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歷史的反思
周樑楷
從前學生時代主修歷史系，常常聽師長們說歷史好比鏡子可以正衣冠，學習歷史可以當作人生的借鏡。這個比喻我至今未曾全盤否定，相信它自有幾分道理。
只是當時私下也反問兩個問題：第一，日常使用的鏡子都是人造的，難免有些起伏，絕非百分之百的平滑明亮，如果史書成為哈哈鏡，那麼人們又如何憑藉呢？四十多年前學術界尚未耳聞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史學界的根基穩若泰山，哈哈鏡之說只能援引「生而有涯，知而無涯」，徒嘆人類智慧的有限。第二，既然前人的言行活動因被記錄而成為歷史（或史書），一代一代環境變遷，歷史（或史書）也是時代的產物，它應該也有屬於自己的歷史。作為人生借鏡的歷史固然重要，「書寫歷史的歷史」豈不是更重要嗎？「書寫歷史的歷史」就是歷史的歷史，一般簡稱為史學史。
由於這兩個問題，很快地就意識到歷史這門學問至少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the first order）屬於過去史實的記錄、詮釋和論述，訴諸於文之後就是所謂的歷史。一般來說，史家大多在這個層次上埋首青燈黃卷，忙著研究與寫作，而讀者們不無各取所需，選讀史家的作品，累積個人的知識。然而，歷史的第二個層次（the second
order）是種反思（reflection）的能力，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境界。懂得登高從這個層次閱讀史書的人，經常會提問：這位史書的作者為什麼如此下筆？他的觀點是什麼？他的敘事語言如何如何？這些反思性的動作，說穿了只不過好比正衣冠照鏡子，要先懂得摸一摸鏡子，辨別它是不是夠平滑。然而，儘管只是一個小動作，有些人總漫不經心，永遠昧於在第一與第二個層次之間反覆對話論證。
自古以來的史家不免反思歷史書寫的總總問題，如司馬遷、希羅多德（Herodotus）和修昔的底斯（Thucydides）等人，都在他們的著作中直述他們的理念。只不過他們殊少成體系或全盤論述個人的史學思想，尤其沒有撰寫長篇的史學史。推究這種現象，主要是史學史這門知識必備兩種現代性（modernity）的元素才得以成立：專業史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的出現以及現代歷史意識（moder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成熟。這兩種元素其實互為表裡，大約在十九世紀中期才從歐洲正式開風氣之先。專業史家自許成為獨立的學者，不再依附神學、哲學、文學或任何正式現實政治。他們一方面思索有關歷史方法論和認識論的範疇，另方面竭力提升歷史意識的境界。於是許多人自覺地從歷史知識的第一個層次躍進到第二個層次。為了改進歷史這門學問，人們終於開始全盤反思歷史的歷史。
德國史家為史學史（Geschicht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首立汗馬之功，直到今天，全世界各地最重視史學史的國家可能還是非德國莫屬。相對而言，英語系的國家就不如德國之重視史學史。所以不同的學術社群對話時，通常乾脆把史學史當作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來討論，反而彼此比較能溝通。英語世界中，有兩位留學德國的史家，分別對英、美學術界研究史學史的貢獻特別有影響力。魯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自歐陸返回美國後，於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執教。他的《新史學》（＃New
History＃）一書借重「演化」（evolution）的理論，進而強調「變遷的意識」（sense of change）及歷史具有「綜合整體內在相關互動」的本質。值得留意的是，這本著作中有一章討論「史學史」。雖然內容相當簡要，但卻達到了振聾發聵的效用。早期美國史學界班茲（H. E. Barnes）所著的《史學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和稍後湯姆森（James W. Thompson）所著的《史學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都成為普及的大學教材。他們兩位都出自魯賓遜的門下。
在英國，艾克頓（Lord Acton, 1845-1902）的學術地位與魯賓遜相類似。艾克頓曾經疾呼：
▲應教導人們注意隱含在史家內心的東西，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史家。
最重要的一點，是歷史的歷史。
歷史不僅是一門特殊的知識，同時也是其他各門知識的一種特殊模式和方法…它包含其他科學，並且記載他們的進步以及確定各種真理的試驗。在效用上，歷史思維（historical thinking）駕於歷史知識（historical knowledge）之上。▲
