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恭喜你得了諾貝爾獎！
杜赫堤
我們還住在田納西州的曼菲斯時，某個涼爽10月天的清晨四點二十分，電話鈴突然響起。我太太潘妮接起電話，心想可能是遠在澳洲的年邁父母出問題了。但是話筒傳來的不是澳洲腔。一聽到對方說：「我是諾貝爾基金會的林格茲......」潘妮就把話筒轉給我說：「你的電話。」
遠在瑞典那端的林格茲告訴我，我將與瑞士籍的友人兼同事辛克納吉（Rolf M. Zinkernagel, 1944-），共同獲得1996年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獎原因是我倆在二十多年前得到的一項發現。他也警告我說，只能給我們十分鐘通知家人，之後他就要對外公布得獎名單了。同時他還很輕描淡寫的補上一句，我們家的電話線將會變得很忙碌。就我記憶所及，當時我們真是有點兒呆住了。
我早就曉得自己有可能得到諾貝爾獎，不過這類謠言傳了好幾年，一直到不久之前我都不太在意。得獎的前一年，辛克納吉和我共同獲得拉斯卡基礎科學獎，那是美國的一項科學大獎，通常是未來諾貝爾獎的風向球。有些同事甚至賭我有百分之三十的機率會去斯德哥爾摩，但我沒有太興奮。一方面是自我防衛心理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深信，來自澳洲鄉下的男孩不可能贏得諾貝爾獎。
然而就在那天早晨，再也沒有什麼好懷疑的了。掛上那通電話後不到十五分鐘，我們果然接到了一堆來電，包括來自路透社、比利時，甚至哥倫比亞波哥大的談話性節目以及《雪梨晨鋒報》等等。通話紀錄顯示，我們在清晨4:27打出一通電話，接下來直到5:32才又打出了另一通電話。這顯然不是一個正常的週一早晨。事實上，我們往後的生活再也沒有回歸正常。
鄉下孩子意想不到的人生
當然，每個人對「正常」的定義不同。從小生長在亞熱帶城市布里斯本的我，可能根本就不會把在各大洲跑來跑去，多半時間都泡在實驗室的科學生涯，視為正常。二十世紀中葉，我在昆士蘭度過的童年相當平靜，沒有什麼知性活動。對於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我所知不多，而且也沒有太多資訊可取得。現在回頭看，那種生活真的不像能把人送進高層次的科學發現行列。
我生長在奧克斯利郊外的勞工階級社區，當地中小學生有半數在念完八年級之後就離校，到當地的「培根工廠」（也就是豬隻屠宰場），或水泥工廠、造磚廠做工，要不就當學徒。我雖然是滿聰明的小孩，卻感覺學校歲月很漫長；老覺得無聊，也表現不佳。更糟的是，我天生瘦弱，運動協調不佳，而且幾乎比班上所有人都小了足足一歲。不管怎麼努力，在任何競技運動中，只要有我加入的那一隊，就會遭我拖累。
十三歲進高中後，情況終於改善許多。那是一所全新的高中，剛剛成立，因此沒有舊生立下的規矩，沒有了不起的圖書館，也沒有學生社團。但是有一群大學畢業的老師，致力獻身於國民教育，是他們解救了我。我進入升學班，打下扎實的物理、化學與數學基礎，同時也培養出對歷史、經典名著以及英文劇作的愛好。我第一次接觸外國文化，就是在高中的法文課。雖然現在我的法文說得零零落落，閱讀能力也不太好，但能浸淫在法國歷史與文化中，令人大開眼界。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我當選了法國醫學科學院（French
Academy of Medicine）的海外院士，為此我深以為榮。
再回來談談當年的布里斯本，它是相當孤立的偏遠小鎮，位在一個幾乎沒有人會注意的國家裡。我年輕時候對世界的了解多半來自電影和閱讀──不過，我的歷史課本裡對美國的描述只有一小章，名稱是「英王喬治三世以及美洲殖民地的喪失」。因此，我對美國歷史觀既是以英國觀點出發，一方面也受到約翰．韋恩的影響。這種情況一直沒變，1956年，也就是我上大學的前一年，澳洲開始有電視，但只是提供了更多西部片以及澳洲的運動節目。電視並沒有讓我們更了解我們的近鄰：我們對於亞洲這個北邊的鄰居所知不多，僅局限在各國在二次大戰以及歐洲殖民時的經歷。
