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模式：從現在式到過去式

【新世紀香港社會研究系列】總序
前言
導論
第一章  靈活的中小企
第二章  永遠的「積極不干預」
第三章  行政管理型政府
第四章  「諮詢式政治」
第五章  「唔好阻人發達」的社會秩序與規範
第六章  安居樂業
第七章  還是在過去的框框裏打轉
結語
參考書目

前言
　　
　　所謂花無百日紅，盛衰起落乃事物發展的規律。
　　
　　對於這一點道理，我心裏是明白的。只是，到了在現實的生活之中，需要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的時候，會有點不好受。坦白說，誰會想看到由盛轉衰的過程，尤其是發生在自己所身處的社會。
　　
　　但社會學研究偏偏對我們有這樣的要求：不能因個人的喜惡、主觀價值、感情，而影響客觀的分析。當我們面對問題時，別無選擇，只得「有碗話碗，有碟話碟」，毫無保留地將分析陳列於大家的面前。就算那是極不願意見到的情況，我們也不會為它做半點修飾。
　　
　　所以，這本書與「唱衰香港」無關，同時也沒有什麼潛在的政治議題可言；我們要分析和討論的，是為何那曾經幫助香港取得驕人的經濟成就，令很多人覺得可以在此地安居樂業的發展模式，在晚近十多二十年裏，開始失效，甚至是無法持續下去？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重要而且有着迫切性的議題，事關近年在社會上不時會聽到一些意見，認為這種或那種安排、措施行之有效，既然多年以來都沒有出現大問題，又或者曾被視為成功的安排，理應繼續應用。可是，近年實際使用之時，卻經常碰壁，不單問題多多，而且更有引爆更多社會矛盾之勢。明顯地，所謂的行之有效，早已不適用於新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繼續重複使用舊的一套，變成了抱殘守缺，不思進取。
　　
　　又有時候，我們聽到另一些意見，覺得今不如昔。既然如此，那就倒不如返回舊的制度、安排，以舊日的方法來應付未來。但同樣，在新的環境裏，這種以不變應萬變的做法，處處顯得不切實際。將舊時行之有效的措施、方法應用到新環境之內而引爆各種的矛盾，大有愈來愈常見的趨勢。若因為不滿近年的發展，而產生一種懷舊情緒，以為回到從前便可解決問題，同樣是未有正視各種困難，甚至可以說是有點迴避問題的傾向。有見於此，我深覺這是認真總結的時候了。
　　
　　或者很多讀者會感到好奇，何謂香港的發展模式？是否真的存在過這樣的一套實踐或思維？為何在過去多年，我們甚少提及香港的發展模式這回事？簡單而直接的提問是：我們這本書所處理的，是真問題嗎？
　　
　　關於這個問題，後面的討論自有分曉。在這裏我只想指出一點，就是無論有無香港的發展模式這一回事，我們的確曾經以為，香港擁有一些幫助它在二戰結束後，直至1997年前後，除有繁榮的經濟之外，還在很多不利的條件之下，取得社會安定的重要元素。香港的成功發展經驗不單只交出了相當好的成績，而且有不少地方可供其他發展地區、城市借鏡。
　　
　　但我想在這本小書所作的總結，卻是「舊夢不須記」──曾經能為香港帶來安定與繁榮的種種制度安排，早已因為內外環境出現了變化，而無法繼續發揮其原有的作用。我們有需要先認清問題，然後再思考如何創造新的未來。我甚至可以肯定的說，「回到過去」一定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如何從舊的框框裏走出來，是目前香港社會和香港人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
　　
　　我想在此做到的是，打開一個議題，重新思考香港的發展經驗和正面回應它的種種不足。在這個階段，我們最需要的，並不是答案，而是承認有進行徹底的檢討的必要。懂得提問題，日後才有機會找到答案。
　　
　　本書內部分章節，乃建基於過去一些研究成果或由已發表的論文改寫而成，對此我特別感謝幾位多年合作的伙伴──黄偉邦、趙永佳、王志錚。多年來在跟他們交流、合作撰寫文章的過程中，獲益良多。至於本書內的觀點，則當然是由我來負責了。
　　
導論
　　
　　嚴格來說，我們並沒有一套叫「香港模式」的東西。香港人一向自以為靈活、善於走位、懂得適應環境，並視此為我們的一種生存的本能。在很多香港人眼中，香港勝在不相信「一本通書睇到老」，而是在不斷變化的環境裏，按着實際情況的需要而作出回應，各師各法，隨機應變。總之，就是沒有必要跟隨着固定的一套來辦事。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香港的模式就是沒有一套永恆不斷的、大家必須跟隨的做事方式。
　　
　　不過，話雖如此，我們又清楚知道，的確有某些做法，會被香港人視之為香港特色，並一直認為有必要緊守其原則，不可偏離。例如：所謂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就是這一類金科玉律，任何對它有所懷疑或批評，均會在社會上引來相當強烈的反應。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又真的並非沒有長期擁抱過的某些做法，同時也不是完全放棄了有某套發展模式可依的想法。
　　
　　有時候，我有一種感覺，是香港人不太喜歡談論香港發展模式的問題，不完全是因為在他們的認知之中，並沒有什麼香港模式這回事，而是如果要很認真地去界定何謂香港模式，那種做法跟我們的自我形象─醒目、隨機應變、絕不墨守成規──太不相符了。我們之所以抗拒有所謂香港發展模式的想法，主要是因為那跟我們的自我理解（主觀世界中的理想類型）實在格格不入。
　　
