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吳泉源（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隨著資本的擁有者與金融市場不斷擴大範圍與影響力，它們追求更高獲利的目的會變得愈來愈純淨——純淨到遠離社會關懷，並且與實際商業活動的需要分離。——格雷德（William Greider）
2006年初，一位大學同班同學、目前在華爾街工作的老友，趁著回台探親空檔登門小聚。酒酣耳熱之際，他忽然從背包裡掏出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金融狂熱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Financial
Euphoria），送給我當作過年的小禮物。兩人當年都是機械系科班出身，只是我想不開轉向社會學，而他則在赴美取得機械碩士後，改行讀企管，至華爾街高就。
老友將這本薄薄的、百來頁的英文小書推到我面前時，還面露狐疑問道：「同學，你知道這位老兄？」我會心一笑，故意反嗆：「華爾街的資本家怎麼也在念左派的書！」老友不但不以為意，反而正襟危坐給我上了一課：「我不知道他是什麼左派、不左派。我們在華爾街討生活的人，最害怕的就是市場的大起大落。任何可以幫助我們解讀這些市場起落的書，就是好書！」短短數語，如雷灌頂，歷經美國次貸風暴與全球金融海嘯，至今仍舊縈繞心頭。
友人過完年離台，沒想到幾個月後，高伯瑞，這位可能是20世紀美國經濟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竟以97歲的高齡過世。撇開華爾街的生存智慧不談，這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卻也給這本經典小書中文版的問世，添增一點歷史機緣與台灣味。
將高伯瑞這位哈佛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凱因斯學派的大將說成「左派」，當然是揶揄的趣味。傳頌此一幽默最著名的來源，正是前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據說，布里茲涅夫在高伯瑞到蘇聯訪問時，刻意虧他：「聽說閣下在貴國被視為一個左派。我邀請你來蘇聯訪問，可以讓你品嚐一下作為一個反動派的滋味！」
這位加拿大出身，擔任過羅斯福、杜魯門、甘迺迪三位總統重要顧問，一生出版超過30本書籍，發表無數弘論的自由派巨擘，並不在意象牙塔的框架或政治標籤。1972年榮任美國經濟學會（AEA）理事長，登上經濟學界的頂峰，高伯瑞卻是以厭惡經濟計量、膾炙人口的暢銷著作而享譽國際。他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偏離經濟的現實：真實的經濟活動不能化約為數學的律則，而是鑲嵌在政治、文化與制度的脈絡中。對高伯瑞而言，經濟學家的使命在於對權力與真實議題保持高度警覺，扮演異議的角色，從制度面籌措對策，矯正人世間的不公不義。
當然，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在敵對陣營的眼中，高伯瑞的著作常被貶抑為「次等經濟學」（low
economics）。所幸，隨著全球化的衝擊，經濟發展與金融狂飆對於環境與弱勢族群所帶來的威脅與浩劫，歷歷在目。作為一生關懷經濟不平等、力倡政府應積極介入經濟生活的公共知識分子，高伯瑞結合歷史視野、經濟學智慧與社會批判的角色模範，不但沒有過時，反而吸引更多新一代的經濟學家群起效尤。近年來，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與克魯曼（Paul
Krugman）所引發的洛陽紙貴現象，頗有高伯瑞當年引領時代風騷的遺風。有趣的是，克魯曼早年曾毫不留情地貶抑高伯瑞的著作，但在親身經歷小布希政府的濫權及其經濟後果後，也反過來重新評價這位前輩學者的知識良心與慧見。