我的未來以及可能要走的路，跟我的家庭背景沒什麼相干。我的父母雙雙在十五歲時輟學，和許多與他們同齡的人一樣，只受過有限的正規教育，能說文法正確的英文，也能寫出通順的信。我母親繼續學習成為鋼琴老師，因此家裡充滿了德布西、蕭邦及莫札特的樂聲。我父親曾經受過好幾種在職訓練，他剛開始是電話技工，後來成為電話公司的管理階層。他非常勤於閱讀，幾乎什麼書都讀。然而，他們還是不了解高等教育。
事實上，我們那個地方除了醫生和牙醫之外，鮮少有人拿過大學文憑；也沒有什麼人可以提供職業生涯的建議。奧克斯利有一堆裝著護牆板、架高的屋子，瀰漫一股半城市、半鄉下的調調，是布里斯本周邊諸多「搖搖欲墜的小鎮」之一。
我有兩位朋友住在鄰近較富裕的市郊，他們的父親都是專業人士，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去向他們父親討教前程與教育問題。另外，我還有一個大我十三歲的堂兄雷夫（Ralph
Doherty），他住在這個幅員廣大的城市的另一端，人非常聰明，課業成績傲人。他是我們家族第一個上大學的人，以極為傑出的成績自昆士蘭大學醫學院畢業，後來從事熱帶公共衛生及傳染病研究，而當時正要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我模模糊糊知道一些關於他的事蹟，但是不記得曾經和他認真討論過科學議題。此外，大家也公認雷夫實在太聰明了，是沒有人學得來的。
進入高中後，我對於將來想做什麼，沒什麼清楚的概念，我確實考慮過一個可能性，就是去布里斯本的當地報社《信使郵報》擔任實習記者。
我非常喜歡看書。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的作品，讓我接觸到理性的年代。同時，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小說，像是《迦薩盲人》和《針鋒相對》，把他那個時代（1920及1930年代）的科學議題，寫入他所處的英國上流社會裡各色人物的生活中，也讓我接觸到另一種文化：尋求啟發以及講求證據的科學研究世界。
譬如說，赫胥黎運用當時的發生生物學思維，鋪陳出一些情節，來探討激情與心靈生活之間的張力。十六、七歲的孩子，怎會對激情不感興趣？
我在學校沒念過生物學，但卻覺得從事某些生物學領域的研究，似乎很有意思（我懷疑，男孩沒能上生物學，和現在宗教界保守派人士反對性教育的理由一樣）。要怎樣才能踏上這條路？我不想讀醫，因為就我當時的認知，大部分的醫生一輩子都要跟病人或是神經質的人打交道。那種生活在我看來沒多大意思。
受美女召喚一腳踏入獸醫學
參加昆士蘭大學獸醫學系所舉辦的「開放參觀日」，改變了我的一生。當時昆士蘭大學是紐澳地區唯二兩家有獸醫系的學校。一看到胚胎學、解剖學和病理學的展示，再看到看顧展示攤的那名懶洋洋、不停抽菸、年輕又性感的實驗室女技術員，我的興致馬上就來了。在那個炎熱的布里斯本夏日，她除了一件白色實驗袍之外，顯然沒穿太多其他衣物。這名「熟女」（她那時起碼有二十二歲了）一點都不像電影裡，緊裹著白袍的科學怪人博士。
即便是四周陳列著生病的器官，以及瀰漫在空氣中的熱臘與福馬林怪味，都很令人興奮。這些和我十六年生命裡接觸過的東西，完全不一樣。它看起來很真實，而且最重要的是，看起來很有趣，而且行得通。從那時候起，我就迷上了病理學。
病理學顯然很能讓青少年興奮。那些陰森森的電視影集裡，充滿了浮屍、切骨頭的電鋸，以及成天披著白色塑膠罩袍、忙著將組織切割成小塊裝進瓶子裡的頑固主角，常常讓青少年看了之後便立志研讀法醫學。即使到現在，我還保有當年對疾病和死亡的著迷：沒錯，許多富有創意的研究科學家始終像長不大的青少年。「疾病偵探」遊戲能夠不斷帶來驚喜，而且一點都不無聊。
醫學、牙醫學和獸醫學在美國都是學士後課程，但是澳洲學制和英國一樣（至少當時如此），高中畢業就可以攻讀這類專業科系。要是我能先進入美國四年制大學的文學院，現在我可能更有學問，而且還會變成歷史學家。即使後來我成為科學家，還是習慣從歷史角度去從頭解釋起，而且我對歷史和政治的著迷，始終不減。
