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一、從「小說」說起
「小說」一詞，在傳統的語彙中，原本指一些道聽途說、無足輕重，且無關涉於經國濟世的零散議論，無論是先秦《莊子．外物》的「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荀子．正名》的「故智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或漢代桓譚所說的「殘叢小語」，都刻意從「小」字著眼，強調其迥異於主流、不可為典要的性質。
從字義上說，「小」有微末、不重要、輕視等意涵，而這也註定了「小說」這一詞語在傳統文學觀念中被輕忽的命運，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將先秦諸子學說分為「九流」，除儒、墨、道、法、名、陰陽等六家外，講究縱橫捭闔、因時利導，遊說諸侯的縱橫家，以及以食貨為先、教種百穀耕桑的農家，甚至揉合百家、廣雜多方的雜家，也勉強湊入，方成其九數；小說家連「九流」都挨擠不上，濫竽於第十「家」，不在「可觀者」之列，正說明了這個現象。
在班固看來，「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街談巷議、道聽途說，當然是不能與「大道」相提並論的，因此，中國歷代文人學士，都以「小說」為末流，凡其說與經世致用、風俗教化、典章制度無關的，都目為「小說」――即意謂著散碎零星、無足輕重、可有可無的一些見解、說法，儘管其中也不乏若干吉光片羽，教人眼睛為之一亮的精妙理緒，而誠如班固所說的「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可以「弗滅也」，但在儒家對士的要求「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更高遠目標下，「致遠恐泥」，還是未必見得能獲得多大的認可。類似魯迅所歸納出的「瑣語支言，史官末學，神鬼精物，數術波流；真人福地，神仙之中駟，幽驗冥徵，釋氏之下乘」等內容，或是一些名物考訂、字辭辨正、雜事瑣物等餖飣支離的記載，也向來只能當附麗點綴之用，從未能躋身於金匱石室、風雨名山著作的行列。這還是文人閒餘之際，炫奇愛博、修身養性之作，儘管依然屬於末流，仍舊可以獲得若干認同，是以從班固列出「小說家」一類之後，後代史書，亦不乏專闢「小說」一類，加以載錄的，如《隋書．經籍志》及清代的《四庫全書》，皆在〈子部〉中專列〈小說類〉予以容受。但是，真正廣泛流傳於民間，為庶民大眾所喜聞樂道的許多敘事性強、娛樂性高的通俗說部及戲曲，不僅在正式的典錄中不見蹤影，更在流傳的過程中，備受排擠和打壓，屢懸厲禁，慘遭禁止、焚燒的噩運。
儘管如此，我們也別忽略了「小」這個字的字義，除了充滿鄙夷、瑣屑的色彩外，還有袖珍玲瓏、宛轉可愛的一面。正由於「小」的無足輕重，因此不具包袱與壓力，因「小」的玲瓏宛轉，而使人願意親近與喜愛。一座巍峨如嵩嶽的高山，能使人仰止贊嘆，但要攀登而上，需具備多少的裝備及恆心與毅力？而一峰如桂林陽朔的小山，我們輕裝簡從，就可以任意流連品賞；波濤滾滾的長江大河，固然闊矣壯矣，但有幾人敢於褰裳而涉？而一道清澈蜿蜒的小溪，我們卻可以隨興之所之濯足濯纓。因此，自宋代以來，萌生於民間，茁長於草野，而由下層文人所撰述的，既帶有濃厚趣味性、娛樂性，而又不失其教化意義的大量通俗話本、章回小說及戲曲，無視於學者士夫的詆詬，無畏於朝廷政令的厲禁，廣泛受到普遍大眾的歡迎與喜愛，一代一代傳衍而下，甚至也令若干開明文人如李贄、馮夢龍、金聖嘆等擊節嘆賞，譽為「奇書」、「才子書」，於文人化的文學史外別樹一格，至今傳誦不歇。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小說」的字面意義上就概括出中國傳統小說觀念的兩大特色︰小說是迥別於文學主流，向來未被重視的，但卻是備受中國庶民大眾喜愛的一種文體。而這樣的觀念，直到清末西學東漸，在西方小說觀影響下，才逐漸改變，形成新的小說觀。