台灣的讀者，對於高伯瑞的作品當然不陌生。早期幾本重要的暢銷名著，包括《富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1929年大崩盤》（The Great Crash, 1929）、《不確定的年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等書，已有中文譯本問世。此次由群學出版的《金融狂熱簡史》，則是一般讀者較不熟悉的金融史作品。
讀過本書英文版的人大概都會同意，如果你只有空閱讀一本金融災難或金融投機史的書，這本小書應該是最佳的選擇。在短短百頁左右的篇幅裡，高伯瑞簡單俐落地回顧三百多年來重大的金融投機事件，從荷蘭的鬱金香熱、法國的駱約翰（John
Law）和皇家銀行大騙局、英國的南海泡沫、1920年代的大崩盤，到1987年華爾街的股災，剖析每一個事件的前因後果，尤其是背後共通的社會心理機制。讀者在翻閱事件章節，心領神會高伯瑞一貫的警世雋語和人文幽默之餘，將會發現本書簡明的敘述背後，其實蘊含了幾個面向的歷史分析和智慧。
首先，是驅動每一次金融狂熱背後的大眾心理。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一些聰明矯捷的金融「創新」，營造不斷獲利的假象，在「龐氏騙局」（Ponzi scheme）的蠱惑下，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這些金融狂熱所產生的投資利益，強化了投機客的自信，持續陷入沾沾自喜的愚蠢行為：「當人們最開心的時候，就是最容易受騙上當的時刻！」不僅如此，高伯瑞更精彩地剖析，既得投資利益如何詆毀、污衊那些對金融投機行為提出質疑或異議的聲音，宛如種族獵殺的行徑。
高伯瑞除了解析這種周而復始、造成一次又一次金融災難背後愚昧的心理機制外，更不斷提醒，人類對於金融歷史的失憶及其悲劇性的後果。正是這種歷史的健忘，導致大約每隔二、三十年，市場中的行動者總是在類似的情境下，一再地犯下相同的錯誤。高伯瑞特別指摘，那些大型金融機構的領導人，總是不斷創造不實的光環，誇大金融的榮景及其背後的奇才睿智，掩蓋市場的脆弱與不為人知的勾當。
本書另一個重點，在於對所謂「金融創新」的剖析和批判。高伯瑞指出，許多華而不實、肇事惹禍的「創新」，本質上其實都是「槓桿操作」（leverage）的變形。從南海泡沫到垃圾債券、從駱約翰的騙局到今天的次級房貸，槓桿操作都是一個有利可圖、誘人的行業，只要沒有人出來攪局的話。一旦投資者要求贖回這些金融工具所承諾的報酬，市場隨即失序，爆發不可收拾的恐慌與殘局。人類金融歷史的悲劇就在於，各個恐慌之間的間隔，正好是人們徹底遺忘歷史所需的時間。
《金融狂熱簡史》雖然只是一本瞭解金融發展史的小書，對於有心深入瞭解金融危機的讀者，卻是一本絕佳的入門讀物。金融太重要了，尤其在經歷二次大戰以來最為嚴重的全球金融海嘯之後，我們更加需要更多這種深入淺出、直搗問題本質的好書。不幸的是，金融最大的殺傷力，也在於其晦澀難解、令人生畏的專業術語和技術細節。高伯瑞20年前這本深刻的歷史小品，再度提醒讀者，我們可以擺脫艱澀的技術細節，充分瞭解國際金融體系或金融市場的運作，從公共利益的角度，奪回對於金融歷史的詮釋權。
沒錯，詮釋權非常重要。哈佛大學傑出的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說過一段名言，「歷史總是由勝利者書寫。金融史似乎也總是由債權人書寫。每當金融危機發生時，債務人就被拿出來承受譴責。」當金融體系的運作已經影響到你我的日常生活、甚至企業與家庭的生死之際，金融問題的診斷與對策，絕對不能只交給王作榮先生所嘲諷的「鸚鵡經濟學家」，他們永遠都是「市場，市場，市場！」從凱因斯到美國當代最具批判力的經濟新聞記者格雷德（William
Greider），都不斷地警示我們，金融發展，這個驅動全球化最重要的力量，所可能帶來的危害。金融，太重要了！
筆者長年在大學開授經濟社會學與經濟史的課程，一直苦尋具有開闊視野與深邃批判力的適當教材，尤其是可以幫助學生解讀周遭金融事務前因後果的好書。許雅淑和李宗義兩位清華大學社會所博士班的研究生，在繁忙的課業壓力下，願意擔綱翻譯高伯瑞這本經典小書，令人敬佩。這份熱情和勇氣，若能進一步帶動國內對於深刻金融史著作的譯作風氣，也算是學術界與社會大眾的福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