從這段話可以得知，艾克頓不僅重視史學史，而且簡直把史學史的學術位階（hierarchy）提升到所有的知識之上。記得年輕時代，我就是被這段話所震撼，視同福音，從此在生命本體的認同上有了歸屬。
在英國早期受艾克頓影響的史家，例如有同屬留德的古齊(G. P. Gooch, 1873-1968)。他的《十九世紀的史著和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是本斷代的史學史，書中提供不少史學界的資訊，曾經頗受歡迎，不斷再版。然而，嚴格地講，這本書缺乏深度的理論，反而有點類似目錄學式的寫法，很難引人入勝，直上學術界的第二個層次。其實有些史學史的專書和論文都難免落入這種窠臼，上述班茲和湯姆森兩人就是顯明的例子。
德國歷史主義（German Historicism）的學者和艾克頓本人都可歸類為廣義的觀念論者（idealist）。研究學術史或思想史，如果短缺觀念論的素養，往往拙於深入古人的思想。這種洞識力（insight）是研究歷史的利器。在英國，繼艾克頓之後，柯林烏（R.G. Collingwood, 1889-1943）和巴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同屬觀念論的佼佼者。柯林烏的《歷史的觀念》（#Idea of History#）前半部陳述希臘、羅馬時代以來重要的史學思想，可視為一本史學史。巴特費爾德前前後後出版不少史學史的著作，如果稱呼他為史學史的學者應該頗為貼切。為了邁入史學史這片迷人的園地，我的第一步選擇了巴特費爾德當作碩士論文的題目。
觀念論，或者說觀念史取向（approach of history of idea），於一九三○至一九六○年間曾經盛極一時，稱之為顯學也不致於言過其實。然而，這種唯心的取向經常忽略學術思想史的外部環境，屬於這種取向的史家往往有意無意之間疏離了歷史意識與現實意識（presentism）的互動關係。一九六○年代各種社會思潮興起，新左派（New
Left）和學生運動襲捲各地的校園。在這種氛圍下，許多學者正視歷史意識與現實意識的辯證關係，他們不僅投入個人的社會關懷，同時也從這個視角觀察古人，因而思想史與社會史密切結合。例如，具有德國背景的美國史家伊格斯（Georg Iggers）於一九六八年首度出版《德國史學思想》（The German Concept of History）。這本書從赫德（J.G. von Herder,
1744 -1803）起，分析日耳曼歷史主義的興衰過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止。伊格斯一方面仍然遵循觀念史取向，直指歷史主義的思想核心。然而，在繼承之餘，他大膽的批判，書中突顯了歷史主義的現實意識，言下之意歷來的史家多多少少為普魯士王國（或日後的德國）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而辯護。
經過了一九六○年代的洗禮後，西方學術界日漸傾向多元化。後現代主義炫人耳目，頗有解構的衝撞力，促進人們重新反思歷史的知識。同時，文本主義（texualism）從另個角度出發，與後現代主義相互呼應，從文本（text）入手，分析各種歷史表述（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or of the
past），因此歷史敘述（narration）開啟了一扇門，提供人們反思歷史。例如，美國史家懷特（Hayden White）所著的《後設歷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提出了一套解析歷史敘事的模式（modes）。他的影響可能在文學批評界還遠超過於史學界，這也可能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值得我們深入分析。懷特的成名，至少反應了近幾十年來知識的普及，社會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以及資訊媒體的日新月異。
近一百年來，史學史的撰寫歷經多變，其實有些弔詭。當初「專業史家興起」、「現代性的歷史意識提升」及「史學史儼然成為獨立學門」的時候，正是「歷史敘事」由盛轉衰的轉捩點。一九○四年英國史家崔衛林（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為了維護自古以來「傳統史學敘述的藝術」，發表了一篇專文＜克麗歐：一位謬司＞（Clio, A
Muse），內容語重心長：
▲正因為今天的歷史家受了日耳曼「教士集團」的訓練，不把歷史當作一門「福音」，甚至也不把它當作一個「故事」，而是把它當作一門「科學」，他們才會如此嚴重地忽視史家的主要技能……敘述的藝術。
恢復我們祖先的某些真實思想和感受，是史家所能完成最艱鉅、最微妙和最有教育意義的工作。反映我們自己的時代思想或意見的過程，比羅列臆測性的概括論斷來的困難……只有文獻能夠告訴我們真實的情況，但它也需要敏銳的眼光、同情心和想像力，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還需要使我們祖先在現代的敘述裡重新獲得生命的藝術。▲