現代意義上的「小說」，事實上是受到西方影響舶來的觀念。在西方的語彙中，「novel」和「fiction」是一般討論「小說」時最常用的術語，前者指的是帶有敘述性質的故事，後者則強調其「虛構」的特質，兩者相結合，我們不妨簡單定義為︰「具有敘事性質的虛構作品」，大抵上，這不但符合西方的「小說」概念，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對「小說」的一般看法。西方小說在十七、十八世紀以來，開始勃興，出現許多小說名家及名著，而在十八世紀末隨著西方文化、思潮的東漸，透過翻譯名家如林紓等人的傳譯，逐漸流波於中國。由於這類被翻譯的作品，基本上都具有相當濃厚的故事性，與中國自明末以來流行於民間的通俗小說極為相似，故就以中國語彙中原有的「小說」二字加以迻譯，而一直延續到現在。雖說只是一種「對譯」，但卻也因此展現出與中國固有的「小說」觀念的差異，最顯而易見的是，若干不具敘事性質，卻常以雜記形式出現在筆記小說中，如胡應麟所說的「叢談」、「辨訂」、「箴規」之有關考訂辨正、名物制度、家訓、勸善的記載，以及與歷史史事有較密切關係的傳記文，就被排除在我們現代的意義「小說」外；同時，也特別強調從明代胡應麟就已發現的所謂「作意好奇」（有意識地虛構）的特色，而最重要的則是，「小說」的文學地位，從過去被輕蔑的微不足道的末流、下乘之作，一躍而成為「文學中之最上乘者」。整個觀念的扭轉，影響力最大的，無疑是梁啟超在一九○二年所發表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
梁啟超的論點，其實還是依循傳統以實用、教化為評斷標準的「文以載道」觀點出發，所謂「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仍是從道德、宗教、政治、風俗、人心、人格的「教化」上著眼。儘管觀念陳舊，但卻一改過去唯有經術、古文才能達致此功效的狹隘觀念，將歷來被鄙夷的「小說」，抬高到有史以來的最高地位，使「小說」能在文學的殿堂中昂首闊步，這不能不歸功於梁啟超的呼籲及影響。自此以後，小說就奠定了他的文學中的重要地位，一覽眾山小，直到目前還是如此。
二、古典小說的流變
談論中國小說，許多人都從神話談起，如魯迅就特別強調神話與小說的淵源，有些學者則往往以現代的小說觀點，從古籍文獻中選取若干符合現代小說觀念的記載，如《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莊子》及《戰國策》中的寓言等等，認為中國自古已有小說這種文類或體裁，但較為審慎的說法，中國的「小說」還是以漢魏六朝為起點比較合乎歷史實情。
第一部直接以「小說」命名的書籍，也正是出現在此時期的梁朝殷芸的《小說》，所收大抵為「不經之言」。但類似的書籍，遠早於此，如漢代的《燕丹子》、《西京雜記》、《漢武故事》、《十洲記》等皆是。漢魏六朝的小說，依據魯迅的說法，大抵可分「志人」和「志怪」兩類，「志人」指的是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為代表的，記載歷史上實際存在過的人物之事跡、風采、言語、德行的雜記小說；「志怪」則指專記海內外神仙鬼怪、異域方俗的書，如魏曹丕的《列異傳》、晉張華的《博物志》、干寶的《搜神記》。不過，還有一類或許也是很值得重視的，那就是介近乎史事，但卻又充滿神怪不經傳聞的記載，如主要敘述荊軻刺秦王的《燕丹子》就是。同時，此時因佛、道兩教的盛行，宣揚佛道兩教教義及因果輪迴、善惡報應的故事相當多，如晉王浮的《神異記》、宋劉義慶的《宣驗記》、梁王琰的《冥祥記》等皆是。另外，一些專門載記笑話的書，如魏代邯鄲淳的《笑林》、北齊陽玠松的《解頤》、隋代侯白的《啟顏錄》，也相當引人矚目。
