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
錯綜糾葛的母女情節∕結∕劫
文∕孫德宜（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美國作家珍妮特．費祺（Janet Fitch）在她的第一部小說《白色夾竹桃》（White Oleander）中，以女兒的觀點來記述女性追尋自我的矛盾情結與繁複療程，是本充滿超寫實隱喻的告白小說（confessional writing of
surrealism）。我們傾聽少女主角雅絲卓，用她超齡的滄桑語調，混雜著她對母親英格莉和歷任寄養母親的情愁與渴望，講起她企圖獨立成一個完整女人之前，那一段荊棘滿布的坎坷歲月。雅絲卓十二歲時，她聰慧美麗又自戀的母親，用夾竹桃汁液毒殺了始亂終棄的男友。母親被判無期徒刑入獄後，生長在單親家庭的雅絲卓，被迫開始她長達六年之久的試煉，不斷流浪於寄養家庭和青少年收容所，直到成年。以往雅絲卓所仰慕的詩人母親，以藝文哲學與神祕儀典餵哺她，而今卻成為縈迴在她心靈的毒素，造成她適應新環境最大的實質障礙和精神衝突。一個個有殘缺的寄養家庭，就像是不同的危險叢林，帶給雅絲卓迥異的人生體驗，讓童稚青澀的她，轉變成現在你我看到的雅絲卓。我們看到一個初入青春期的小女孩，經歷性愛、槍擊、藥癮、犬噬、飢餓、勞役等等匪夷所思的遭遇。其實最摧殘雅絲卓身心的是孤獨──漫無邊際的寂寞與惶恐，使她盲目尋求周遭情感的寄託和成長的儀範，導致種種靈肉的不堪。然而雅絲卓活了下來──她承繼了母親維京海盜後裔的強韌生命力、創造力與美麗容顏，拒絕脆弱與自憐，揀選歸屬於歷任寄養代母的記憶殘片，企圖以藝術創作定位己身，救贖她自己早被蠶食鯨吞掉的靈魂。《白色夾竹桃》是部從女性心理分析敘述，來檢視母女之間錯綜糾葛的情節、情結、與情劫的文學性小說。
作者珍妮特．費祺對於女兒雅絲卓內心世界的描寫，是《白色夾竹桃》最令人心慟的情節。整本小說大都在記錄，環繞於雅絲卓和她母親英格莉的生活經驗，以及雅絲卓後來寄養生涯中，與所有扮演代理母親的女性相處的軌跡。多數探討母女關係的作品，譬如說《喜福會》（Amy Tan’s The Joy Luck Club, 1989）或《巧克力情人》（Luaura Esquivel’s Like
Water for Chocolate,
1989），都在重複類似的情節∕結∕劫：就是做女兒的似乎永遠在叛逆與歸順母親的兩個極端間遊走──當試圖掙脫母親窠臼的同時，又暗自企求母親的認同。十二歲以前的雅絲卓，對母親只有景慕與愧疚。在母親耳提面命的身教和似是而非的言教與濡染下，雅絲卓不但沒法兒與同儕的女孩們認同，卻自認是束縛母親生命與創作的絆腳石。直到命運之神，帶來其貌不揚卻有一身纏功和床功的巴瑞．寇勒，闖入英格莉母女的兩人世界，破壞了她們許多自設且謹守的規矩，也讓她倆以為這個「綁著馬尾的矮胖中年人」，就是真命天子。喜新厭舊的巴瑞．寇勒，沒多久就另結新歡，他的背棄將自視甚高的英格莉逼上精神失序的死角，末了她在專屬女性的祕密空間──廚房，烹調出毒殺巴瑞．寇勒的配方。英格莉似鬼魅般如影隨形的操控欲，透過書信言談還有之前的「諄諄教誨」，使得十二歲以後流落無數寄養家庭的雅絲卓，終其一生都魂縈在聖塔安納斯風季的燥鬱熱風裡，夢魘於她母親如同「白色夾竹桃嬌豔含毒卻有如一把利刃」的美，彷彿如來佛之於孫悟空的緊箍咒。
