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導言
二○○八年，隱形委員會出版了《將臨的起義》（L’insurrection qui vient,
台譯《革命將至》）一年之後，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開始暴發，整個金融市場幾乎瓦解，而最終為其付出代價的人對這個機制毫無所知。二○○八年起，我們見到了全球一波又一波的暴動、示威、遊行。起義已經來臨！從二○○八年雅典的暴亂起，到多事的二○一一年﹕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的佔街運動、倫敦的暴亂，以至最後的高潮二○一一年十月發起的全球「佔領運動」。說那是最後的高潮一點也不過份，雖然有點令人感傷。在此之前，有見於處境的險峻，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預言著末日的來臨（apocalypse），其實他們才是最虔誠的基督基──雖然滿口嘮叨著宗教是「精神鴉片」，但內裡卻渴望著基督的再次來臨。基督教的末日論（Eschatologie）裡，一個大災難會來臨，然後是最後審批，以及新的生活的開始。Eschaton，希臘文的意思是「最後留下的東西」。我們清楚地見到最後留下的只是被遺棄的、失去希望的我們，還有在緊縮政策下越發陰暗的未來。那些製造了災難的政客、投資銀行家，卻照常拿著豐厚的花紅，對佔領者冷嘲熱諷。「佔領華爾街」之後，我們見到美其名曰「遍地開花」的微型抗爭運動，如城市耕種、手工作坊、合作社等等。我們或者可以自我安慰，這些運動將會影響下一代人；然而，條件是在此期間，資本主義將無法消化這些潛在的抵抗。
七載之後，《致我們的朋友》總結了過去幾年來發生的運動，同時清算了自反全球化運動十多年來積累下來的問題。最根本的問題並不是去解決資本主義的危機，因為它們會接踵而來，而且那只是用來響應政客們掛在嘴邊的偽善的口號：「讓我們共渡難關」。事實上，所謂「難關」只是一種用來欺騙和麻醉中產階級的「創作」。在這些災難背後是一個更大的災難：一個存在的災難。真正的危機是「形而上的」：人們忘記了甚麽是生活。或者，如作者說的，西方文明已走到了盡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的知識分子認識到，西方文明是可以死亡的，現在卻已成真實。或者，在《將臨的起義》以及《致我們的朋友》裡，我們見到的是一個想要瓦解西方（défaire
l’occident）的願景，以擁有一種新的希望以及生活形式（forme de vie）。但瓦解西方，並不是意味著東方便是可取的，在過去幾百年的殖民化和全球化之後，所謂「東方」的存在本身已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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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西方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它的「民主」。如作者所說的，所謂的民主來自古希臘。而古希臘的議會的原型便是戰場──戰場上死屍堆中毫無生氣的手，跟議會上那些踴躍舉起的手同出一徹。雖然我們可以懷疑這個橫跨二千五百年的聯繫，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和平的政治只是戰爭的另一種方式而已。最後，我們將民主雙手捧給了那些代議者。這些代議者，不只出現在國會、議會、大廈管理委員會，而且出現在佔領運動、抗爭運動的大會裡。這些是經由二十世紀末反全球化運動傳下來的陋習。我們都耳熟能詳：在每一次運動之後，總有幾名自稱為領袖的人出現，他們成為了運動的代言人，而由他們組成的官僚委員會變成了運動的「決策委員會」，將和政客的磋商以及內部的討論吹捧成整個運動的策略。無論那是「太陽花運動」還是「雨傘運動」都沒有例外。最後，總有一些政客等待最好的「收割時機」來發表由他們的助手代筆的激昂的演講；最後，那些代言人總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下一屆議會的候選人──原因可能是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議會以外的政治。我們也必須留意到，這些被媒體標籤出來的運動，以及被吹捧出來的政治明星等，最後都只是用來平息運動的手段而已，因為只有將運動標籤為它所不是的東西，才可以徹底地消滅他們。這些不是犬儒、不是刻薄，而是從反全球化運動十幾年來得出來的教訓。當然，在運動的某些轉折期，這些陋習被抑制了，例如在開羅的「解放廣場」、香港的「雨傘運動」期間，在某些佔領的地方，大會消失了，代表也不見了，那一刻人們終於感受到一起抗爭的美好和快樂。
國家的治理術（Gouvernementalité）一直都在進化。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治理術放棄了權力的集中化，相反地，它將權力以基礎建設的形式物質化、去中心化──誰控制了基建便控制了國家；另一方面，它放棄了同一性，放棄了「社會」這個用來將人口捆綁在一起的概念，相反地，它宣布社會已死，它標榜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企業。這些個人主義在數碼基建裡找到了最佳的表達方式：他們將自己的存在──無論那是法律上的身份認證還是日常生活──都寄放在平面電腦、iPhone、臉書裡面。這進一步允許一種基於「控制論」的治理術。甚麽是控制論（cybernetics）？控制論是在上世紀由一班計算機科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一起發展出來的理論，其中的的佼佼者是著名的美國數學家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控制論背後有一套本體的（ontologique）理解。雖然這些科學家們並沒有直接用到本體論這個字，但我們卻可以作出這樣的閱讀：任何存在物都可以被視為反饋機制（Feed-back loop），也就是說活動的結果可以反饋到系統來改進它的機制。維納將控制論的概念應用到飛彈、動物、人類。
控制論治理在美國情報局合約員工愛德華•史諾登事件（Snowdon
affair）之後變得十分清晰，全球頓時生活在監視的恐慌中。無論那是商業機構還是政府機構都在做同樣的事情。它們通過個人資訊的收集，再加上演算法的分析，決定了誰最需要什麽，誰最像是恐怖分子。而最後，那些不使用流動電話，沒有臉書帳戶的，便是最有嫌疑的人。在《將臨的起義》出版不久之後，法國警方在中部的一個小村裡拘捕了九名據稱是這本書的作者，原因是他們涉嫌破壞基建，以圖阻止將核廢料從法國運往德國的火車。雖然警方沒有任何表面證據，但其中一個以「恐怖分子」將他們拘捕的原因是：他們沒有流動電話，而且行事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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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對當前治理術有詳細的分析，我們才能找到打擊它的相應方法，而不是只做對稱性的對抗。作者指出要以封鎖和佔領的方式來阻止基建的運作，因為國家和資本主義都依賴著這些流通。同時，抗爭者也要理解各種科技的運作，從而改變佔領的基建的用途（無論那是發電廠還是其他工廠），以圖和其他的運動可以產生共鳴。作者並沒有因為批判控制論治理術而敵視科技，或者將它貶為純粹的工具理性，而是提出發展一種新的技術倫理，以及利用技術來對抗矽谷的創新科技。最重要的是，作者提出的「共同」的概念：我們怎樣在新自由主義的陰霾中繪製出一幅新的地圖，由此我們可以重新找到與地域之間的關係以及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人的連結？
與「共同」相違的不是「國際」，而是「本土」。本土只是全球化空間規劃的分泌物而已。在此之前，那只是我們生活的地方，我們並不叫它本土。以本土之名來抵抗只是一種被動的、反射性的反抗，最後變成為法西斯的溫床。我們需要的是一種開放的，多語言的連結，重新組織起一個大型的運動。翻譯這本書的目的，如作者己指出，「革命的工作已部分地成為翻譯的工作。沒有起義的世界語。
反抗者不是要學會無政府主義者的語言，而是無政府主義者要通曉多種語言。」
── 譯者 一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