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走進中國看拆哪
李政亮是這個世代的臺灣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進行觀察與評論的重要一人。這個重要性首先來自他參與了二十一世紀中國人民的生活。從西元二○○○年起，政亮在中國求學、研究、教學、寫作，先是在北京大學讀博士，後來在天津南開大學任教職，在中國社會裡有融入的身分與持續的生活，這或許正是他的兩本中國文化評論集—一年多前的《走進都會中國》，以及這本《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都有比一般臺灣人「走得更進去」的感覺。政亮走進中國，與中國的人民大眾一同呼吸吃飯喝茶搭車讀書看電影，北京和天津的每一天，也是政亮的每一天，這使他比一般訪調旅行式的研究者更能體察民間細微的脈動，也獲得了非在地生活者無法擁有的洞察力。
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評論，李政亮採取了廣義的文化研究取向，這在中國研究的領域裡還是比較非主流的路線。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科學界一般所稱的「中國研究」，從前是一個不正常地受到戰略與經濟利益需要過度影響的研究領域，除了對中華語言歷史即所謂漢學的研究之外，基本上可以說是被「討厭中國、害怕中國與利用中國」這樣的幾種需求所主導。至於中國當代文化或民間流行文化的研究，由於沒有顯著的戰略與經濟價值，受到政府與大學的忽略。政亮所採取的文化研究取向，不僅是以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更把文化定義為廣泛的社會性活動，考察其與政治經濟結構的關係。
做為臺灣解嚴世代的一分子，政亮的生命背景，給予他思想內涵與問題意識，從而讓他的中國觀察與評論更具代表性。「解嚴世代」是我在幾年前提出來的概念，用以描述在臺灣八○年代後期至九○年代這段戒嚴解除後的年代裡，接受重要的政治社會化的世代群體。解嚴世代中，有些人曾參加追求民主自由的學生運動，所以也被稱為「學運世代」，但「解嚴世代」是一個意義比較寬闊，也比較具有歷史感的名稱。解嚴前後的年代，是臺灣歷史上繼一九二○年代臺灣新文化運動之後，第二個思潮澎湃人才輩出的年代。當年，政亮與他的同輩們，包括我自己，在黨國教育體制鬆動的裂隙下，大力呼吸清新開放的思想空氣。那時候的困知勉行，養成了今日對文化價值議題的敏感性，對政治經濟變遷的理解力。對一個從封閉轉為開放，國家權力逐漸讓位給市場的社會裡面的種種現象與問題，我們這代臺灣知識分子特別有興趣，也有很多的看法與想法。
就這種對變遷社會觀察理解的興趣而言，政亮是幸運的。他在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之際，到中國大陸繼續深造。中國成為他在故鄉臺灣之後的下一個注視與深思的對象。他所看到的中國都會文化的勃興、大眾媒體的變化、世代文化的差異、社會價值的轉變、知識分子的轉型，乃至電影與流行音樂對時代背景的反映，都是營養豐富的思想糧食。很自然地，出於對臺灣未來不可遏抑的關切和停不下來的思考，也基於青年時代無法磨滅的經驗和感受，政亮會把中國現況與臺灣做比較或對照。這樣的比較、對照，或者說是反思，有時候隱而不顯，但卻是他在走進中國這兩本書中不斷迴旋的主調。
雖然試圖走進去，但是政亮還是保持著一種略帶距離感的客觀態度，使讀者似乎較難判斷作者對某些事情的主觀好惡。這或許是出於對被敘述之對象—當代中國的尊重及同情的理解，也可能是作者謙遜善意的性格使然。雖然是一本評論集，政亮卻把他自己的意見平滑地置入在他所引述的各類事實中。比較具有敏感度的讀者，仍然能夠讀出政亮的基本立場：他對中國很有感情，對中國的一切都有興趣，他對有理想的中國文化與思想工作者懷有敬意，也期望中國能因為他們的努力而變得更好，在任何方面他都對中國是善意的。但是他不像一般中國熱的作者，對中國未來抱著一種僥倖式的期待。文化研究者必定對現況抱著批判的立場，對於期望和預期是不能混為一談的。
