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就目前台灣而言，認識蔣碩傑教授並與其相處最久的，就屬我這個後輩了，也許是這個原因，高希均要我為吳惠林教授和彭慧明女士撰寫的《蔣碩傑傳：奠基台灣奇蹟的自由經濟導師》寫序，我義不容辭。況吳教授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同仁，我對他所撰寫的文章及書籍十分熟悉，而且也瞭解到他是研究蔣教授著作、闡揚蔣教授貨幣理論最有心得的人；彭慧明女士無論採訪和編輯都有豐富的經驗，由他們合著蔣碩傑傳會更加完整與精彩。
吳、彭兩人在蔣碩傑傳中所強調的是蔣教授求學、治學，然後為國效勞的一生，對於蔣教授私人生活描述的不多，這是與一般「傳」的不同地方，這也是它最有價值之處。根據他們倆人所述，我將蔣教授的一生分成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蔣教授的少年時期
蔣教授出生在一個官宦之家，兄弟姊妹很多，從小他們都受到很紮實的基礎教育，沒有一個有紈褲子弟的浮華作風；長大後，都有一技之長，獨立生活，而各有成就。蔣教授在15歲以前已讀過四書，奠定他的國學基礎，他也讀過簡易的經濟學，對經濟學感到很有興趣。於15歲那年出國去日本慶應大學預科讀經濟，認為念經濟可幫助國家富強，改善國計民生。雖然東到日本後才開始學日語，由於領悟力強，很快就能聽懂教授的課。他也修了一門理則學，教人如何判斷一種理論的正確，對辯論很有用。三年後，「七七事變」發生，日寇大舉侵略中國，蔣教授返國後，又轉去英國入倫敦大學政經學院本科大學，繼續修習經濟學。1941年他完成大學學業，因財源不繼，乃休學一年轉去工作。次年才回到政經學院，攻讀博士學位。
第二階段：開始挑戰經濟權威
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讀了經濟大師的書，也聽了大師們的課，他不像一般學生，全部接受大師的講話，而是找出大師們理論的缺點，而著文批評，像凱因斯、庇古教授都是當代最具權威的經濟學家，他以一個研究生的身份，敢有這種「不怕虎」的勇氣與動作，在研究生中罕見。這就是蔣教授與生俱來的勇氣和精神。他所完成的博士論文，獲得當年最佳博士論文獎。
第三階段：發表「可貸資金理論」，奠定他在經濟學界的權威地位。
蔣教授於二戰結束後回到中國，先去東北參加經濟復員工作，並結識他的賢內助─馬熙靜女士。1946年回北京，任教北京大學經濟系，從而認識在清華大學教書的劉大中教授，並結為好友。在大陸北方變色前，他來到台灣，在台大教書半年，便去美國國際貨幣基金（IMF）工作，劉大中已在那裡任職。兩人性格雖不同，卻惺惺相惜。有人形容他們的關係是「秤」與「坨」的關係，凡事合作無間，不分彼此。就在1956年蔣教授在美國最權威的經濟雜誌（AER），發表「可貸資金理論」（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Loanable Fund Theories, Multiplier and Velocity Analysis A
Synthesis），奠定了他在經濟學界的權威地位。在IMF服務十年之後，他與劉教授離開IMF，劉教授去康乃爾大學，他去洛徹斯特大學執教，最初他受到最高的尊敬，從而也各為台灣學生爭取了很多獎學金，後來因拙於言、與人無爭的個性，便失了年薪多年不增的虧。劉大中教授乃請他到康乃爾大學經濟系任教，以迄屆齡退休。
第四階段：經常返國，為台灣經濟發展效勞。
1952年，蔣教授利用休假回到台灣，當時台灣物價飛漲，而經濟發展剛剛開始，李榦先生帶他去見時任中信局長尹仲容，由於尹仲容相信計劃經濟可以使經濟發展，蔣教授相信自由經濟可使經濟活絡起來。兩人話不投機，不歡而散；不過，蔣教授離開時，贈送尹仲容一本米德（J. E.
Mead）所著的《計畫與價格機能》，尹仲容讀過之後，便改變了他原有的想法，及對蔣教授的態度。1954年，尹仲容親自寫信向IMF借將，請IMF同意蔣教授和劉教授回國，就經濟政策提出建言。
當一般開發中國家都嚮往「先發展重工業，再發展輕工業」的策略，蔣教授所重視的則是「重輕輕重」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於通貨膨脹問題的解決，則是減少管制，提高利率，鼓勵儲蓄。尹仲容贊成他的意見，乃改變了傳統的作法，而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有了顯著成果。
1967年在召開經濟發展會議時，出席的國際經濟學者建議成立經濟學博士班，培植經濟人才，解決台灣人才不足問題。蔣教授和劉教授是核心人物。每年暑假蔣教授都回國講授他的經濟理論。1968年，政府成立賦稅改革委員會，由劉教授主持，蔣教授是有力的委員。他提出採用加值稅的構想，認為可以收縮貨幣供給，減少預算赤字，鼓勵多生產，少消費，加值稅要比所得稅更合理。但劉教授在美國麻斯格雷教授支持下，且國內的委員對加值稅都十分陌生，也表示反對，致沒有採納。由於蔣、劉友誼甚篤，不會因此放棄賦改會的建言工作。
第五階段：「蔣王論戰」所引起的反響。
「蔣」是指蔣碩傑教授，他是剛成立的中華經濟研究院長，也是康乃爾大學經濟系教授；「王」是指王作榮教授，他是中國時報的總主筆，也是台大經濟系教授。兩人國學基礎均深厚，筆鋒健而犀利。一位屬內歛，一位屬外向；一位重理性分析，一位說理時帶點情緒。在爭辯時，各不相讓，兩人均有不服輸的傾向。他們所辯論的重點是貨幣供給問題，一位重在說理，成為經濟學者所思考的問題；一位強調對企業的利害，為不少業者所喜愛。蔣教授認為濫發鈔票，點燃通貨膨脹，就是「五鬼搬運法」，最為讀者所欣賞。他們倆人各有各的支持者，難說誰是贏家。
這場先後為期兩年的論戰，為學界立下了一個就事論事的榜樣，也為政府雇員上了一課，即政府的政策是希望經濟穩定，還是在不安定中找平衡。當時，我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副院長，蔣教授是我的上司，我沒有出來參與蔣教授這一邊，完全為了保護剛萌芽的中華經濟研究院，怕它經不起風浪襲擊而夭折，但是仍然無法避免它的「池魚之殃」。在一次兩方相對的座談會上，參與蔣教授一方的費景漢教授（耶魯大學），他說台灣的企業家大都是「白手起家」，這句話並無惡意，這時有一位業者起來發言：「我們不是白手起家，而是帶著機器設備從上海來的。」。從此之後，有數位原答應捐款給中華經濟研究院成立基金的業者，乃停止了他們的捐款。
蔣教授過世快廿年，我自中華經濟研究院退休也已16年，回憶與蔣教授相處的日子也有15年之久，在我印象中，蔣教授是謙謙君子。在學術上，他不迷信權威，肯堅持自己的看法；對當政者，他不阿諛，一向保持學者的風範；對社會，從不作倚牆草，討好某些人；對所批評的事，從不妥協；對朋友，誠信相待，為後輩所敬仰。
于宗先
中央研究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