魏晉南北朝的小說，大多是篇幅精健短小，且事件單一，起迄分明，只是粗陳梗概，唯與史事相近的雜傳記篇幅稍長，還談不上藝術的加工、巧妙的構思，要到唐人傳奇才開始出現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小說」。
唐代小說上承魏晉南北朝的風氣，無論在藝術形式或主題宣揚上，都有邁越前期的卓越成就，一般將之稱為「傳奇」，這是由晚唐裴鉶《傳奇》一書而來的。從「傳奇」的命名中，我們大抵可以了解到唐代小說基本上還是以奇人、奇事、奇聞為撰述核心的，但是在整個趨向上，逐漸由六朝的以鬼神荒誕為主的「志怪」轉向對人間情事的「傳奇」，因此，儘管始終皆明顯可以看出對六朝搜神記異的繼承之處，像隋代王度的〈古鏡記〉之類的作品也非常之多，但即便是寫鬼狐妄誕之事，也都莫不注入了對人間情事的關懷，如沈既濟的〈任氏傳〉、李朝威的〈柳毅傳〉、李景亮的〈李章武傳〉，雖還是以狐狸、龍女、鬼魂為題材，但其中凸顯出來的濃厚「人性化」特點，卻是與過去迥然有異的；而儘管還是頗著意於宣揚佛道教義，但如沈既濟的〈枕中記〉、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李復言的〈杜子春〉等，卻能跳脫開低層次的因果輪迴報應之說，而針對其教義展開省思，饒富哲學的思辨與人生定位的啟發。
除此之外，唐代小說有三種題材是最引人矚目的，一是與當代社會密切結合，具有軼史意味的歷史題材小說，如陳鴻的〈長恨歌傳〉敘寫唐玄宗與楊貴妃的事跡、〈東城老父傳〉藉「雞神童」賈昌以鬥雞受寵於玄宗側面刻劃了安史之亂前後的朝野情狀，兼有社會史、政治史史料及文學的價值。一是極盡能事的針對男女情愛（尤其是進士與妓女）之綢繆宛轉予以描繪的愛情小說，如元稹的〈鶯鶯傳〉、白行簡的〈李娃傳〉、蔣防的〈霍小玉傳〉，都以不同的角度，對愛情作了深刻的摹寫與揭示，破天荒的將愛情納入了小說的題材之中，對後代的小說有深遠的影響。一是受到道教影響的，以奇節瑰行的俠客為題材的作品，如袁郊的〈紅線〉、裴鉶的〈聶隱娘〉和〈崑崙奴〉、杜光庭的〈虬髯客〉，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
唐代小說可以說是中國小說發展到成熟時期的作品，精采的篇章，無慮數十，宋人洪邁說：「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淒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將之與律詩並列為唐朝文學的兩大成就之一；明代的胡應麟則謂：「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設幻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從虛構的角度，力加肯定；而魯迅更總結道︰「（唐代小說）敘述宛轉，文辭華豔，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可為定評。
唐人傳奇的撰述者都是文人，而且不少高階文人，因此所呈顯出來的多數是「入於文心」的文人趣味，未免就比較難於「入於里耳」，文學技巧固然超卓，但是非具有較高水準的讀者，是無法領略其中精妙的，因此，流傳未能廣播於民間，所關心的事務，也僅僅限於文人社會的種種而已。不過，自宋代以後，就逐漸有所改變。