我不想只醫小動物，我要用所學幫助更多國家
我十七歲進入獸醫系，五年後，在1962年12月的一個炎炎夏日畢業。又過了整整三十四年後，也就是1996年12月，發覺自己竟然來到蕭瑟寒冷的斯德哥爾摩，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諾貝爾獎。
是什麼將我從少不更事的獸醫系學生，帶向免疫學，帶向這種尋求發現的科學，而且這發現的結果偶爾還會讓人得獎」？想當年，我和其他同學並沒有太多差別，但其中有一項差別在於，打從一開始，我就立志要當研究科學家。我心中的利他主義思想令我相信，改善家畜、家禽的健康，對開發中國家太重要了，值得投入。因此我畢業後，沒有走臨床獸醫，而是去研究牛、豬、雞、羊的傳染病，先是在昆士蘭，後來又到蘇格蘭並在那兒完成博士論文，主題是由蜱所媒介的羊隻病毒性腦炎跳躍病。
完成愛丁堡的研究後，我的長程目標是進入墨爾本的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擔任獸醫研究員，那是大型的國家級應用科學研究機構。但是我得先前往坎培拉澳洲國家大學的約翰柯廷醫學研究院（John Curtin School of Medical
Research）學習細胞免疫，才能更了解宿主對病毒的反應，而當時我原以為這安排只是暫時性的。
於是，1972年我開始在實驗室小鼠身上從事病毒感染實驗，而且生平首次接觸到有活力、以追求知識為導向的基礎醫學研究環境。我的科學之旅接下來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稍後會詳述。但不用說，從那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返回獸醫學的世界了。
此後我分別在美國和澳洲做過研究，但是讓我贏得諾貝爾獎的發現，是在坎培拉完成的，而其中的知識架構是辛克納吉和我，在1973到1975年間，為了解釋之前那些結果所發展出來的。不出幾年，我們都成為免疫學界公認的重要人物，也一直保持這種地位。
當然，獲得諾貝爾獎後，名利又給推到截然不同的層次。剛開始，全球媒體的強烈關注，在瑞典頒獎那週後沒多久就消失了，但是現在我明白，我們受到的肯定，持續的時間遠比媒體熱長得多，事實上，這份肯定持續了一輩子。「諾貝爾獎得主」是終生的職銜。當然，名聲的持久，跟獎項的地位與得主本身的成就都息息相關。
當年那個心思單純的奧克利斯男孩，要是能偷窺一眼水晶球，看到自己多年後在斯德哥爾摩，從大飯店窗口眺望對面的瑞典皇宮，不知會做何感想？要是有人預先告訴他，未來他將擁有享譽國際的事業，並獲頒全世界最尊榮的大獎，又會怎樣？我其實不確定當時的我是否聽過諾貝爾獎，是否知道有哪些澳洲同胞得過這個獎。贏得諾貝爾獎並不是我立定的志向，而且就我來說，實在是很不可能的結果。怎麼會是我呢？
對於這個獎項，我個人的看法和許多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一樣：我受到肯定，是因為我做出了突破性的發現，能改變盛行的觀點，也就是造成哲學家孔恩所謂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我們做了一些滿簡單的實驗，然後對結果提出當時算是革命性的詮釋。隨後，許多傑出科學家利用其他領域的先進科技，解釋我們的發現以及接續而來的新發現。他們的故事，精采程度絕對不輸給我們的故事，而且所有人也都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包括人事、地點、機會以及知性環境。真正獲得諾貝爾獎的人雖少，但凡是在最前線發現及解決問題的人，全都屬於這項傳統，不論他們是科學家、作家，還是致力世界和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