　　但這種主觀及心理上的抗拒，反而令我更加相信，在我們的心底裏，確實有一些制度上的元素，是香港人長期以來都視之為有效的安排，絕不會輕易地放棄。曾幾何時，我們自以為找到了成功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方程式，能為香港帶來安定繁榮。這條方程式包括幾個方面：
　　
　　（1）在政治上，是一個行政管理型政府（administrative state），不談意識形態，迴避政治，只重具體和細緻的管理。而配合着這個自覺要將政治非政治化的行政管理型政府，是一個嘗試避開政治而又可以爭取民意支持（至低限度是減少反抗）的政治諮詢制度。按照這種想法，香港政治可以以一種最非政治化的方式來運作：政府只是一個行政管理機構，而它的角色看起來也就只是一個中立的「球證」，可以平衡不同的利益，按照所謂的公眾利益來辦事。正因為這樣，它通過收集和聽取各界的意見，便可以取得一個平衡，很有效率地為市民服務。
　　
　　（2）在經濟上，奉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將政府的角色減至最低，實行所謂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按照這種說法，市場的活力就適當地釋放出來了，並且為香港帶來經濟繁榮。而在市場主導的經濟系統裏，香港人的靈活性可以充份發揮出來，因應市場環境的轉變而發展出種種創新的經濟行為。那是一個開放的、不受人為干擾的市場環境，政府沒有特別扶持某一些行業，也沒有刻意阻止某一些經濟活動的出現。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讓港人在創業、創新方面有所作為。他們各自努力去尋找機會，與此同時，香港的產業結構又容許中小企業蓬勃發展。
　　
　　（3）在社會發展上，承接前面所說經濟發展的動力，香港存在多種不同的渠道，讓個人以他們自己選擇的方式去爭取上向社會流動的機會。而在這個基礎之上，衍生出一套社會秩序，令不同階級之間的關係大至良好，促進社會穩定。同樣重要的是，就算只是一般家庭，亦有機會找到安身之所。以公共房屋帶動的新市鎮發展作為城市化的重要一環，將經濟發展（以前所指的是工業化）與社區建設二合為一。曾幾何時，很多入住公共屋邨的低下層家庭都是「開荒牛」，搬遷入住新開發的社區。但新市鎮迅速發展起來，而居民亦很快便可以適應過來。
　　
　　以上所講的三點，雖則並非舊日發展方程式的全部，但亦可謂是當中的核心元素，它包含政治、經濟、社會三個不同但又互為影響的方面。在舊時的大環境裏，三者互相緊扣，構成一種獨有的制度安排，於某些條件下，雖本身並非沒有缺點，但都可以發揮正面作用，帶來良好的效果。
　　
　　舉一個例子，在港英時代並沒有挑選某種工業特別加以扶持，但其公屋政策及新市鎮（早期稱之為「彗星城市」）發展，卻間接有助於─起碼在拓展工業的地理空間和提供勞動力的供應兩方面──製造業的發展。而製造業在那些新建設的社區發展起來，又有助於帶動人流，給當地社區招來其他的經濟活動（例如大排檔、小販等），為區內注入一種活力，加快發展步伐。新市鎮與產業發展相互影響，令好些本來屬於市郊，而且在基建項目上略為滯後的社區，很快也興旺起來，使當地居民的生活變得方便，生活質素亦有所提升。
　　
　　以上所講，只是眾多例子的其中一個，而所提及的城市發展及經濟動力，亦只是當時整體社會高速發展其中的一些環節而已。在這裏想指出的是，無可否認，香港社會確實曾經能夠發展出一些有效的政策，快速推動社會及經濟發展。但問題是，所謂成功的發展方程式並不可以視為永恆不變的定律，放諸於任何時空、社會、經濟、政治環境，亦一樣可以起着相同的效果。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重複應用舊日行之有效的方法，似乎已經不能產生以前見過的效果。那麼，應該怎麼辦？
　　
　　自九七回歸以來，香港社會的制度支柱陸續暴露出它們的一些問題、弱點，既無法解決現存的困難，更難以面對未來更為複雜的情況。原來的發展模式似乎已經到達了它的盡頭，而它的成功方程式亦漸漸顯得與最新的社會形勢格格不入，有時甚至相互之間產生撞擊，帶來種種問題。但更為矛盾的地方是，因為過去好些政策或制度安排一直視為行之有效，於是這個社會──由政府到民間──便沒有動力去修改或甚至完全改變多年以來所應用的策略；就算失效的情況已經一而再的發生，卻至今仍未敢作出重大調整。過去的成就成為了一種包袱，有時甚至會阻礙創新求變，成為社會進步的絆腳石。
　　
　　到了今天，我們必須正視問題。而所謂正視問題，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認識問題。簡單來說，就是承認問題的存在，並且嘗試了解問題的性質。第二、是從新的認知框框來解讀問題。在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香港人生活在一個經濟逐步走向富裕，社會相對地穩定的環境裏，儘管政府與民眾都未有怎樣大動作地做些龐大的規劃，但又總可在遇到困難時，能夠積極回應，解決問題。香港人對此感覺良好，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是隨着種種環境、制度的因素起了變化，舊有的秩序──無論曾經如何成功──陸續出現了問題。自回歸以來的十多年間，裂縫顯露了，而矛盾也深化了。舊時的發展模式就算尚未完全失效，起碼也是難以再理所當然的假設為必然選擇或一切討論的起點。
　　
　　在思考新的策略、發展模式之前，我們先需要對舊有的方程式來一次總結，知道問題所在，同時明白為什麼我們不能──不應──以為回到舊有的安排，又或者重施以前用過的手法，會是面向未來的辦法、一條出路。
　　
　　需要思考這個問題的，並不限於政府官員、議員、政黨領袖、各界代表，而是必須包括廣大市民。香港社會如何走下去，是一個大題目，也是跟每一個香港人息息相關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