早在六朝佛教傳入中國之際，佛教徒為了宣揚佛理，將佛經中的義理普及於民間，採取了「宣講」的模式，由一精通佛理，而又口才辯捷的高僧，聚眾開講。此一模式收效極大，遂為民間所承襲，除講說經文、佛理外，也朝向講說歷史、傳說故事的方向擴展，不但留傳下非常珍貴的瑰寶—變文，更培養了許多民間口藝精湛的說書藝人。宋代由於社會經濟的發達、城市的興起，因應著市民娛樂的需求，這些說書藝人在汴京、杭州中的「三瓦兩舍」中獲得了施展長才的機會，也推動了中國小說的進一步發展，一般我們將之稱為宋代的「市人小說」。
「市人小說」，顧名思義，不僅作者（或說書者）是與文人階層有別的市民階層或與市民階層關係較密切的落拓文人，讀者（聽眾）對象也設定為一般普通的市民，講說的故事內容也以如何能吸引廣大市民的興趣為最主要考量，而在語言的運用上更必須配合一般市民的程度，以較通俗、俚俗、淺近的言語或文字來表達，而更重要的是展現出對市井社會、民情風俗、生活習性的熱衷與關懷。
從文人階層轉向於市井社會，這是中國小說發展中極重要的一個環節，最顯著的影響是小說擴大了它讀者的層面，除了多學能文的文人外，連引車賣漿的販夫走卒，也得以因其所表現文字的淺白俚俗而接受、欣賞小說的文學趣味，並更進一步從小說內容中所敘述的忠孝節義、日用倫常、善惡報應的故事中獲得浸潤及感染，而達成對歷史、社會現象的知識性掌握與倫理道德的教化作用。從此，中國小說便穩固而堅確的形成「通俗」的傳統。
這一切都應該是從說書場上說書藝人（或戲劇舞台上的演員表演）「說故事」開始的。自宋代以來，繁華熱鬧的城市大抵皆有類似「三瓦兩舍」的民間遊藝場所，其中不乏以講說故事為大眾所喜愛歡迎的，當時就有所謂的「小說四家數」，分別以擅長講說各種不同題材、內容的小說自成名家。書場一開，各不同階層的市民（也可能包括文人）群聚而聽。短的故事，可能一場就講完，長一點的，可能就會連講兩三天，甚或十天半月乃至幾個月。大凡受到歡迎的事物，其間必形成經濟效益，書商或文人自然不可能懵然於此，因此，就會有書賈針對其中較受歡迎的說書故事，倩人筆錄下來，刊刻出版，以供無法現場聽書的人之所需。短篇的故事，就是一回或兩回的「話本」，長篇的故事，就逐漸衍生出「章回」，這就是明清兩朝中國小說的大宗—「話本小說」和「章回小說」。
從書場聽講，轉為書案閱讀，從「聽眾」（「觀眾」）轉為「讀者」，中國小說突破時間和空間限制，在當時發達的印刷技術及城市繁榮的推波助瀾下，等於是為其通俗性鋪墊了最廣大深厚的基礎，也造就了通俗小說的空前盛況。其中話本小說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二拍》（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以及《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金瓶梅》等「四大奇書」，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仍然被視為中國小說不可多得的瑰寶，至於清代出現的由曹雪芹、高鶚接續完成的《紅樓夢》，更被譽為中國小說最高成就的一部巨著。
三、古典小說的題材類型
中國古代小說的數量非常之多，內容豐富，題材駁雜，很難作精細詳盡的劃分，大抵上，神怪、言情、公案、俠義、歷史、社會這幾類題材所占分量最多，成就也最引人矚目。
神怪小說指的是以摹寫非人間世所能經歷的，或超乎人力所能及的範疇的事物為題材的小說，包括了神、仙、佛、僧、鬼、妖、精、怪等，情節充滿變化、神通、異能、法術、幽冥、報應、乃至幻夢等元素，而又不失人情之點綴；其敘事空間出入於仙境、天界、人間、幽冥、夢境、甚至處於人間的異質空間，其寫作意旨或稱道靈異、或渲染人情、或藉以影射人世、寓意諷諭，是古代小說中起源最早、分量最多的。