然而，崔衛林卻無力挽回這股潮流。只是誰也沒料想到，在一九七○年代，「歷史敘述」又悄悄地回來。一九七九年英國史家史東（Lawrence Stone）在《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這份史學期刊中發表＜敘述性歷史的復興：對新的舊史學的反思＞（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World
History），肯定歷史敘述已經東山再起。瞭解大局的人當然知道歷史書寫不可能完全走回頭路，恢復一百年前傳統史學的敘事方法，但是當今新的敘事表述已經無可避免，至少在歷史著作中「夾敘夾分析」或語露敘述主體的生命意識，已經日漸為人所接受。換句話說，一九七○以來「專業史家」的學術權威被挑戰和瓜分的時候，一種嶄新的史學史出現了，即重視歷史敘述的史學史。距今一百年前，史學史剛建立的時候，歷史敘事式微了。如今，歷史敘述在學術界已贏得了一席之地，新的史學史問世了。學術界的弔詭，有趣！值得玩味。
布羅（John Burrow）於二○○七年出版《歷史的歷史》（#A History of Histories#），與魯濱遜、艾克頓、崔衛林那一輩的史家相去大約一百年。如今史學史的書名由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改為 A History of Histories。英文的單數和複數變化顯得有趣。這本書的副標題 “Epics,
Chronicles, Romances and Inquires from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也值得留意，因為 epics 和 romances
在從前「正典」的史學史裡，並不屬於討論的範圍。雖然布羅的寫作態度如同「正典」的史家一樣有些保守，他這一本書從希羅多德這位「菁英」（elite）史家說起，略去了遠古時代的 epics和 oral tradition（口傳歷史），同時他也忽略各種影像視覺的歷史文本（visual historical
texts），要不然「歷史的歷史」可以從希羅多德遠溯到兩萬年前的岩畫。但是他已盡力開展史學史的領域，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布羅不惜引用史書中的原文，分析它們的敘事語言，讀者難免覺得瑣細，但不如此就難以解說每本歷史書寫的特色。這本史學史的取向多少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對歷史的再度反思。它值得我們細讀，也值得我們重新評估。
本文作者為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教授
前言
一部關於各種歷史的歷史？
xiii
為什麼是「一部關於各種歷史的歷史」（A History of Histories）？或者更明確地說，為什麼不是「一部歷史的歷史」（The History of
History）？即使從最廣義的角度，我們接受說歷史是單一種類的活動，但歷史仍有著高度多樣的內容。瘟疫，侵略，遷徙；憲政安排與政治體系的建立、運作與發展；戰爭（內憂與外患），革命，宗教與文化的變遷（漸進或突然），信仰、民族與意識形態等各種集體認同的形成，神人交往意義下的神意史：所有這些主題連同其他內容，都可以被適當地視為歷史。有些歷史實際上是純粹敘事的；有些幾乎是毫無時間內容的純粹分析，本質上屬於結構或文化的調查。歷史與其他許多研究類別與領域相關，從史詩與起源神話到各種社會科學；歷史也觸及傳記、戲劇、政治與道德爭論、民族誌、小說、審訊與司法調查。就我們所知，最早以
historia （探究）一詞來指涉我們所謂的歷史的人是希羅多德（Herodotus）。在荷馬史詩中，histor 是指以調查的事實為根據來下判斷的人，由此可知，歷史與探究之間的連結相當古老。
歷史的多樣性如何轉變成單一的歷史敘事：「歷史的歷史」？答案很明顯，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這對敘事來說是必要的。那就是建立一個終點，使故事的各個插曲在某種意義上都從屬並促成這個終點，如此一來插曲就成為進程的一個片刻。以歷史書寫（這個文類直到二十世紀才出現）的歷史為例，在時代及其史學文化的影響下，把主題的現狀（或人們以為的主題現狀）當成終點，不可避免是一種最普遍也最簡單的做法。xiv到了二十世紀初，這個現狀被賦予各種特徵，但仍有著相當程度的共識，它成了純粹的或「科學的」或（心照不宣地）「專業的」歷史，這些特性或許與「歷史的觀念」或「為歷史而歷史」有關。特別是專業的歷史，一般認為這種歷史顯然連結著系統性的檔案研究與史料考證，而檔案研究與史料考證又被認定是一切嚴謹歷史的構成條件。在這個一般性的共識下，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意見，例如伯利（J.
