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民族史學探源

序 ........................................................................................................ 6

第一章 有關辛亥革命評價的若干問題：
由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角度的再思考 ............................ 1
一、自由主義對辛亥革命的評價 ......................................... 2
二、民族主義對辛亥革命的評價 ......................................... 9
三、結論 .............................................................................. 14

第二章 儒家思想與清末對外關係：王韜與日本 ...................... 16
一、十九世紀之世界與春秋時代 ....................................... 18
二、王韜對日本之開始認識 .............................................. 21
三、扶桑遊後對日本的認識 .............................................. 28
四、結論 .............................................................................. 34

第三章 世界史和民族史的交匯：康有為早期史學思想 .......... 35
一、歷史意識與民族意識的出現 ....................................... 37
二、建立以歷史通則為主的世界史 ................................... 45
三、結論 .............................................................................. 50

第四章 從群體到民族：梁啟超民族主義的形成 ...................... 52
一、維新變法與群體觀念的導入 ....................................... 54
二、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民族觀念的形成 ........................... 64
三、結論 .............................................................................. 74

第五章 歷史文化的追尋：章太炎民族主義的形成 .................. 76
一、近代民族主義與現代群體意識的出現 ....................... 80
二、由保皇到反滿：傳統政治秩序的崩潰 ...................... 92
三、社會達爾文主義對章氏民族主義之影響 .................. 97
四、「以史為界」之中華民族理論 .................................. 105
五、儒家體制之再出發 .................................................... 113
六、結論 ............................................................................ 125

第六章 論清末學術中經學與史學的交替 ................................ 127
一、經學崩潰的過程 ........................................................ 129
二、經學與史學的交替 .................................................... 134
三、小學：一個新的歷史敘述形式 ................................ 142
四、佛學：追尋近代主體性 ............................................ 152

第七章 國家的歷史性與自然性：省思辛亥的民主實驗 ........ 162
一、章士釗對英美政制的認識 ........................................ 164
二、戴季陶與章士釗間的爭議 ........................................ 168
三、歷史與自由的衝突 .................................................... 173
四、結論 ............................................................................ 178

第八章 歷史綿延性的中斷：新文化運動探源 ........................ 181
一、辛亥革命之反思 ........................................................ 183
二、胡適走上現代性的道路 ............................................ 188
三、社會與文學革命 ........................................................ 202
四、結論 ............................................................................ 206

序

　　本書要談的重點是清末民初期間中國世界觀轉變過程。誠如清末名臣李鴻章所言，近百年中國面臨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然所謂大變局是指那一方面？有人認為是現代對傳統的挑戰；有人認為東西兩個差異文化的衝突；亦有人認為是帝國主義擴張，威脅到國家的生存。上述說法都有它的道理，不過個人認為西方給予中國最重要的影響，應該是世界格局的變化及其隨之而來的世界觀。中國是東亞大國，但其所以能君臨整個地區，不單在軍事、政治及經濟力量，更在於它能建構一個國際體系與及支持上述體系的世界觀，然西力東來，對中國最大挑戰便是它的國際架構，亦即是崛起於歐洲之民族國家制度。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過去多半認為其拋棄傳統體制、走向民族國家是必然之道。但近年的研究則指出民族國家並非必然之世界秩序，同時東亞體制亦並非全然被捨棄到歷史的墳墓裡。個人是同意此一觀點，亦即民族國家是歐洲特有歷史背景產生，中國在接受此一體制時，為適應本身環境，必有所去取，更企圖重新改造，但此方面在歷史界談的比較少，亦是本書要探索所在地方。

　　中國之傳統國際體系具體呈現是甚麼？一般都會使用「朝貢制度」概念。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周代，即《詩經，小雅‧北山》所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然朝貢制度是否真實存在於中國歷史上，學術界卻有很多爭議。美國費正清、日本濱下武志均主張朝貢制度是中國處理對外關係重要體制，其影響及於整個東亞及東南亞。費正清認為中國透過貿易優惠政策以吸引外國朝貢，從而建立一個東亞世界秩序；濱下則更具體指出朝貢制度不單止是中國，也是亞洲共有制度，並未因西方力量進入亞洲而消失，其影響力與西方共存。1但夫馬進及JohnWills 則認為中國朝貢制度歷代均不同，很難用一個劃一標準去規範。的確，要說中國在數千年中，其對外體制完全沒有改變似乎很難令人信服，但亦不能說它只是個臨機對外方式，因為它的世界觀必然會提供一套價值體系，而且有其延續性。何偉（JamesHevia）提出一個很有參考價值的說法，他認為朝貢制度是一套禮制，它提供一個協商的平台，讓中國與外國交往過程中有協商的空間。對何偉亞而言，禮儀並非西方常認知為純粹權力的象徵，它是文化中宇宙觀的反映，所謂朝貢制度，只不過是各個文化交流的中介而已。