這樣的立場，其實正是我所認為這個世代臺灣人對中國大陸應有的態度。知識分子應該先對自己的社會抱有熱望，又能夠對自己的文化進行冷靜的批判。唯其臺灣知識分子能夠愛臺灣又批判臺灣，才能夠改善臺灣；能夠愛中國又批判中國，才能夠幫助中國。如果說臺灣目前對中國的認識與交往，大多被政治恐懼與經濟貪婪兩種心態所籠罩，那麼文化上的友愛與批判將是最具進步性的第三種取向。這樣的文化介入行動，是這個世代臺灣知識分子對中國所能做的最好的貢獻。以此，我期待政亮繼續帶著我們走進中國，看看這個「拆哪」，什麼不該拆的拆了，什麼該拆的不拆。
周奕成（專欄作家、政治運動者）
前言
讓人驚豔、疑惑又難以理解的中國景象
本書是《走進都會中國：一個臺灣人登陸十年的文化觀察》的延續作品。在《走進都會中國》出版之後，有些臺灣的大學教授將之作為兩岸關係或是通識課程的參考書，香港和中國的網站上也有人推薦這本小書，甚至也有來臺灣交流的大陸學生寄信告訴我讀完這本書的心得。
這些都是《走進都會中國》這本書小小的好運氣。對我來說，《走進都會中國》比較像每學期開學之初的前幾堂課，得用較輕鬆、面向較廣的說法，讓學生對課程保持新鮮感與興趣，特別是書中也加入當今中國社會文化的關鍵名詞解釋，希望讀者能夠更進入當今中國生活脈動。
異質時間共存的國度
當然，有興趣的讀者會問：現今的中國景象發生了什麼變化？本書與《走進都會中國》又有何不同？在我看來，中國景象就如同萬花筒，每轉一次就會有截然不同的景觀出現，其景象時而讓人驚豔、時而讓人疑惑、時而讓人無法理解。這種差異，一如村上春樹的小說《挪威的森林》結尾的「我現在到底在哪裡」所呈現的茫然與錯置感。
驚豔是有的。在北京或上海的商業中心，矗立著高聳的大廈，各種名牌轎車行駛穿梭在這些昂貴地段的馬路上，這裡的人們總是西裝筆挺、行色匆匆。當然，數量逐漸增加的老外面孔（也許他們還會講些中文），點綴了這個與國際接軌的世界市場景象。
這是一個仿如與紐約、東京同步的時間向度。這樣一個中國崛起的時間向度，也展現在一家家精品旗艦店的出現、中國觀光客的消費能力提高，或是二○一○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現象上。
困惑是有的。在這些商業中心，偌大的電視牆已成為現代城市的必要裝備之一，只是，品牌消費的時髦商業廣告與僵硬的政治宣傳話語，不協調地同時出現在電視牆的廣告中。就像是家中的電視螢光幕裡，充斥著各種時髦廣告，但共產黨對日抗戰及國共鬥爭的電視劇卻也屹立不搖。
此外，這樣一個世界市場中國的景象，不僅已是中國大城市的自我定位，也是許多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然而，世界市場中國的受益者─金字塔頂端的富人們卻爭先恐後地外移。二○○九年被稱為富人移民潮，依照美國國務院的數據，二○○八年十月到二○○九年九月，投資移民的核准數為四千兩百一十八人，其中七成來自中國。根據二○一一年中國招商銀行與美國貝恩管理顧問公司（Bain &
Company）所發布的「二○一一中國私人財富報告」的數據，可投資資產在一億元人民幣以上的頂層人群中，已有百分之二十七成為投資移民。這份報告也提到另一個驚人的數據，可投資資產達一千萬元人民幣者在二○一一年預計達到五十九萬人。此外，二○一○年中國個人可投資資產的總和是六十二萬億元人民幣；而個人可投資資產在一千萬元人民幣以上者的可投資資產規模，達到十五萬億元人民幣，這意味著占人口百分之零點零四的富裕人士，享有中國將近四分之一的財富。
不僅頂層的有錢人急著離開中國，他們的移民也與子女教育有關。相當於建國中學、北一女的北京四所中等頂尖高中，也在二○○九年下半年紛紛開設「出國班」，也就是不參加中國高考（大學入學考試）直接申請美國大學的專班。二○一○年，北京已有七千名考生放棄中國高考而申請美國學校。富人移民的主要理由多是追求更好的生活環境，高中生赴美基本上與家庭資源有關，而其理由多是對中國教育體制失望。
