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在印尼，誰是「優勢族群」？
當得知台灣要出版雲昌耀博士的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Culture, Politics and
Media的中譯本（《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時，內心即充滿期待；先前閱讀過原著，對我而言，那是一段感性與知性交織的閱讀之旅。該作除了有深度的理論對話、清楚的分析架構之外，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始終是那些紮根於田野的豐富又深具情感的經驗性資料。今天有幸為中譯版推介，得以早一步拜讀，閱讀此譯作的感受，與閱讀原著的經驗類似，不同之處在於，感性的那個部分益發深刻，相信這正是語言親近性產生的作用力。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的研究問題架構在印尼「後威權」的時空脈絡，不僅是對後蘇哈托時期印尼華人的認同提出洞見，同時對未來研究拋出值得深究的研究方向。一般而言，「後威權」時期的印尼社會充滿了「革新」的氛圍以及對「自由∕進步」的期待；本書觀察的「時間」與「地域」脈絡，與近年來相關領域代表性學者（例如王賡武教授及廖建裕教授）的提示——「全球化」及「中國興起」等因素對海外華人認同的影響——有積極的回應性與對話性。
此外，作者一開始即試圖就相關學術社群纏鬥已久的「華人性」（Chineseness）進行再概念化；藉助「離散」與「雜糅」等高抽象的理論性概念，結合豐富而具體的經驗資料進行動態分析，不僅在「印尼華人認同」問題提出觀點，同時也給予長期信仰或陷溺於「多元文化主義」的迷思的相關學術社群，在「解決」印尼國族整合問題上，提示了新的可能。
厚重的田野資料，是《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最珍貴的寶藏之一。閱讀本書當中作者引述的田野記錄，雖是些再日常不過的對話，卻總撩起我過去造訪印尼所留下的深刻記憶與感受。過去幾年，曾走過印尼一些有許多華人居住的城鎮，也造訪了一些華人蹤跡相對較少的地方。在那裡，接觸了許多華人∕社團∕組織∕媒體人，也訪問了一些華裔社群意見領袖以及許許多多尋常百姓；接觸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空中飛人，也有一輩子未曾離開印尼土地的人。他們有許多共享的歷史記憶，也有著南轅北轍的生命經驗。為了面見報導人，有時透過自行安排的交通工具，在赤道上進行長遠跋涉，偶爾因為過度顛簸，還得藉助「刮痧」對抗中暑與暈吐。有時候是受訪者因為「安全考量」，「堅持」派司機開著炫亮的豪華大轎車來「迎接」，讓我在漫長的塞車之路上，還可以乾爽、舒服且「安心」地坐在pribumi司機右後方那個被禮儀權威定義為「大位」的位置上，安靜無聲地在車內觀察車窗外的世界—壅塞地幾乎動彈不得的交通亂象、大道小巷裡人民的日常生活百態。訪談，有時在露天的攤販上進行，對話之間啜飲著旅遊指南呼籲要避免的冷飲；有時在富麗堂皇的星級飯店或是充斥諸多幫傭的私人大豪宅裡與報導人對談，吹著沁涼無聲的冷氣，豪飲著主人一再強調的「絕對安全」的冰飲。這些親身經驗過的印尼∕華社的「內部」異質性，在《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書中，可以說是隨處可見，且歷歷在目；然而這些異質性，是過去相關著作很少呈現的印尼的社會現實。
除了內部異質性，「刻板印象」與「歧視」向來是探究印尼華人認同的重要觀察點，《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對此亦進行了厚重深刻的討論。自己過去在印尼社會試圖「理解」「華人問題」的過程中，許多慷慨激昂的對話，至今仍言猶在耳：
「他們〔指印尼當地土著〕是番仔……，我們〔指華人〕不跟他們一起上學。」
「印尼華人不上公立學校，因為『印尼人沒有資格教華人』……。」
「〔我們〕印尼華族，就是『看不起當地人』。」
「『印尼人沒有家規』、印尼教育只有認字而已、不教道德規矩。」