　　由於篇幅及個人現行研究課題關係，本書無法討論傳統朝貢制度，重點只能放在傳統世界觀在接觸到西方思想後所產生之變化。所謂西方思想，主要指十九世紀以來民族主義及自由主義兩個重要思潮。本書第一章裡便談及兩個主義對近代史解釋的衝擊，它的意義其實更大於此。透過歷史的解釋，自由主義者及民族主義者企圖為中國尋找一個現代國家模式。自由主義強調傳統中國是一個對內封建專制，對外不尊重萬國平等的制度。要建立現代化國家，必需去除傳統。蔣廷黻是自由主義者中較為溫和，因此一度支持中國實行獨裁政體，但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仍是他解釋歷史的重要架構。民族主義則追求一個同質的國家，但民族主義者自始便要面對一些無法解決的難題，不單止民族範疇難以具體界定，世界上也沒有幾個國家能純粹由單一民族組成，因此民族主義者可以分化為本質主義者，如錢穆一直在追尋中國民族精神的所在；另一種則如蕭一山者，希望把歷史建立在未來上。在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的交錯挑戰下，中國的傳統世界觀並沒有全然消失，但它的起伏一直缺乏學界關注，因此本書以十九世紀末至五四運動的思想變遷為主軸，作一個簡單的疏理。

　　本書第二章便以十九世紀王韜作為討論中心。王韜一向被視為洋務派的代表，由於他在香港的經歷及與西方文化有深入的接觸，使他成為同時代人西化的先鋒。無可否認王韜的確極力主張吸取西方的先進知識，但在國際問題上，他可以說是相對的保守。他反對西方富國強兵，弱肉強食的想法，主張國際責任是濟弱扶危；他主張中國改革以自保為主，擴張並非優先任務；他亦使用傳統用語「大一統」，好像要恢復朝貢制度中君臨天下姿勢，但事實上他承認各國有自主之權，只不過強調一個全球的共通價值，因此他的看法反而接近傳統被視為保守派的王闓運。在書寫本書課題時，本來有意探討王闓運案例，但由於時間限制，只能中途作罷。不過王闓運追求今文經學倡導的大一統思想，在現實政治中亦主張內治優先，與王韜並無二致。因此在研究晚清思想史，用傳統進步及保守二分法來論述，反而忽略所謂進步派與保守派的共通點，他們事實上仍處於同一個語境中，維持一元世界是其共同願望。

　　甲午戰爭是傳統世界觀轉向民族世界一個十分重要轉捩點，當然也非一蹴即至，康有為便是個過渡時期人物。有關康有為評價，常囿於他與革命的關係，特別其對民族主義的批判，因此康氏始終被烙上保守的印記，只有蕭公權及其弟子汪祖榮給予它一個較為公平的評價。事實上康有為在近代思想史上仍應佔一席位，在某種意義下，他可以說承先啟後，力圖整合傳統天下與近代民族主義的人。康有為可以說晚清少數追求中國國家起源的知識分子，並首先提出黃帝為中國國家之締造者，若比較他與馬驌的《繹史》，康有為受到西方啟蒙時期思想的影響十分明顯。但康有為在另一方面又試圖建立一個普世原則，其所謂普世原則，無疑是建基於近代自然科學上，但他的表達方式仍沿襲宋明理學的形式，以「道」作為其統括概念。雖然康有為提出人道一詞以求有別於過往的道，但仍語焉不詳，廖平為康有為提供一套公羊學的世界觀，惜足補其缺陷，亦是康有為急速轉向公羊世界觀的重要原因。

　　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正式開花結果是在辛亥時期，尤其在1900 年庚子事變之後，但對上述主義的詮釋卻五花八門，各人自有心裁。籠統而言，可以分別以梁啟超、章太炎及孫中山為象徵，代表國家派、歷史文化派及公民派三個不同之路向。梁啟超是近代首先提倡激進人民概念的人，在戊戌政變以前，梁啟超對人民的理解仍以反對君主專制為主，直到政變失敗後逃往日本，直接接觸日本情況，才給予梁啟超更大啟發，主張建設中國為民族國家。亦由於民族意識的滋長，梁啟超亦是最先討論重建中國史學的人。但梁啟超探討文化層次的史學不長，很快便轉向建國的各個面向，對辛亥時期的梁啟超而言，政治建設比文化重要，主要原因有兩個，首先是列國競爭，國家若不強大，個人亦無法生存，由主體所產生之文化活動亦不能存在，在社會達爾文競爭法則下，群體不能不超越個體。其次為滿漢衝突，透過國家機器，可以調和種族矛盾。亦由於梁啟超強調群體重要性，對革命派是無法接受。不過梁對群體演進的解釋，仍可以看到康有為之影子，所謂三十之後絕對不談公羊，只是他未有覺省到康氏的影響。章太炎是辛亥時期歷史文化派的主要代表，章氏最大的貢獻有二，其一是利用其嫻熟的清代小學，建立一個由黃帝開始的四千年民族譜系，並創造一個文字語言的歷史敘事，打造一個新史學傳統，取代過去以經學為主的文化論述；其次為建立中國民族主義之主體性，以言語作為為基礎，章太炎強調中華民族是由個體自然結合，但民族的傳承因滿清統治而中絕，只要光復歷史傳統，中華民族即能復興。章太炎非如梁啟超把群體置於個體之上，是其能夠吸引當時青年知識份子的原因，但章太炎在建構其民族理論過程中，遭到維新派的挑戰，康有為認為歷史上外族入佔中國案例不少，民族成份因而混淆，章氏所謂的民族單純性根本無法維持。為回應康有為的挑戰，章太炎必須解釋個體與民族之不可分關係，亦即民族歷史雖經多次變化，仍能維持個體的同質性。