無法理解的事情也是有的。這個移動的群體是追求心目中更好的生活，然而也有一些群體為生存一搏。儘管中國作為世界市場已成事實，然而昔日偷渡的戲碼卻依舊上演，二○一○年一個中國赴韓國旅遊的旅行團團員中，四十四名團員在入境韓國後脫逃，理由無非是在韓國打工。這是一個尚未終結的舊時代故事，然而卻不只有這個個案。
在中國，一般人對錢與權結合的不滿也在快速上升中，如近年來頻頻出現的土地拆遷抗爭，或是挾當官父親自重的「李剛門」事件等等。在過度市場化的腳步中，一些制度的運作也瀕臨危機，像是在幼稚園與醫院門口大排長龍等著登記入學與就診的人們，便說明著基層教育與醫療資源的嚴重不足。二○○九年出版的《蟻族》一書，是介紹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群體的生活狀態採訪實錄。更是揭開了大城市的另外一道風景線─大學畢業生在城市邊緣過著低收入、低生活品質的生活，每年夏天的北京火車站前，總是群聚就地而睡的農民工。這些還僅是城市中國的景象，還有一大片的農村中國不在此列。
萬花筒是由許多碎片組成的，中國這個萬花筒的碎片則是由快速甚至過度的市場化、官方的管理主義與意識形態，以及隨之而來的錢權合作、潛規則、倫理危機等元素組成。
中國景象最亮麗的一刻或許是二○○八年北京奧運前後，北京奧運是集結所有資源於一役的國家儀式，就時間上來說，是中國百年前的辦奧夢想的實踐，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紀念，所有的民族激情盡在其中，所有的社會矛盾也在激情中消解。然而，在北京奧運之後，萬花筒中的那些碎片依舊存在，如北京奧運那樣的亮麗一景卻已難再出現。或者應該說，以十三億人口規模為基礎的中國，其總體影響力在世界上將扮演強勢的力量，但是中國最大的挑戰則是自己─萬花筒裡碎片所排列出來的，這些不無荒謬甚至光怪陸離的景象，已滲入流行文化、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
流行文化、國族想像與日常生活
本書的構成分為三個部分：流行文化核心、兩岸三地國族想像與日常生活現場。
第一部分聚焦在流行文化。對我來說，流行文化不僅是流行的文化，其背後有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共同造就而程，我的角色就是如同偵探柯南一樣抽絲剝繭，解讀流行文化背後的意涵。
自九○年代中期以來，各類媒體陸續市場化加上網路的普及，讓中國流行文化的樣貌變得極為多樣複雜，既有爭取觀眾目光的誇張演出，也有透過網路對文化管制進行嘲諷的聲音。有趣的是，無論是誇張的演出或是嘲諷的聲音，都出現了一些新的流行語言。
然而，文化管理機制依然使用舊的規範與語言進行批判和管制。文化管理機制真的已經失效了嗎？現今，從主旋律電影走向主流電影是一種新的趨勢，官方意識形態與資本、巨星聯手演出，大家在娛樂的文化政治中狂歡─官方認為意識形態有效達到宣傳、電影公司荷包滿滿、低於行情價演出的巨星們完成政治任務、觀眾在銀幕上看到巨星，大家各取所需，結局完美。這或許是當今中國最為重要的一景──娛樂化的政治。現今中國如同一個文化實驗場，伴隨主流電影出現的，則是重慶「唱紅歌」的道德動員。在娛樂與道德之間，是現今中國文化的弔詭之處。
第二部分的主軸是歷史，包括從影像討論臺灣與香港的身分認同與中國想像、千絲萬縷的中日關係等。篇幅最大的〈重層的進化思想與「西方」想像〉是從許多年前的好奇開始的：為什麼「落後就要挨打」之類的想法不斷出現在人們的言談中？為什麼中國與西方的對比經常被提出？為什麼「趕超」之類的說法從清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甚至到現今始終都有人談論，這種說法是從何而來？又有何侷限？
