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講稿

法國大革命 ─ 近代政治史的分水嶺，自此世界無法平靜！

　　自1789年爆發了法國大革命之後，「自由、平等、博愛」成了歐洲人普遍追求的價值，不但衝擊了各地封建階層政治社會體制，也激發了許多企圖打破現狀體制者的勇氣、激情與想像力。政治家與政治思想家都必須回應法國大革命提出的問題─誰是國家主權擁有者？誰能參政？如何組織人類社會的政治體？這不僅開啟了歐洲歷史的另一個新頁，而且影響所及遠遠超出歐陸板塊，自此世界無法平靜！

　　兩百多年來法國大革命一直是個史學的問題，不僅佔據了歐洲歷史研究的中心位置，其歷史功過與評價的爭辯論戰亦不曾停歇！從1789年巴士底獄的秋天開始，到1989年柏林圍牆的秋天，歐洲歷史，更確切地說歐洲政治都圍繞著「革命」軸心轉動。多少後代革命志士受其啟發：馬克思、列寧、托洛斯基、孫文、毛澤東等等，其影響所及不只是在贊成者與反對者之間，一心想置身事外者也無法脫離法國大革命之後的世界。

　　1889年，法國大肆歡慶共和主義勝利的大革命百周年後，艾克頓勳爵開始撰寫《法國大革命講稿》並進行講座。這份講稿係阿克頓勳爵擔任劍橋大學欽定近代史講座教授之時，於1895至1899學年授課所用。1789至1795年間的法國大革命，是當時劍橋大學歷史學榮譽學位考試的特別科目之ㄧ，因此本書所談及的主要時間範圍便是在這段期間。

　　喜歡在殘書灰塵和破舊文獻史料中鑽研的艾克頓，以權威的姿態，將法國大革命史學的全部介紹給他的學生們。從許多方面看來，他的講稿是一份勤奮琢磨但企盼表達的學術總結，也是一段世紀的歷史-政治宣傳，同時也是在法國大革命研究被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掌握論述前就已經發表的講稿。

　　21世紀的今天，艾克頓的講稿讀來依舊充滿生命力與新鮮感，永遠是經典中的經典。這些講稿內容的重要性，不只是因為它們是過去一段重要的歷史，而是因為當面對許多利益衝突與眾多報告，這份講稿是一位歷史學家的見證，他相信我們可以評估歷史的可信度，並對過去的事件做出道德與政治上的評判。這些集結成冊的講稿內容應該要讓歷史系的大學生與研究生研讀。至於那些

本書特色

　　或許你沒讀過他的書，但是你一定聽過這句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他就是《自由與權力》的作者—艾克頓勳爵。

作者簡介

約翰‧愛默里克‧愛德華‧達爾伯格-艾克頓

　　第一代艾克頓男爵（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st Baron Acton，1834.1.10.－1902.6.19.），人們常簡稱艾克頓勳爵（Lord Acton）。英國歷史學家，劍橋大學欽定近代史講座教授，三一學院名譽成員。

　　艾克頓勳爵是19世紀英國知識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他是自由主義運動的重要人物，被當代的許多學者譽為「自由主義的預言家」、「歷史裁定者」。他擔任過下院議員，在曾四次當選的著名首相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任內，他產生過重要的政治影響。1885-1902年任劍橋大學近代史教授，主編《劍橋近代史》。作為歷史學家，他把歷史探索的客觀性與歷史性研究中的道德判斷結合起來；作為政治哲學家，他對個人自由以及促進與威脅個人自由的力量提出有力的分析，深刻影響了20世紀思想史。

譯者簡介

高望

　　理學碩士，南京大學本科，中國科學院研究生，現為武漢啟蒙編譯有限公司專職譯者

事件的目擊者往往不能理解其真正的意義，重大的事件總是要等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人們才會發現它非同尋常。拉馬丁（Lamartine） 曾經說，法國大革命是個奇蹟，卻不是無法理解的謎團。在這句話寫下之後若干年的今天，它依舊是最接近真理的。