B. Bury）與崔維廉（G. M. Trevelyan）曾爭論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以及如果歷史學家追求的是「科學」，那麼他要追求「科學」到什麼程度才能建立法則？（柯靈烏〔R. G. Collingwood〕在他的經典之作《歷史的理念》〔The Idea of History,
1946〕提到，法則是他憎惡的東西。）儘管存在著這些差異，共識仍足以做為史學史大敘事的選擇基礎，二十世紀史家可以以自身的觀點與彼此認可的研究方式為基準，強調並評估過去的史家在史學的一般進程中扮演什麼角色，這些角色必然失之片面，他們可能協助史學向前推進，也可能讓史學返歸原點。就這個意義來看，要寫出「歷史的歷史」是可能的。
我不想被理解成是以貶抑的方式在談論這項可能性背後的假定，彷彿我談的是一種過去的文化插曲。無論如何，歷史訴說的是真實，至少就理想層面而言，歷史可以擺脫偏見。這種核心關懷非常久遠，雖然逐漸動搖，但就某種意義來說仍是我們的信條，因為對我們而言，歷史與想像虛構的區別還是相當重要。由此觀之，希羅多德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因為他將自己寫的《歷史》（Histories）與詩人的作品區別開來；而修昔底德（Thucydides）則提出相關的判準，並且語帶輕蔑地認為希羅多德屬於那群把娛樂大眾看得比探求真理來得重要的作者，儘管他的判斷並不公允。尋求歷史理解與只是情感或論證上具影響力的書寫，其間的差異仍是歷史專業的自我形象與意圖的一部分。當然，史學史上對真理的熱忱是光譜而非絕對，顯然波利比奧斯（Polybius）就比李維（Livy）更重視真理。xv但也有人完全、甚或故意落在缺乏熱忱的光譜那一端，如蒙矛斯的喬弗瑞（Geoffrey
of Monmouth，此處我們暫不討論個案），與其說他是史家，不如說他是歷史的戲仿者或模仿者。
以上說法或許全都真切，但接下來的觀點也同樣真實：以二十世紀專業共識為終點來建立一套史學史大敘事，是一種貧乏而狹隘的策略，它剔除或排除許多與看待歷史書寫（事實上，這些都是過去曾經流行過的所謂的歷史）的態度相關，有趣而且具潛在啟發性的問題。例如，在歷史書寫的背後必定存在著非常多樣的動機，這些動機問題不僅極為廣泛且引人入勝。過去的人覺得「他們的」過去哪裡有趣？為什麼有趣？哪一種「過去」引起他們的注意，並且形塑了他們呈現過去的方式？為什麼他們注意的「過去」與呈現過去的「方式」隨時光流逝而產生變化？這些變化如何進行？在同一個時代裡，面對這些問題而產生的不同解答，如何反映與表達出文化的內部差異？為什麼會出現新類型的歷史書寫？當然，這不只是或必定是在此之前就已存在的「科學」求知慾延伸的結果，但有時候這也是影響「科學」求知慾的因素。
本書的目標在於為這些問題提供解答。這些問題並未完全受到忽視，史學家希望透過文類與方法來對他們的主題進行區分。但要顧及平衡與誠實。在本書中，我試圖將焦點集中在人們選擇哪種過去與為什麼選擇某種過去，以及人們如何調查與呈現過去的問題。這種做法看起來不具革命性，然而策略的選擇意味著必須有所割捨。特別是以主題來歸類史家時，我有時會無法顧及嚴格的編年規則，這是當史家捨棄年鑑這種主流形式時學到的一個教訓。例如，在本書中，記述「亞歷山大」歷史的史家被放在希臘人遭遇波斯帝國的敘述中，即使他的作品完成於亞歷山大之後相當遙遠的時代（羅馬帝國統治時期）。而爭議最大的，或許是我對於聖經以及聖經對史學的影響所做的論述，我沒有將這個主題放在（如果依照年代次序）埃及、巴比倫史家與希羅多德之間，而是放到早期基督教世紀，也就是等到基督教對異邦人世界產生衝擊後才進行討論。xvi