此外，歷史在中國並非僅是過去的故事。在崛起的年代裡，昔日的榮光歷史成為電視劇內容；在高度市場化的年代，老祖宗的養生之道成為健康熱潮的最重要元素；在中國走向困惑之際，魯迅與胡適成為象徵，論戰者對孰優孰劣激情論戰。這些也構成了當今中國另一道特殊的風景線。
第三部分則是走進生活現場。這一部分穿插了一些個人經驗在其中，是小市民都市生活的縮影。在過度市場化所造成的權錢時代中，潛規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醫院手術的紅包到幼稚園、小學的贊助費，讓一般市民的生活已到了某種臨界點。此外，在筆者的觀察中，兒童教育問題也將成為中國社會的「第四座大山」。現今中國的基礎教育，不僅是孩子背負沉重的升學壓力，更成為父母社會資源的展現。最值得注意的是，權錢當道的時代也是倫理備受考驗的年代，真真假假難以辨認，「挾屍要價」的照片更是一種時代寫照。
到底中國社會未來能否克服眼前的種種危機？公民社會能否成功打造將是關鍵。本書的最後一篇文章〈公民社會的文化政治〉便從歷史面回顧公民社會概念在中國的討論歷程。在筆者看來，部分媒體與新媒體確實已成為推動公民社會的力量，不過媒體的力量多集中在單一議題的窮追猛打上。在整個社會的想像上，中國社會內部仍存在很大的差異，例如社會的構成單元到底是公民社會中的「公民」，還是傳統共產黨論述下的「人民」（或群眾）？這個議題，可能將是中國內部最大的爭議之一。
最後，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感謝黃冠棟、張百達、楊詠翔、鄭又銘（大熊）、蔡卓芬對初稿的閱讀以及意見的提供，特別是百達細心地訂正了其中的許多錯。此外，感謝朱一南照片的提供以及楊齡對注釋部分的協助。最後，感謝陪我度過十年中國生活的妻子陶然以及兩歲半的小兒育昇。
後記
本書的寫作，其實是從兩個關懷出發：一是另類中國觀有無建立的可能，二是個人在知識迷宮中的求知歷程。
如同清華大學教授吳介民在〈第三種中國想像〉（收錄於《秩序繽紛的年代：一九九○ ~
二○一○》）中所批判的，臺灣主流的中國觀不外乎國民黨的世界市場觀以及民進黨視中國為威脅兩種觀點，而許多臺灣人的中國觀也隨藍綠分歧。事實上，這兩種主流觀點不僅相互對抗，也壓抑了另類中國觀的可能，甲說中國是世界市場，臺灣必須加入世界經濟的潮流中，乙可能反駁中國飛彈對準臺灣，西進中國是不可靠的。在這些對話之下，又可以延伸出一大堆臺灣人已然相當熟悉卻是圍繞政黨政治出發的論述。
在筆者看來，想在主流的兩種想像中另闢途徑，必須拉開另類的觀察視角，而認識當今現實中國的不同面貌顯然是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否則我們只是在討論想像中的中國。在《走進都會中國》中，我嘗試從日常生活的不同片斷切入，主要原因在於日常生活是在地政治經濟社會脈絡的縮影，在影像、流行歌曲、消費關係、語言差異，與當地人的實際互動接觸中。每一個生活片斷都像是馬賽克，我們必須打開一個個馬賽克，才能瞭解當下中國發生什麼事情？這種想法的出現，既有個人觀察視角的改變，也有另類視角中國觀之必須的想法。
作為高中看黨外雜誌長大的五年級末段班的筆者來說，大學與研究所選讀法律與政治似乎是一種自然的選擇，國家、政府與政黨政治理所當然就是世界運作的最重要單元。雖然侯孝賢、楊德昌、萬仁、小津安二郎等導演的作品一度走進內心世界，楊照的文化評論、蔡珠兒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社會人類學式的深度文化報導等，都讓筆者懷疑是不是選錯科系。然而，在內心的天平上，對於這些影像與文字作品的悸動，似乎仍比不上當時本土意識高漲圍繞在國家層面的宏大話語，乃至一場場激昂的群眾運動。這種內心的矛盾有點像是日本作家太宰治《人間失格》中，兩個自我不斷糾結甚至嘲笑的過程，在曾經參與的抗議活動的人群中，也始終像個無法入戲的行動者，或僅是個城市晃遊者。這種壓抑於內心的欲望，似乎直到北京讀書並確認進入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領域才得到解脫。
