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丘之女(全新翻譯本)

導讀

那高貴的異端／作家．著名翻譯家邱振瑞

　　安部公房（一九二四～一九九三）的小說向來以前衛、晦澀、深奧和抽象概念的構思著稱。在他的作品中，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幾乎是架空出來的，人物多半沒有具體姓名，乍看下情節有些怪誕突兀，當你鼓起勇氣試圖往下讀，他卻倏然在你面前撒落漫天的迷霧和沙塵，這似乎給他的讀者和研究者帶來困難。然而，對某些人而言，這種晦澀卻是不可思議的，又充滿奇妙的魅力，它可以激發研究和工作，亦可增加閱讀的趣味。雖然有些晦澀需要歷經艱苦努力才能揭示出來，但破譯出其精神特有的複雜性即是最大的回饋。從這個意義上說，為了充分探析安部公房的文學底蘊，或許有必要把他與同世代的作家三島由紀夫的生涯稍加對照，因為從他們迥然而異的文學風格，我們可以更理解二戰前後日本知識人的精神危機和內在生活。他們在小說呈現出來的愛憎與惶惑不安，都與那個翻天覆地的時代緊密相連著。

　　以世界文壇的知名度而言，在日本作家中，以三島由紀夫與安部公房的作品（《沙丘之女》、《別人的臉》、《燃盡的地圖》、《第四冰河時期》、《朋友》、《幽靈在此》，有俄語版、捷克語版、羅馬尼亞語版、丹麥語版、比利時語版、芬蘭語版、英語版、墨西哥語版、法語版、德語版、義大利語版、葡萄牙語版等）獲得最多國外讀者的閱讀。他們兩人都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二戰前，三島進入了學習院的初、高等科就讀，之後考上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系；安部的生活道路卻轉折得多，父親奔赴當時日本的殖民地「滿洲國」的奉天（今中國東北瀋陽市）當執業醫師，基於這個家庭因素，安部就讀該地的小、中學，高中時期才回到東京。是年冬天，他患了肺結核休學，一九四○年回到奉天的自家休養。一九四二年四月，他的病情已恢復過來，因此返回東京。一九四三年十月，他考上了東京帝國大學醫學系，這時日本可能戰敗的消息甚囂塵上，他出於某種莫名的情感召喚，偽造了「重度肺結核」的診斷書，以此病由返回奉天的家裡。一九四五年，日本和滿洲兩地爆發了嚴重的傷寒。翌年，蘇聯軍隊入侵了中國東北，並接管所有的醫院，其父親遵從命令製作傷寒的疫苗，不幸受到感染而過世。之後，來了國民黨政府，整個體制改弦易張，但旋即又被八路軍擊退，短短兩三個月內，政策和市容為之改變。這些無疑給安部造成巨大的衝擊。同樣地，三島在入伍前的體檢，由於軍醫的誤診，認為他疑似患有肺結核，得以免除兵役。同年十月，三島的妹妹美津子罹染傷寒死亡。簡單地說，這兩個同世代的作家，三島在「內地」接受傳統教育，安部在「外地」度過青少年時期，但是他們有個共同點：兩人都經歷過「日本帝國的崩解」與時代疾病的威脅，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震盪。而在文學道路上，三島於日本傳統文學中大放異彩，安部則堅決地站在「異端」（反傳統）立場上，持續思索故鄉存在的定義和被荒漠化的靈魂。可以看出，在安部的生命裡，他自始至終直視「做為場所的悲哀」（Realms of Memory）的困境。順便一提，阿爾及利亞出身的法國作家卡謬的《異鄉人》、前總統李登輝在司馬遼太郎《台灣紀行》的篇末對談，皆為絕佳的例證。換言之，滿洲這個空間上的場域，既是真切的實在，同時還包含場所、位置和身分的認同，卻由於政權的更替，又把它丟入流變的漩渦中，致使日本移民者不知何去何從。而這個二律背反的問題，又成為安部的精神原鄉，從文學上的啟蒙，到小說的場景描繪，都圍繞著滿洲的經驗。