然而在雅絲卓十二歲以後的寄養生涯中，與所有扮演代理母親的女性相處，也留下許多刻骨銘心的熱淚傷痕。她在成年之後，以創作雕塑藝術手提箱，來打造可攜帶的祕密聖壇，救贖自己被凌遲肢解的身心。當她提著屬於母親英格莉記憶的手提箱開始被流放（包括母親的四本書、日記本、白色晨袍、塔羅牌和摺疊刀），沿途雅絲卓也不斷檢視並撿∕揀選手提箱裡的東西，就像是微軟視窗的定期磁碟掃描重組程式，讓生命持續快速運轉。如她自己所言，「每一段新的時期都是脫胎換骨重新開始，一種精神上的失憶症」。
男人和父親，在英格莉與雅絲卓母女的生命中，是來來去去稍縱即逝的，永遠不及母女與女性情誼來得地久天長。《白色夾竹桃》這本小說，始於母親英格莉與她的致命剋星巴瑞．寇勒，初識於讀書會的會場──酒園中的無花果樹下──典出舊約聖經的《創世紀》。亞當夏娃在偷食禁果後，大開眼界，遂以無花果樹葉蔽體，無花果樹於是象徵自由意志下的選擇與背叛。女兒雅絲卓的第一個男人，也只是「平凡清瘦，眼神憂慮，長髮灰白」的雷伊叔叔。但剛邁入青春期的雅絲卓，在缺乏同儕和正常成年女性的榜樣下，再加上母親此時哺育她的情色文學──包括亞奈斯．寧（Anais
Nin）、勞倫斯（D. H. Lawrence）與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作品──雅絲卓很自然把對父親的渴望、對自己身體情欲的探索，縱情恣放在她第一任寄養母親絲塔的男人身上，希冀遠離孤獨的酸楚。但是當絲塔因妒恨而槍殺雅絲卓時，雷伊叔叔卻跑了，既沒捍衛小情人也沒送她去急救，甚至沒去醫院探視她的傷勢。女兒雅絲卓從自己的境遇中，再次見證到自由意志下的選擇與背叛。之後雅絲卓和母親英格莉一樣，不再輕易付出真愛。即使她往後再為另一個父執輩瑟杰躺下，也是征服遊戲成分居多。甚至多年以後，雅絲卓在哥本哈根找到克勞斯．安德斯──她平凡的生父，她只是失望得發現，這麼「一個做什麼都不當一回事的男人，也不將自己當一回事。」雅絲卓大醉狂吐一場，不再企望父親。然而，母親英格莉曾告訴雅絲卓，她之所以會挑上克勞斯．安德斯，「是因為他長得像她，如此就像是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同樣的模式，也在雅絲卓與同居男友保羅．卓特身上持續下去──他們都有寄養兒童的傷痛，都是藝術家，相知相惜，相濡以沫──但雅絲卓比保羅強韌，她打算變賣她的手提箱美術館，讓保羅出版他的圖畫小說。雅絲卓就像母親英格莉所說的：「我們承襲了北歐人的膚色，滿身是毛的野蠻人。他們將他們的神祇劈成碎屑，將生肉吊在樹上。我們就是劫掠羅馬的人，就怕年邁力衰與死在床上。別忘了妳的出身。」