　　因蘇報案入獄之章太炎，其間潛心佛學，開始借助唯識派之世界觀，由名相入手，指出主體雖根於語言，但語言只是一個符號，可以包容不同主體，但愈象徵化，其自然性亦越受質疑，最後章太炎只好求助於莊子，以「不齊為齊」，不再追求世界之統一，回歸到說經為樂。魯迅指其在民國時期「漸入頹唐」，但把原因歸究到「既離民眾」，5似忽略章氏在思想史上所面臨困境。但無論如何，章太炎在主體的追尋上，卻為現代中國心性之學開闢一個新的門徑。

　　辛亥時期第三類派別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他們與章太炎類似，強調個體在民族主義之主要作用，但不同點是章太炎由形而上學建設主體，但孫中山等人則以國家為主體性所在。由於時間不充份，個人無法深入討論清末革命派的想法。但在民初章士釗與戴季陶有一場政治爭論，足以反映兩者間的差異。章士釗與章太炎關係密切，而其思想亦與其接近，強調歷史有其承傳性；戴季陶自號為孫中山思想繼承人，強調國家基礎建立在天賦人權上。章士釗與戴季陶之爭，始於民初內閣制之爭，章士釗主張內閣制，認為合乎歷史溫和進化之用，戴季陶則批評所謂內閣制之爭，完全是袁世凱的陰謀。戴季陶代表革命史觀正統，反映出過去有關民初歷史，常過份圍繞袁世凱問題，爭議的本質反而煙沒。

　　兩人的差岐，主要是章士釗強調國家的成立是歷史逐步發展而成，而且國家是一有機組織，個體無法擺脫歷史的羈絆。雖然章士釗尚未如梁啟超認為國家在個人之上，但其歷史密切性亦無法使人擺脫國家。而戴季陶則主張國家為人民自由意志的集合體，而其意志則呈現於憲法之中，完全為盧梭天賦人權論的反映。歷史文化派與公民派在清末面對一個共同敵人，尚能勉強和衷共濟，當革命成功，其差岐便漸顯現，亦成為新文化運動一個重要源頭。

　　本書要處理最後一個問題是新文化運動的源起。從來談新文化運動，不少研究關注其民初的新興社會及經濟背景。社經問題的重要性當然不能忽視，但新文化運動是以思想為主，它的源起以至內涵更應該關注。有人認為它是一個啟蒙運動，不過在辛亥革命時期，西方啟蒙已經開始，則辛亥的啟蒙與五四的啟蒙究竟有何差別？不釐清這個問題，是無法理解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的脈絡。事實上二次革命的失敗，對革命黨人與及胡適等知識份子的衝擊是十分激烈，需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建國路線，亦即所謂歷史國家的建立。過去一直以為新文化運動就是反封建運動，其實五四啟蒙要打破是辛亥革命所帶來的歷史性，並非以四千年來的傳統為對象。無論胡適或陳獨秀，都希望擺脫歷史國家的限制，探討人類的共通性，此為傳統與現代分裂的起源。但胡適在新文化運動所產生更大影響的原因，在其能具體刻劃出個體性之所在，辛亥時期之個體是源自於政治架構，亦即歷史國家，但胡適所刻劃的個體則源自社會，受到實用主義影響，胡適指出主體性出實，完全是個人對現實社會的回應。亦即個人的創造力必須由現實社會啟發，並非單單由天賜，同時胡適更利用白話文作為表達個體的工具，使白話文一舉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有力象徵。

　　上文把本書所收八篇文章的脈絡作一個大要陳述。這八篇文章的寫作，最初一篇創作於1995 年，最後一篇則在2006 年，都是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的文章，因此寫的時候多半跟隨研討會的主題，並非依各論題的時間先後創作，只是在這次結集出版時才依序排列。雖然如此，各篇文章主軸仍圍繞個人一向關心的問題，亦即中國近代世界觀的轉變過程。

　　然由於各篇原為研討會文章，寫的時間又相隔頗遠，故內容上有不少重覆雜沓之處，涵蓋面亦有許多遺漏地方，不過天下事難有十全十美，故今次結集出版，無論架構及文獻仍保留原樣，只有文字及格式稍作修改，不過要整齊全書，並不容易，錯漏地方，唯望讀者恕宥。

　　最近幾個月都為修輯各篇文章忙碌，有些論文年代久遠，連原稿都找不到，只好麻煩出版社幫忙，掃描重新整理。至今面臨出版，始感古人禍棗災梨之惶恐，只是孜孜多年，不敢說益世之作，只當雪泥鴻印，個人留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