因此，「一部關於各種歷史的歷史」承認「各種歷史」（histories）的多樣性以及這些歷史體現的利害關係，同時拒斥以現在做為終點來建構單一大敘事的野心，因為我認為這種做法不僅難以置信，也限縮了探索的可能性。然而，本書也帶有一點排除的味道，它的內容並非包羅萬象。本書並未嘗試處理歐洲文化傳統（在此，埃及與巴比倫被視為對歐洲文化傳統有過貢獻）以外的史學史，特別是阿拉伯史學史與中國史學史。這種排除是對空間與時間不足的妥協，以及作者在知識上的侷限。另一項排除或許需要更好的理由，因為至少就某方面來說這項排除是獨斷的，而界線的畫定也猶疑不定。「各種歷史」這個詞本身包含甚廣，而我把傳記與回憶錄排除在外。面對一本內容可能過於蕪雜的作品，我認為這種做法是必要的，但我必須承認要適用這項標準並不容易：回憶錄顯然類似於親眼目擊的歷史，而「生平傳記」則是混雜了各種文體的文類。
有關個別歷史的處理問題必須先略做說明，個別歷史當然在密度與複雜性上差異極大，而且不是每一件歷史作品都能為現代讀者所理解。我們可以合理假定絕大多數讀者從未讀過本書討論的許多或絕大多數歷史作品；事實上，本書的存在，有部分理由正是為此。因此，我們的首要任務是試著將閱讀這些歷史的經驗與趣味傳達給讀者。對許多（或許是絕大多數）史家來說，歷史是一項有閒方能從事的技藝，往往需要皓首窮經。歷史不完全是敘事，但長久以來敘事一直是歷史的核心。因此，光是傳達史家的意圖與觀點是不夠的：除了敘事的結構外，還必須傳達敘事的條理與性質。從這一點來看，歷史──通常綜合了調查、研究、論證與分析──類似於小說。因此，我試圖恰如其分地在本書表現出一種五花八門、多層次與多調性的濃厚歷史敘事的可能形貌。xvii在嘗試表現各種歷史的特殊性質時，我不只訴諸大量的引文，並且試著設身處地瞭解歷史作品產生當時的時代背景，以傳達其文學性質，而這個文學性質構成我們閱讀歷史作品的主要經驗。不過這些評估也可以從內部加以觀察，或許有助於全面理解更一般性的脈絡：史家在特定時期抱持的目標、形塑史家書寫方式的風俗習慣，以及這些目標與習慣又是如何變遷。我提到了史家與史料的關係，沒有史料，史家作品不可能存在，然而史料也對史家作品構成一定限制；我也簡短考察了特定作家的可信度。之所以注意到這些，有部分源自於我對史家的理解以及閱讀史家作品的經驗；從定義來說，歷史絕對不是純粹的文學作品。然而，我並未有系統地將焦點放在特定錯誤上，無論如何，我缺乏必要的知識來處理這些問題。那是研究各個斷代的現代史家的工作，不需我多事。但這種錯誤清單總是沉悶得讓人無法忍受，而且難以閱讀。
史學史本身不僅是一種（廣泛的）文類，顯示連續性、周而復始，以及不斷變動的關注焦點。它也是西方文化整體的一部分，有時具有高度的影響力，甚至是文化的核心；它顯然如同容器一般，可以容納文化關切的一切事物，同時也深受文化波動的影響。歐洲社會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強調重點，它們認為各種版本的過去與各種歷史發展的觀念具有極大的重要性，並且任意從歷史中擷取傳奇、英雄、悲劇與悲慘的主題、詩學論題、戲劇與繪畫（在十八世紀，「歷史」繪畫被視為最上等的畫種），以及最典型的，激勵與恫嚇人心的修辭。歷史觀念與過去各種觀念交會並且部分構成了宗教、道德和政治觀。歷史將權威具體化，並且提供挑戰權威所需的手段。或許更重要的是，歷史為種族、國家、宗教、政治、文化與社會集體提供了效忠、自我認同與「記憶」的焦點，以此協助建構這些集體。xviii各種版本的過去被提供，有時是間接的，但通常帶著可見的焦慮，以做為當代困境或病症的診斷意見。