雅絲卓忘不了，但母親英格莉真心想要這個女兒並以她為榮嗎？答案是令人質疑的。雖然母親英格莉一再強調她就是雅絲卓的家，卻「對她毫無好奇心」，讓雅絲卓「經常納悶」，自己是一隻母親「可以綁在商店門前的狗，還是她肩上的一隻鸚鵡？」母親甚至不顧她的存在，肆無忌憚地在讀書會上，朗讀描寫雅絲卓「童稚的女孩器官，她的瑪瑙貝，未開啟的女性在此私語。……」好像她認為雅絲卓是她女兒，就隸屬於她，可以隨心所欲地對待雅絲卓。雅絲卓其中一任寄養母親瑪薇兒，也是一樣踐踏戕害她的身心。要她從事保母、馬桶清潔工、洗衣婦、美容師等主婦勞役之餘，一時興起還拿她當化妝術實驗品，讓她「像是一個被小孩子玩過後拋棄在沙灘上的芭比娃娃」。雅絲卓嘗到前所未有的孤寂與沮喪，開始以援助交際學校裡的男孩來滿足藥癮，甚至轉而寄情於隔鄰的黑人交際花奧莉薇亞。因為在瑪薇兒家粗鄙的經歷，雅絲卓視當主婦或母親為畏途，才會仰慕單身公害萬人情婦的奧莉薇亞，能以青春才貌贏取男人的錢。然而，雅絲卓一如奧莉薇亞般優雅美麗的母親英格莉，也視當主婦或母親為畏途，甚至曾將初生的雅絲卓丟棄在保母家一年多。
但是即便如此，雅絲卓仍是母親英格莉的禁臠，逃不出她自設的牢籠。《白色夾竹桃》這本小說，承襲雅絲卓母親最鍾愛的美國女詩人安．謝克斯頓（Anne Sexton,
1928-1974）的敘述風格與女性主題，是本充滿超寫實隱喻告白的文學性小說。文中重複迴旋著如夢魘般的熱風、月光和狀似魅影的白色夾竹桃，構成超寫實色調的禁錮感。母親英格莉餵育雅絲卓的古典詩文，包括希臘及北歐的神話還有米爾頓的《失樂園》（John Milton’s Paradise Lost,
1667），一再出現在雅絲卓所重述的錯綜糾葛母女情節∕結∕劫中。雅絲卓就如母親英格莉所言，是直接從她腦袋跳出的雅典娜，陪她一起經歷見證帕希佛妮（Persephone，被冥府之王強搶為妻）和丹娜漪（Danae，被宙斯Zeus強暴）被劫掠的脆弱、或是艾瑞絲（Eris）將金蘋果拋出興風作浪的快感，美狄亞（Medea）報復後的驕傲，以及露出羊蹄的淫欲酒神巴克斯（Bacchus）的恣情。其實《白色夾竹桃》本身的故事情節、用字遣詞和人物塑造等等，已經呈達足夠的訊息（self-explanatory
and self-referential）在裡面，是部寫得相當刻意的小說。相對來說，也削弱小說的可信度，很難想像走過這麼多悲慘經驗的青少女，還可以存活下來，不發瘋不自殘或傷人。但是就因這些經歷的全面與多樣性，讓每位必然已是人家女兒的讀者，在《白色夾竹桃》這本小說不同的角落，得到各自經驗的認同與救贖。
推薦序二
記憶的行李箱與女性的成長故事
文∕馮品佳（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語言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白色夾竹桃》結尾時，第一人稱的女主角雅絲卓終於脫離了惡夢般的洛杉磯，如願以償進入柏林的藝術學院旁聽並創作。在東柏林的跳蚤市場裡，雅絲卓購買了各種舊式的手提箱，開始創造她個人的「聖壇」。一種祕密、可攜帶的美術館。而這些「聖壇」中供奉的是雅絲卓的成長歷史。她為她生命中遇到的每一個「母親」都製造了一只取材於廢棄物的手提箱；每一只手提箱都象徵性呈現母親們帶給雅絲卓的記憶。這些曾經走過歐洲歷史，而現在又盛載著雅絲卓個人回憶的行李箱，是她拼貼藝術的產物，同時也拼貼出藝術家本身的成長故事。它們代表的是可攜帶的生命、不斷的旅行、沉重的負擔、對家的想望……。行李箱是小說中最令人動容的意象，甚至超過於文本中的主要意象──白色夾竹桃──這個用來比喻雅絲卓的母親，高傲、豔麗、而又極度危險的單親媽媽英格莉。