言情小說，顧名思義，指的是以男女兩性間的感情為經緯，所鋪陳敘寫的故事。源起於唐代，流波於宋、元、明、清，而於晚清、民國之際，獲得長足且深廣的發展，到目前為止，還是最吸引讀者的小說類型。
公案小說，指的是以「公家几案」衍生而來的，與官府判定民間刑事、民事案件為主的小說。大抵在明代中晚期開始盛行，而流波於晚清、民國。這類小說普遍都有「公堂」、「清官」此一重要的場景和人物，是中國古代小說中涉及面最集中於法律、刑事題材的一類。
俠義小說，是以中國社會中極為獨特的「俠客」為主要角色的小說類型，源起於史傳中真實俠客的記載，自唐代後展現出各種殊異的風貌，從中顯現了中國古代對於「俠」這一觀念的流傳與演變。在民國以後，從「俠義」轉向「武俠」，開啟了長達一甲子的武俠小說的盛況。
歷史小說，取材於歷史或時事，以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為題材，其起源與歷史密不可分，但其間虛構的成分遠較真實為高，其特點在於對歷史材料進行重新審視，務求彰顯歷史變化和盛衰興亡的規律，通過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書寫，從中提供必要的道德辯證和價值判斷。這是中國古代小說中相當具有分量的一支。
社會小說，是最難作明確定義的一類，大抵上，以社會中人生的百態作為題材的，都可概括在內，主要是以普通人情事物為對象，反映現實生活的小說。
這六大類型，雖然未必能夠涵蓋所有古代的小說的內容，但相信也是雖不中亦不遠矣的了。能夠確切掌握到這六大類型小說的源流、演變、發展特色，也就等於尋找到了進入中國古典小說的門徑，至於如何進一步窺其堂奧，以觀古典小說的宗廟之富、百官之美，就看讀者能否深造之而自得之了。
這六類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短篇話本、傳志，也有長篇章回，數量之龐大，是頗為驚人的，學者欲窮究其奧，非有數十年真積力久之功不可，不是一蹴能及的，對於初學者來說，當然更不可能廣讀博覽。近十幾年來，筆者於淡江、師大，開設「中國古典小說」、「古典小說選讀」等課程，在短短二〜四學分的時程中，所能講授、所能閱讀的，實在極其有限，多半只能蜻蜓點水式的將名著、名篇作概略介紹、選讀而已，頗難透過課程的講授，讓學子儘速地能扼要掌握到古典小說的全貌。因此，屢有選編古典小說教本的意圖，而殫思竭慮，始終無法尋得一個較佳的途徑。這一年以來，常將此一構想與諸學友相互交換意見，大抵都有同樣的感慨。幾度相商相酌，大家認為，如能以小說類型為主，捨長取短，兼收文言與白話，從類型小說的源流、演變、特色切入，或者會是一條較易簡可行的方法。此時，正巧新學林出版社有意出版古典小說選本，於是，在大夥同心協力之下，遂有此書的誕生。
古典小說的選本，自古以來已不乏其書，我們斟酌損益，以易教易學易懂為原則，擬定如下的編輯方向：
⑴捨長取短，文白兼收。
⑵述明源流，扼其變遷。
⑶展示特色，明其技巧。
⑷文本為先，輔以論評。
基本上，我認為這也是本書最大的特色。
本書的編選，由我總其全，分任各類選文及解說的，除了我負責俠義類外，其他分別是台北國立教大的陳葆文負責神怪類，中正大學的黃錦珠負責言情類，台東大學的簡齊儒負責公案類，台師大的李志宏負責歷史類，嘉義大學的徐志平負責社會類，他們都是目前台灣古典小說研究界中學有專精、表現優異的學者，無論是從文本的甄別、解說，或是相關論評、延伸閱讀的選擇，都在在可見其功力，而各類前的導讀，更能明辨源流、扼其窾竅，相信對初學者建立較全面的古典小說認識，是會有極大助益的。
林保淳
序於木柵說劍齋201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