我們習慣從哲學史、科學與宗教史、藝術、文學與社會秩序觀念史，以及政治權威史的角度思考歐洲思想史。但是，過去觀念的歷史──過去的觀念表現在歷史書寫中──以及現在與過去的關係，也是歐洲思想史的一部分；本書的目標即在促進這方面的理解。其主要內容為：歐洲文明獨特性的概念，而主要的對照者是亞洲諸帝國；共和國美德的觀念，具體展現於羅馬初期，因征服、奢靡而敗壞；身為世界霸主的永恆羅馬神話，被改換成基督教帝國的觀念。聖經促成了集體的犯罪、懲罰與贖罪的觀念。十六世紀以降，得益於羅馬史家塔西佗（Tacitus）的記載，我們發現了「日耳曼」民族的早期自由觀念；歐洲國家或許受蠻族「哥德人」入侵的影響，發現了權威持續至今的「古代憲政」的存在觀念。十八世紀的歷史書寫吸收了「市民社會」的進步概念（主要聯結著商業）與「封建無政府狀態」的終結（或者，以馬克思主義的用語來說，封建貴族被資產階級霸權所取代）。十九世紀是充斥著民族認同的偉大時代，結合了民族解放的觀念以及做為正常政治形式的民族國家的創建。進入現代之後，讓被壓抑的少數族群發聲的渴望湧現。所謂歷史，說穿了，只需指出幾個最重要的影響：共和主義者、基督徒、立憲主義者、社會理念人士、浪漫主義者、自由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每個勢力都被隨後的歷史書寫揚棄而成為殘餘；此刻已無任何勢力能支配歷史書寫。
因此，我力求不以孤立的方式處理史學史，並且留意史學史在廣泛文化中的位置、文化與政治對它的影響，以及史學史如何培養、轉變與傳達文化與政治力量。xix「一部關於各種歷史的歷史」不會也不該只是史家成就與優缺點的記錄，也不是史家所屬學派與傳統的記載。它本身就是個歷史事業，是我們嘗試瞭解過去的一種方式。
序篇
保存記錄與留下記述：埃及與巴比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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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自信地說，歷史約略在西元前四五○到四三○年間誕生於希臘。所謂歷史是以調查研究為根據，針對公共事件而做的一種詳盡的、世俗的、散文的敘事，而且以上這些條件每一項都必須具備。如果我們想把修昔底德極為不同的歷史寫作加進人稱「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的作品之列，就必須將歷史誕生的時間擴展至西元前五世紀下半葉。我們將時間做了延伸，並且對敘事類別加諸條件限制，即便如此，當我們說歷史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突然出現時，還是讓人匪夷所思，雖然這種說法並非毫無根據。同樣令人驚奇的是，我們可以合理地宣稱，在往後兩千多年的時間裡，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的成就未曾被人超越；事實上，一直要等到歷史方法與類型出現轉變，才使得這種比較變得不切實際。
就我們所知，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是最早的歷史學家，想瞭解這個主張的意涵，必須先瞭解他們的作品與埃及、巴比倫古文明的「原史」（proto-history）的一些基本區別。希羅多德曾經讚美埃及人在保存過去知識上的貢獻：「他們致力於保存過去的記錄，這使得他們成為我見過最博學的國家。」（Histories, II.