從宏大的國家與政黨政治位移到文化研究所關注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是一個看似不小的差距。這個差距指的並非從關注對象的「大」或「宏觀」移轉到「小」或「微觀」，而是從國家與政黨的視角移轉到社會面向，進行批判性的觀察與分析。文化研究，用最簡潔的話來表述，就是已逝的英國文學理論與文化評論家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所說的，「文化即生活」，也就是文化在日常生活中。而其研究對象，借用英國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霍爾（Stuart Hall）的話來說，文化研究處理的就是「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舉例來說，廣州亞運楊淑君事件在臺灣所激起的反韓情緒，對文化研究者來說，會追問這個現象究竟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下出現？哪些脈絡彼此交織、接合，產生了這樣的情緒？臺灣與南韓在企業競爭下的訂單情結？在臺灣現代化之眼中，昔日位居下風的後位者的崛起？真實性有待查證的「南韓動輒說○○○是韓國人」的報導（這背後隱然藏著「文化正統」的確認與爭奪的味道）。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兩岸關係，可以發現法政取向與文化研究取向的差異。對法政取向的人來說，ECFA對兩岸經濟的衝擊，乃至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與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的接班過程，以及中國的兩岸政策，毫無疑問是關注焦點。
然而，對文化研究者來說，可能會關注在中國崛起之後，電影、電視、唱片等文化產業的生產模式與內容，是否因資本的移動出現分工的改變等？如果有所改變，這對華人圈的流行文化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電影、電視劇和「春節聯歡晚會」等，如何再現當下的大國崛起？文化管理的機制與標準又出現了哪些改變與相對應的批判與挑戰？
文化研究聚焦日常生活的視角，確實讓我像個社會人類學家似的，在中國這個偌大的田野中找尋有趣的現象。片斷對我而言是個重要的概念。片斷的討論源自德國社會學家西美爾（George Simmel）與文化評論家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面對二十世紀初期乃至威瑪共和時期崛起的新興城市柏林，他們以許多篇幅不大的文化評論，記載了他們眼前的時尚、社交、飲食、電影院等等城市生活片斷。這些片斷不僅是表象、象徵，而是政治經濟社會脈絡的聚合。
這些異質的片斷，其實都需要更多深入的個案研究與討論。異質的片斷也必須與中國特殊性的論點對話。不容否認，當今中國的景象極為複雜，面對如此複雜的景象，中國特殊性的論者經常提出國情不同之類的說法。然而，特殊國情或者整體的中國的說法，經常也只是遮蔽了政治經濟脈絡檢驗的可能性。中國作為一個整體（或者只有城市中國與農村中國的粗略區分）恰好忽略了中國內在的複雜程度，即便在大城市內部（如北京城南與城北之間的差異），其樣貌就已十分複雜。
與另類中國觀相對應的，是另類兩岸交流的可能。兩岸交流不必然就是衣著光鮮的官員或企業家的交流，在政治與資本之外，還有社會成員對話的空間，議題可以是對發展至上主義的批判、社會運動者的對話等等。當然，這個前提是要不斷理解雙方的社會實景，希望本書對此能提供一些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