　　正如他在創作經驗談中提及的：「……滿洲的冬天嚴寒，儘管到了午休時間，同學們仍很少到教室外面走動。我讀完數天前剛買的《愛倫．坡短篇小說集》，把故事內容口述給同學聽，他們大為讚賞。坦白說，我不但擅自加料，還編造了許多情節，而這卻意外地催生出我向壁虛構的才能……。」此外，他在《道路盡頭的路標》描寫的就是「我」與「故鄉」的關係的反思。他這樣寫道：「我的確存在於這個世界。我在忍耐周遭的圍逼，又像物體般存在著。可是故鄉的存在，以及這種存在之間到底有多大的距離呢？」這個投給讀者的詰問，其背景即是他深切生活過的滿洲。而出現在《道路盡頭的路標》的「我」，以及長篇小說《野獸們尋找故鄉》中，通曉各國語言的中國籍高姓通訊口譯員（當時標榜五族共和），同樣被關入了土牢，這正道出日本戰敗、滿洲國解體後的混亂局面：日本移民不但沒有國籍，也無法通過立法保障自身財產與安全，連生活在滿洲的中國人也不例外。或許如同安部自述的那樣：「從本質上來說，我是個沒有故鄉的人，或許正是因為這樣，使得我本能地憎惡故鄉的存在，總是不敢輕易對它做出定義。」的確，當滿洲國皇帝退位的同時，整個滿洲就土崩瓦解了。安部居住的城鎮每次遇到沙塵暴的侵襲，便陷入一片灰濛境地。他的隨筆集《沙漠般的思想》，經常提及「荒涼的土地」和「沙漠」，感嘆與日本的田園風景無緣，正是源於這樣的地理環境。他似乎在展示一種基本立場：所有界限都是人劃定出來的。縱然是在半沙漠和沒有界線的地方，終究只是人在自我設限而已。

　　隨著戰局的結束，安部這個清醒的漫遊者，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被遣返回祖國日本。在那之後的三年間，他發表了幾部小說。此外，他久別的祖國和自己的文學生涯以及文壇亦出現重大的變化：日本國憲法正式實施。東京大審判做出了判決。椎名麟三《深夜的酒宴》、太宰治《斜陽》、田村泰次郎《肉體之門》、原民喜《夏之花》、大岡昇平《俘虜記》、島尾敏雄《在島嶼盡頭》、木下順二《夕鶴》等，都是這個時期的文學成果。翌年二月，安部在《近代文學》雜誌上，發表了小說《牆壁──Ｓ．卡爾瑪的犯行》，他就是以此作品獲頒第二十五屆芥川文學獎。同年六月，他加入了日本共產黨；十一月，在《新潮》文學月刊刊載中篇小說《闖入者》。從其文學思想來看，這時期確實較沒有出現早期以滿洲的沙漠為背景的描繪，而視域慢慢朝都市的「被封閉的空間」移動，這看似修辭學上的變化，其實仍是這種思想的延續。畢竟，這個曾經給予多達二十餘萬日本僑民希望又使之幻滅的城市──滿洲經驗，早已長驅直入到他的靈魂深處了。而《箱裡的男子》和《密會》以及《櫻花號方舟》所設置的場所與情節，幾乎全是在被封閉在某個空間裡，任憑故事的主角如何尋求脫困，最終只能回到茫然的原點。

　　沿著這個思想，我們就可更明白，在《沙丘之女》中，那名為了採集日本虎甲標本的學校教師，不慎跌陷在沙丘的圍困中，歷經多次的挫敗，終於逃出了生天，但最後他卻出於某種入魅（enchanted）的回音，選擇了留在把他重重圍困的沙丘，像被封堵出路那樣，繼續日常的生活。然而，這裡有個弔詭的插曲，就在安部發表這部作品的同時，他被日本共產黨開除了黨籍。理由是他與所屬該黨的「新日本文學會」的作家意見對立，尤其在小說《飢餓同盟》裡，顯露個人主義的傾向，並語帶嘲諷似地要與所屬的共同體訣別。事實上，安部的筆尖批判的不只共同體與個人衝突的問題，還包括了日本的政治體制。這部看似帶有推理色彩的《沙丘之女》，又多了些社會批判與政治寓意的縱深，經過這個轉折，我們或許可更真切看到其桀驁不馴的思想的姿態了。如果說，這些充滿前衛性的作品和劇本反映出安部的思想光芒，那麼《燃盡的地圖》就是其集大成之作了。在這部作品的場景中，同樣出現廣漠無垠的地理空間，同樣使人難以辨認方向，但其宏旨更具普遍性，他呈現的場域已超出滿洲國和日本國界，進而深刻指出人類在現代化社會裡的共同困境。當我們生活在自己不能成為自己的指路明燈的地方，你依靠的地圖又被燒毀，大概沒有比這惶惑不安更沉重的吧？現在，我們有機會走進安部的小說世界，只要你有足夠的勇氣和慧識，必定能找到輕安妙樂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