對讀過一些相關文獻的我而言，面對以上這些話語，一點也不感到驚異，然而，當類似的話語在《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探討「刻板印象」與「歧視」的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時，我彷若又撞見當年那道隱匿在「弱勢族群」（印尼華人）瞳孔內的「帝國」光芒；從任何角度觀之，如此露骨的「文化優越意識」都令人難以消受。然而，正如本書也一再呈現的，來自印尼官方對華人政策性的歧視與「排除」，讓世代印尼華人身心皆處於「客人」的處境，其創傷性同樣令人難以消受。我永遠無法忘懷，一位具有堅毅不拔性格、白手起家的華裔印尼商人於受訪時流露的悲傷和感嘆：
「再移民？ 移到哪？移到另一個『他鄉』？做什麼？『再學一次作客人』？學作客人，受苦啊！」
把類似以上華人的「文化優越意識」與「被歧視」，透過紮實的田野經驗資料，誠懇地在辯證過程相互參照，這是《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的特點，也是過去研究少見的。過去的諸多相關研究，未能跳脫「（華人）受害意識」的知識傳統，研究發問總是起始於「華人受害於『主流優勢族群的宰制』」—這樣的意識，不僅可能扭曲了某部分的社會現實，在說服力上也無可避免地受到局限。另方面，本書也批判了過去文獻近乎浮濫地召喚「多元文化主義」，以其作為尋求族群和解的出路。然而一如「受害意識」的視域傳統，「多元文化主義」觀點背後，亦視印尼社會存在一個具絕對「優勢」的主流文化壓迫著一個弱勢文化這樣的「事實」；然而，這個「事實∕前提」恐怕需要透過更細膩的觀察以及更複雜的思辨進行再檢視。
其實，若細細品讀本書最後附上的兩篇文字簡單卻意味深長的附錄（「Evi
Mariani對身為印尼華裔的個人反思」以及「事實上到底是你們或是我們已經受夠了？」），我們不難領悟，其實在印尼國族整合問題上，似乎「沒有真正的優勢族群存在」。對這一點，雲博士在本書中雖未明言，但參照其豐富的經驗資料來看，「沒有真正的優勢族群」實已內化在其書寫脈絡裡。也因此，《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在問題意識的開展上，已鮮明地轉移或告別了許多東南亞華人研究長期未受嚴謹批判的「受害意識」的思維慣習。
在印尼華人研究領域上著作等身的廖建裕教授，曾於1998年在Straits Times針對後威權時代的「印尼華人問題」提出一個悲觀的觀點：
印尼社會的排華暴動，其實是一種「長年存在」、「不會斷絕」的「所謂的華人問題」；「在大多數土著印尼人的眼裡，只要華裔一天沒有完全被土著社會吸納，所謂的『華人問題』將繼續存在。」（Straits Times 25 Feb 1998: 36）
雖然本書的結論，並沒有一掃廖教授當年流露的悲觀，但是如果讀者能夠細究書內許多來自不同報導人提供的那些充滿「矛盾與掙扎」的感受、情緒、觀點與對話，也許，在未來問題意識的開展上，我們會更有意識地去審視自己的提問，釐清究竟自己關注的是「哪種印尼華人的華人問題」、「什麼時候的印尼華人問題」、「哪個世代的印尼華人問題」、「哪個地方的印尼華人問題」、「是男的還是女的印尼華人的問題」，甚至「『華人問題』在印尼究竟是不是一個『問題』」。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能跳脫過去相關研究知識的框架、涵蓋更寬廣的面向、提供更紮實的經驗資料，某種程度或與雲博士的成長歷程有關。「華裔的身分、出生於馬來西亞、成長於汶萊、掌握多語的能力、在西澳完成高等教育與學術訓練」此一經驗與歷程，給予他研究「印尼華人問題」一個特殊有利的位置。就此書呈現的議題敏感性、多面向的研究關懷與成果，顯然地，雲博士絲毫沒有辜負他所擁有的優勢，成果甚至遠超越對其優勢的期待。
整體而言，《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在觀察面向上所呈現的涵蓋力、在辯證理路上所呈現的邏輯性與對話性，以及從其豐富而細膩的經驗性資料所透露的對研究對象的深刻理解與研究者的反身性等等，共同客觀地具體化本書的學術重要性。此一著作之問世，不僅直接地嘉惠印尼華人的研究者，對海外華人研究、族群研究、印尼研究等學術社群而言，本書亦提供了刺激精彩的學術對話的素材。而台灣中文翻譯版的問世，對華文世界華人研究領域的入門者而言，更是一大福音；況且本書絕佳的翻譯品質，甚至會讓讀者感受到輕快閱讀帶來的幸福感。
李美賢 （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