曾被歐普拉讀書會（Oprah Book’s
Club）選為每月一書的暢銷小說《白色夾竹桃》，情節其實極其接近通俗劇。基本是雅絲卓個人的流浪（odyssey）與追求成長可能的過程。在她十二歲時英格莉用夾竹桃的劇毒謀殺了背叛她的男友，從此雅絲卓便開始一連串寄養家庭的生活。她遇到曾經酗酒而後又槍擊雅絲卓的絲塔，收養她以便有免費勞工的瑪薇兒，以出賣靈肉為生的黑人鄰居奧莉薇亞，靠收養孤女賺錢、並剋扣她們糧食的亞美利亞，尊重雅絲卓、有如仙女教母般的克萊兒，以及販賣回收垃圾為生的蕾娜。這不斷更換的寄養家庭，帶領雅絲卓逐漸走向地獄般的黑暗。即使如克萊兒般的善良，也只是雅絲卓陷入更深絕望的短暫曙光。唯一保持雅絲卓不持續向下沉淪的力量，就是她求生的意志。因為這個曾以《求生的藝術》為聖經的女孩，在流浪的過程中，深切體認生存的代價。
小說中的流浪與不同母親的接觸，是塑造雅絲卓的主要力量。在這個女藝術家的成長小說（Kunstlerroman）中，最後成為藝術家的雅絲卓必須先奉獻自己做為生命藝術的素材，經過每一位母親塑造而長大成人。正如雅絲卓自道：「我所有的寄養母親，像一場童話的洗禮儀式的賓客，她們將她們的禮物送給我。如今這些是我的資產了。」因此，在絲塔的家中，十四歲的雅絲卓變成女人，了解男性的魅力與背叛；在瑪薇兒的典型美國中產家庭中，她觀察到中產階級心靈生活的貧乏；奧莉薇亞讓她看見女性如何以身體換得物質享受；亞美利亞讓她知道如何為自己奮戰；克萊兒給予她做為「真正女兒」的信心與溫暖；蕾娜使她從跳蚤市場的舊貨與垃圾中找到藝術的素材。透過雅絲卓的流浪，讀者彷彿翻閱了一部現代母職（motherhood）的百科全書，以及母親在女兒成長過程中的重要與必要性。
但是對雅絲卓影響最深的仍是生母英格莉。英格莉與雅絲卓糾纏不清的母女情節﹨結，是小說敘事的主要推動力。小說開始時，母女兩人相依為命，雅絲卓對於既是詩人又是藝術家的母親全心崇拜。但是讀者可以意識到這對母女並非處於全然共生（symbiosis）的理想母女狀態。雅絲卓經常覺得「遙不可及」，又經常自責是母親追求詩人生活的「絆腳石」。也正因如此，她特別珍惜母親的「塑造」，自認母親的教誨使得她有如快樂的「黏土在一個優秀的陶藝家手中」。即使英格莉身在獄中，她依然以書信方式教育著女兒。反諷的是這些充滿似是而非人生哲理的信，反而顯示母女之間越來越遠的距離。英格莉的信無法幫助雅絲卓逃過生命的劫難；而她對於養母的冷嘲熱諷，也表現她日益膨脹的自我與自尊，更加暴露她性格中的冷酷。英格莉可以說是一個不盡責的藝術家，因為自己復仇的激情，浪擲了美好的素材。即使雅絲卓日後因為克萊兒的死亡而開始拒絕英格莉的支配，這個狂傲的女人對於雅絲卓仍有「致命的吸引力」。誠如《紐約時報》書評家指出，雖然是母親在坐牢，被囚禁的卻是女兒。因為她是「母親的極權政府中唯一的居民」。雅絲卓能否成長，也就端視她是否能找到打開牢籠的鑰匙。
