以為正典核心，部分原因是哈姆雷特處於此核心地位。這份可隨時自我反思的內省意識，是最菁英式的西方形象。但是，如果沒有它，正典不可能存在，不客氣地說，我們自己也將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