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與槍：百年前一位中國奇女子衝擊傳統的革命史

　　．民初奇女子的自傳，同時亦是中國從滿清帝制統治，走向民國時代，到抗日戰爭，珍貴的第一手歷史紀錄。

　　．由立志救國救民的少年革命勇士、刺客，蛻變成中國史上首位女博士、女律師，並於國際政治舞台上發光發熱，展現了一位女子其勇者無懼的風範。

　　本書是鄭毓秀在其夫魏道明擔任駐美國大使期間（1942-46）所寫的自傳。

　　她述說了一個女性的成長故事——生長在富裕的封建家庭，卻關不住叛逆的靈魂。在那迎接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裡，為個人、為國家，她不斷引發一次又一次的革命。

　　她是先從家庭發動起義的：五歲拒絕纏腳、十四歲親自寫退婚信給家裡安排的對象。以讀書為由東渡赴日，實際上是要結識同盟會的革命分子。十五歲加入國民黨，擔任革命任務的聯絡員；十六歲當上「炸彈客」，多次冒死從天津偷運炸藥到北京，更參與了暗殺袁世凱、良弼的「敢死隊」行列。巴黎和會前夕，手無寸鐵的她，以玫瑰枝偽裝成槍，阻嚇中國代表團簽署「凡爾賽和約」。

　　二十九歲時，她成了中國史上第一位女博士，其後她陸續創下多個「第一」：第一位在上海法租界的執業律師、第一位非官方女性外交特使、第一位參與起草「中華民國民法典草案」的女性、第一位上海法政學院女院長。

　　由救國救民的少年革命志士、殺手，蛻變成中國史上首位女律師，並於國際政治舞台上發光發熱。鄭毓秀是民初時期最具爆炸性、開創性、最反骨的女人。

作者簡介

鄭毓秀（1896-1959）

　　別名蘇梅（Soumay），擁有多個「第一」的頭銜：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律師、第一位省級女性政務官、第一位參與起草「中華民國民法典草案」的女性、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長與審檢兩廳廳長等等。她十五歲赴日，加入中國同盟會，1912年1月參與暗殺袁世凱的計畫失敗，隨即參與炸死清朝重臣良弼的任務。1917年，於巴黎大學取得法學碩士學位；1919年，在簽署「凡爾賽和約」前夕，鄭毓秀組織留學生包圍陸徵祥的下榻處，阻止中國代表團簽字。

　　1925年，取得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26年與魏道明在上海法租界開設律師事務所，成為中國第一位女律師。1928年，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國民黨立法委員並參與民法的起草工作。在丈夫魏道明接替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鄭毓秀曾陪同宋美齡訪美，被羅斯福總統夫人稱讚「具有政治頭腦，不同於歷任中國大使夫人」。戰後，她和魏道明回中國，再任立法委員。1948年，魏辭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後，夫妻移居巴西，最後定居美國。1959年12月16日，鄭毓秀在洛杉磯市因病去世，享年63歲。

伍．偷運彈藥驚魂記

那個時候，我們在北京沒有火藥或炸彈，能取得的最近地方是天津。我自願運送炸藥。身為女孩，我比男人更能掩人耳目，並且因為我是官員的女兒，更容易來去自如地穿梭往返。比起大多數人，鐵路局員工或是其他官員比較不會刁難我。

在董五的護送下，我立刻前往天津。我在國民黨天津的集會室裡和大夥討論，最後決定，我會帶兩只手提箱回北京，一箱空彈，一箱是炸藥。整個晚上，我熬夜策劃商討，反覆打包行李，並和董五演練一次我們的安排。首先，他穿上亞麻罩衫，頭戴軟布帽，喬裝成腳伕，在這身裝扮之下，他就能混進火車站那群腳伕裡面。等到我的黃包車停妥，他很快跑過來，抓起我的行李，如此一來就能避免被不認識的腳伕搬走，他們會懷疑裡面怎麼那麼重，到底裝了些什麼。同時間，還有兩名革命同志扮成警衛，在火車上來回走動，假裝不認識我，但密切注意我，若有什麼緊急狀況就上前幫忙。最大的難題，莫過於北京的通關檢查。我們必須想辦法讓行李箱在不被打開的情況下過關。此時，對革命感同身受的跨國友誼幫了我大忙。夏天時，哥哥和一位歐洲國家公使館的年輕外交官成為好友，他發現雖然這個朋友無法正式做出什麼支持行動，但非常能理解我們的目標。這個朋友有外交特權，想當然爾，不須經過通關檢查。於是他決定化同理心為行動，安排和我約在通關處協助我離開。

一切如計畫進行。董五在車站搬了我的行李，把我安置在火車包廂裡後就消失了，回來時他恢復宦官之家的傭人身分。另外兩名革命同志在走廊上來回巡視，時不時就往我這邊看。我還碰到朋友。他們開心歡呼地朝我走過來，在我的包廂裡坐下。我腳下放著一大堆炸藥，腦袋焦慮地不停思考，整趟旅程大部分的時間我必須強迫自己輕鬆談天。這可能是件好事，因為這讓我看起來更單純。只是這趟旅程感覺好漫長，就像某些噩夢，那些讓人討厭、五味雜陳的感覺和事件好像會不斷出現。

我們終於駛進北京城。我倚著窗戶，視線穿過人群，嚇到手足無措，現在就要面對整趟旅程最冒險的部分。但哥哥的朋友已經在等候了，他看起來溫和而冷靜，露出一抹微笑歡迎我—— 典型外交官該有的表情。我們熱情地向彼此打招呼，繼續走向通關口。路上，他以響亮的聲音和我說話，但一邊微微勾起嘴角偷偷告訴我，說他和我哥已安排好我儲放炸彈的安全地點，等到晚上就可以帶到國民黨總部。

我們像一陣微風般輕鬆過關，直奔第一個藏匿地點。傍晚，我再次拿起我的行李箱，帶回城裡中國人的區域。在那裡等我的革命同志原本歡天喜地的—— 幾個小時過去後，他們已經認定哪裡出錯了，差一點就對我放棄希望。大約有三個月的時間，平均一個星期兩次，我會拖著彈藥往返於天津、北京之間。在毫無困難的情況下，我完成一次次的運送工作，不免開始輕忽了這個任務的危險程度。最後，我們計畫所需的彈藥幾乎已經足夠了，我只需要再跑個兩、三趟即可，於是我決定跑一趟就好，如果我用更大一點的行李箱，就能帶回剩下的彈藥。天津和北京之間的火車幾乎全是特快車。天津是京奉鐵路上北京前最後的一個大站。如同往常，抵達北京前停的站很少。頭等艙還滿豪華的，包廂間由走廊連通，有值班的男僕伺候。

最後這一次運送，一如往常由董五引導我入內，但是我還來不及為這三個小時的車程安頓好，其中一位列車男僕就進到我的包廂，指著那個巨大的行李箱，說那太大了，不能當作手提行李，一定要經過檢查。想到自己可能會碰上什麼小麻煩，我以前就常給這名男僕打賞，這樣他會因為感謝而願意幫忙，但現在的情況看來，他可能害怕自己會丟掉工作，所以他堅定而有禮地要求我讓行李箱放到行李專用車廂。最後，我們各退一步達成協議，我說等列車長過來我就會拿過去放。

我害怕極了，任何一個陌生人只要隨便一扛，都會起疑，因為這行李至少將近七十公斤。連力大如牛的董五，在車站為我搬運時，腳步都有點不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