在雅絲卓被不同母親塑形的過程中，只有缺乏自我的克萊兒能夠真正欣賞雅絲卓，鼓勵她發揮才華，而無愧於她英文名字所喻示的清明、聰慧（Clare \
clear）。克萊兒雖然是個不成功的演員，卻成功地扮演了母親的角色，成為雅絲卓飄泊生命中的一線希望，也是雅絲卓脫離英格莉陰影的一個契機。也難怪在克萊兒自殺之後，雅絲卓完全否定自己的價值，甚至拒絕被正常家庭收養，而選擇回收垃圾的蕾娜。在蕾娜收養的一群嗑藥、未婚生子的女孩中，雅絲卓卻意外地找到共患難的姊妹情誼（sisterhood），也在伴隨義姊尤鳳妮生產的過程中領悟理想母親的真正定義：「真正的母親，血的母親，偉大的子宮，有強烈情感的母親，一個大得足以容納所有痛苦，帶走痛苦的母親」。這個發現使得雅絲卓能夠挑戰她的生母。當英格莉以受難的女性主義姿態出現，在一片平反聲浪中要求雅絲卓為她做偽證時，雅絲卓終於澄清記憶中的灰色地帶，包括她素未謀面的生父以及早在雅絲卓幼年時即遭英格莉拋棄的事實。雅絲卓青少年時期的流浪生涯，原來早在童稚時期就以預演。
當十八歲的雅絲卓以成熟辣妹的形象向震驚的英格莉挑戰時，英格莉終於不再是極權母親，而痛惜雅絲卓的改變，甚至不再要求女兒做偽證。但是英格莉在小說中唯一自我犧牲的一刻，令人有些失望。因為作者一直塑造她做為撒旦式的女性反英雄人物（anti-heroine），甚至讓英格莉說出《失樂園》的撒旦名言──「寧可統治地獄也不願服侍天堂」。這些形塑角色的努力，都在這片刻溫柔遭到消解。作者對於英格莉成為女性主義偶像、被一群崇拜她的新子女包圍的描寫也問題重重，似乎是對於女性主義的一種抨擊。英格莉並不能算是女性主義的踐行者，充其量她只是個米底亞（Medea）式的復仇女性，讓子女也被仇恨的火焰共同吞噬。這也使得結尾在英格莉順利出獄後，雅絲卓考慮再度成為英格莉女兒時，令人感到作者對於母女情節的處理稍嫌牽強。
《白色夾竹桃》中最成功之處，除了表達記憶對於成長之重要，就是透過雅絲卓的成長歷程，對於美國的寄養家庭體系做一批評。在第四章一個位居地下的寄養中心的描寫文字中，作者成功地書寫出寄養兒童的無依與受困：「一隻鳥困在下水道，在那陰溼的地方雙翼拍打頂板，城市在上頭繼續隆隆作響。她的名字喚作『失落』；她的名字叫作『孤女』。」小說中對於寄養中心與家庭的描述，恍如《孤雛淚》（Oliver
Twist）的二十世紀末翻版。在車聲隆隆的洛杉磯，孤兒孤女們雖有國家名義上的照管，但是求生的困難並不亞於維多利亞時期愁霧籠罩的倫敦。作者透過狄更斯式的情節，諷喻都市社會福利的「黑暗之心」。
但是，在批判之餘，作者對於洛杉磯仍有極深的感情，透過雅絲卓而表達無遺。就在修訂這篇書評之際，筆者也正在洛杉磯地區旅行。當我帶著個人的行李箱，穿梭在紅、白夾竹桃與棕櫚樹交雜的大洛杉磯地區，身處有半個臺灣大的都市時，才深深感到洛杉磯對於《白色夾竹桃》的重要。因為只有在這人種極度混雜，貧富極度不均，既有好萊塢的想像，又有沙漠般枯寂的鄉下地區所共同塑造出來的城市，才能容許雅絲卓進行一次又一次的都會流浪，甚至人在柏林，仍然深深對「家」之所在的洛杉磯不能忘情，因而製作出一只又一只載滿記憶的行李箱，來銘記她這段不尋常的女性成長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