── 艾克頓勳爵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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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每年的稅收已經達到兩千萬，卻仍然不能滿足路易十六的胃口，國王要求國民付出更多。僅僅在一代人的時間裏，這個數字就遠遠超過了一億，而國家的總收入增加得更加迅速；這種增長應當歸功於一個階層，可是古老的君主制度不但拒絕酬答為國家創造財富的人，而且剝奪了他們的權力。他們的勤勞改變了財產的分配狀況，財富不再是被少數人獨佔的特權，因此這些受到排斥的多數人感到，他們處於任人宰割的無力地位是由於國家的不作為，社會沒有建立在正當和正義的基礎上。他們提出，政府、軍隊和教會的獎賞理應屬於有價值、有貢獻、為社會所必需的那部分人，應該廢除不勞而獲的少數人的特權，以免損害他們的權益。他們的人數大約是少數特權階層的一百倍，所以他們相信自己實質上是國家的主體，要求自己治理自己，獲得與人數相稱的權力。他們要求國家進行改革，不是由所謂的主人，而是由他們選擇的代表來治理。

這就是法國大革命。它並非從未知之處飛來的流星，而是各種歷史因素綜合影響下的產物，那些歷史因素聯合起來，就具有破壞和毀滅的強大力量，可是如果單獨分開，又沒有進行建設的力量。為了看清這一點，我們必須花點時間追溯大革命之前的思想觀念的軌跡，將其與連續性的法則和持久的影響力結合起來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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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法國在其他國家成功的地方失敗了，如果說法國從封建和貴族制社會向工業和民主社會過渡經歷了一場動亂，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那麼根本的原因不在於那個時代的人，而在於他們所處的背景。天主教詹森教派的信徒（Jansenist）是忠誠而富於忍耐精神的；不過其中著名的法學家讓•多馬（Jean Domat）是位哲學家，在當時一片混亂的法理學領域，他的作品使理性恢復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聖•湯瑪斯是他所屬教派的一位偉大人物，多馬從他那裏學到，法律應該由人民制定，並且為人民服務，廢黜壞國王不僅是一種權利，而且是一種責任。他堅持認為，法律的依據應當是常識而不是習俗，應當從永恆的法典中學習戒律。高級法的原則具有革命的意義。只有通過了這個原則的檢驗肯定，政府的統治才能成立，它指出了通往原初的、普遍的、不可廢棄的權利體系的途徑，多馬之後的議會法學家們將這種體系加入了憲法章程。

在文學領域，反對君權的思想真正來源於弗朗索瓦•芬乃倫（François Fénelon） 。他既不是有創新精神的改革者，也不是新真理的發現者；他只是具有格外強的獨立意識和敏銳的觀察理解能力，他第一個看透了宮廷在華麗威嚴的外表下隱藏的偽善，並意識到法國正在走向毀滅。

芬乃倫寫道，歷史學家應該在自己國家與別國之間保持中立，並期望政治家也遵守同樣的規則，因為愛國主義不能成為免除對人類的責任的藉口。任何戰爭都不是正義的，除非是純粹為了自由而被迫參與的戰爭。芬乃倫希望法國主動放棄通過不正當手段佔領並為之驕傲的土地，特別是應當撤出西班牙。他希望法國採取謙遜的姿態，因為他擔憂成功會給性格好勝的法國人帶來不好的影響。芬乃倫斷定，權力就是毒藥；既然國王幾乎都是道德敗壞或昏庸無能的，那麼他們就不應該進行統治，而只能執行法律。因為遵循先例和習俗是野蠻人的標誌。文明的社會必須通過可靠的法典來管理。惟有憲法能夠防止權力的專斷。他在精神意義上是革命理論的創始人。人們很少理解他的真正想法，同時卻普遍記住了他的言論。

後代中最優秀的人紛紛仿效他的榜樣，以宗教的動機作為反對和批判的基礎。不過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法國即將面臨巨變的時候，他們的影響已經消褪了。從那時起，不信上帝的思想變得相當流行，連沒有公開攻擊過宗教的人——比如孟德斯鳩（Montesquieu）、孔狄亞克（Condillac）和杜爾哥（Turgot） ，也對基督教敬而遠之。這種傾向在政治上造成的後果就是，人們認為教會的問題沒什麼重要意義，對於教會和國家從來沒有明確的概念，從來沒有認真地考察在什麼條件下可以確立國教或廢除國教，什麼時候應該捐錢什麼時候可以收稅，甚至從來不知道是否存在通用的解決方法，或者決定這些問題的普適原理。在大革命的轉折關頭，這種知識的缺陷成了無法隱藏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