77.）事實上，希羅多德在進行歷史調查時，似乎太輕信自己在埃及神廟所聽聞的一切，他將這些訊息納入對已知世界進行的全景調查之中，並且以這些陳述做為他描述西元前五世紀初波斯大舉入侵希臘的開場白。希羅多德對埃及歷史的記述相當含糊，相較之下，對於必須提及的巴比倫文明，他的說法可靠得多。2然而，無論希羅多德的恭維如何讓埃及神廟的僕役樂於告訴他一切有關埃及的事──我們不清楚希羅多德相識的人是否包括僧侶階序中較高層的人物──他的讚美並無不當之處。現代埃及學者對古埃及的瞭解之所以能比希羅多德深刻，主要是古埃及有許多史料被完好保存至今，這是由於他們很早就建立中央集權官僚國家，加上古埃及人用來銘刻文字的材料十分耐久。此外，還可歸功於氣候乾燥與傳統習性：史料的保存可以上溯至兩千多年前的西元前五世紀中葉，甚至早於希羅多德生存的時代。當時埃及人是世界上最早懂得保存記錄的民族。在此我們應該停下來想一想的是，史學與記錄有何不同，亦即希羅多德身為我們所知最早的史家的意義，與提供他訊息的埃及人的所學所識之間的區別。儘管就像所有這類區別一樣，我們在檢視時有些不嚴謹，但檢視的過程仍足稱有效。
保存記錄最早是商業與官僚的重要業務，不是一種藝術。埃及的過去得以大致保存下來的許多因素，同樣存在於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中，其記錄刻在石板與黏土寫字板上，而最重要的事件絕大部分刻在神廟、陵寢與宮殿的牆壁上。每個現代史家都明白我們現在談的是「檔案」，在某種形式上這些事物被認為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藉由質問「博學者」來撰寫歷史的希羅多德並不看重這些事物。銘刻的文字是從古到今的記錄：它們經過審慎處理而能耐久保存，隨機蒐羅的文獻通常無法如此。比較簡陋的人工製品，例如刻了字的黏土寫字板，反而在不經意中被保留下來。銘刻的文字本質上就是記錄，因此刻文的作者與希羅多德之間存在著一種親緣性，希羅多德在《歷史》一開頭便曾表明自己的意圖，他說自己寫作此書是為保存偉大功業的記憶（見第一章）。
當然，主要差異在希羅多德用來描述他的作品的詞彙：historia，探究。他為《歷史》蒐集資訊的方法主要是質問。當希羅多德問埃及神廟的僕役與守衛時，只懂希臘文的他與文獻的關係相當疏遠，這種態度在現代史家眼中並不可取。3然而，儘管希羅多德的資訊提供者有諸多不足與隱匿之處，我們還是能從兩造之間看出某種可理解的關係：史家與檔案員的關係。質問資訊提供者的是希羅多德，他是有系統地探究歷史的人。同樣的，當希羅多德質問「海外的」希臘人或「當地的資訊提供者」有關世界其他地區的知識時（他一定這麼做過），此時擔任人類學家或民族誌學者的是希羅多德，而非受質問的人。舉個明顯的例子，
昔希安人（Scythian）沒有自己的民族誌學者；那些被希臘人稱為
昔希安人的民族是生活在黑海北方沒有文字的遊牧民族，他們的風俗之所以能流傳下來，端賴希羅多德的長篇記述。因此，我們說服自己抱持這樣的立場：就我們所知，沒有早於希羅多德的埃及或巴比倫史家。如希羅多德所言，埃及人相當博學；在希臘，對埃及人的智慧有著高度的尊重，甚至到了誇大的地步，例如，希臘神祇的名稱被認為源自於埃及。但埃及人是記錄者，而非歷史學者。
到目前為止還算單純。我們將在第一章見到，希羅多德有系統地進行探究，這種觀念不完全是當時希臘特有的想法。在各種探究活動中，最接近希羅多德的主要是地理上的探究（其中當然包括「人文地理」），這種關切在希羅多德作品中俯拾皆是。但是探究，也就是有系統的研究，不是史學的唯一特質。史學還有另一項特質，那就是使探究的結果成為一氣呵成的歷史散文：敘事。事實上，在古代世界，有一條從記錄通往或多或少經過拉長的歷史敘事的路徑，在路徑之中，記錄與歷史敘事的區別有些模糊，並不像當我們只注意探究這項要素時那樣涇渭分明。
最早的書寫似乎與實際事務有關，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它要不是被當成事務的一部分，就是被當成事後記錄。早期記錄在神廟牆上的公共銘刻文字，就最廣義的脈絡來看，似乎也具有這種事務性質，統治者以文字描述自己代理神明管理百姓：興築建築、恩賞、勞苦與成就，包括勝利，全都成為記錄的內容。清單形式的文字相當普遍。其他種類的清單還包括最早用來製作系統編年史的史料，例如，國王的名單。4這些清單因此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