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好科學應該怎麼做？恰當地理解「科學態度」
陳瑞麟 中正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
最近這十幾年來，科學界爆發了許多低劣研究、不當行為、甚至偽造圖表、竄改數據等詐欺和造假的醜聞，大幅衝擊人們對科學和科學家的信任。「科學是否值得信任？」突然變成高懸在當代社會眼前的問題。然而，2019年底源自武漢的冠狀病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在肆虐全球近一年後，科學家以超高速度研發出各種類型的疫苗（其中包含新型的mRNA疫苗），在全球大規模施打，有效地降低感染率並抑制疫情，展現了科學挽救大量生命的強大力量。這樣，科學還不值得信任嗎？但，這正是問題之所在：為什麼科學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仍然會面對嚴重的公眾信任危機？
科學的信任危機源自於許多內外部力量的挑戰，例如信口開河的政治人物、強烈意識形態的持有者、狂熱的宗教信仰者、偽科學的從業者、還有為了私利詐欺造假的科學家、甚至科學自身的不確定性特質，都可能是信任危機的來源。面對這些挑戰，科學家要如何辯護科學確實值得信任？科學家是否應該埋頭生產更多成果來證明自己？麥金泰爾敏銳地指出：「在他們看來，重點不在於反思科學是什麼，而是去行動，去做科學研究。然而，這正是問題所在。」埋頭苦幹、生產更多成果恐怕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因為：
在有這麼多完成科學研究的人大獲成功後，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研究人員在面對那些聲稱科學只是「另一種意識形態」，或是在氣候變遷的爭論上，遇到「還需要更多證據」的要求時，仍然無所適從，只會支吾其詞地爆粗口？必須要有一個更好的方法來說明。最好能同時替已經完成的科學工作講出一套道理，又可以替好科學奠定基礎，鞏固未來在各個領域的發展。但是首先，我們必須了解科學作為一種認識方法的獨特之處。要做到這一點，許多人轉向了科學哲學。——〈導論〉
身為科學哲學家，麥金泰爾義無反顧，出手捍衛科學的公信力，寫出這本剖析許多偽科學、壞科學、科學造假事件的專著，並藉此來凸顯科學的特殊性。聽起來很奇怪？為什麼檢討那些看來是負面的活動，反而能彰顯科學確實值得信賴？這正是麥金泰爾的獨特策略。
一直以來，多數科學哲學家把分析對象放在成功的科學領域案例上，特別是自然科學如哥白尼理論、伽利略力學、牛頓力學、相對論、量子力學和演化論等等，希望由此找出科學的獨特性，甚至找出可以區分科學和非科學或偽科學的劃界判準。這條思路很合理，正是科學的獨特之處，帶來它的成功，並搏得世人的信賴。而且早期科學哲學認為，科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的方法—科學方法。因此，如果一門研究想達到如同科學那樣的成功，就應該採用科學方法。
麥金泰爾不認為科學方法能完成劃界的任務，也不是科學的獨特性所在，他主張：「從本質上講，科學的獨特之處在於對證據的重視，願意根據證據來改變其理論。科學之所以獨特，並不在於其探究的主題或方法，而是參與其中人們的價值觀和行為。」他以「科學態度」這個概念來總括這個主張，並論證那些偽科學、壞科學、造假研究、科學詐欺之所以會出現，都是因為當事人缺乏科學態度。
麥金泰爾討論許多非傳統型的、爭議性的案例，在偽科學方面有著如美國當前流行的創造論和智慧設計論，非傳統科學方面有普林斯頓的超心理學實驗研究，以及近十年內來爆發的統計方法爭議如P值操縱、採櫻桃策略（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數據）、心理學研究的複製驗證問題，輕率的研究並拒絕共享實驗數據的冷核融合研究，「疫苗導致自閉症」的造假醜聞，以及美國社會和政界中影響力極大的否認論者（否認全球暖化、否認演化論等），這些案例的共同點在於：當事人缺乏科學態度，因為他們有意無意輕忽證據、操弄數據、面對反證依然堅持自己的信念或意識形態、甚至偽造數據來支持自己的主觀信念、或者乾脆否認鐵證如山的證據。麥金泰爾的非傳統路線對科學哲學來說十分新鮮，討論的案例也十分應時，他的觀點有力地配合案例，為科學哲學打開一扇新視野。其他相關領域如科學史、STS或科學本身（特別是社會科學）的讀者，也可以在本書中找到可觀的題材和深具啟發性的論證。
對於科學哲學有所接觸的讀者可能會想問：那麼，麥金泰爾是把「科學態度」當成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判準嗎？不然。麥金泰爾主張科學態度只是科學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亦即「如果X是科學，則X有科學態度」，但是反過來的命題「如果X有科學態度，則X是科學」並不總是成立，例如有人可能會在日常生活使用科學態度來處理事物（像尋找失物），但這並不表示那些活動就是科學。麥金泰爾強調「毋須以科學態度來解決劃界問題」。然而，邏輯敏銳而且追根究底的讀者可能還是想問：如果科學態度是必要條件，那麼在邏輯上「如果X沒有科學態度，則X不是科學」也成立。固然偽科學家確實因為缺乏科學態度而不屬於科學，但是那些壞科學、科學造假的當事人也缺乏科學態度，但是他們的活動不屬於科學嗎？這個問題顯示「科學劃界」的解決似乎難以避免。
事實上，本書以討論科學劃界開場，第二、三、四章也涉及許多科學哲學的相關文獻，很難避免把讀者引入這個艱難的問題中。有興趣挑戰這個難題的讀者，順著本書的章節，可以對當代偽科學、壞科學和科學造假的哲學反思有一個全面性的理解。然而，如果有讀者對於劃界問題較不感興趣，我建議倒不妨可以先從第五章看起，看完後再回頭閱讀前三章。
身為科學哲學研究者，我總是對同行的著作有很多意見或疑問，對本書也不例外。如同先前提到，麥金泰爾認為劃界問題難以解決，歷來的嘗試如波普著名的「可否證性」或其他科學哲學家援用「家族相似」觀念等都失敗了，因為我們很難為科學找到一個不會有反例的充分必要條件。然而，要區分科學和非科學一定要找到充分必要條件來劃出一條清楚截然的界線嗎？我們是否可能從分類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也就是把「科學」看成一種人類活動，然後建立某個分類系統去區分科學、技術、巫術、宗教、政治等等各種人類活動。
如果不對科學劃界的問題提出一個基本解決，我們可能會對麥金泰爾的一些陳述感到矛盾，例如他提到醫學在二十世紀之後才轉變成科學，但是，醫學史卻顯示，「西方醫學一直熱衷於科學，只是這個詞彙的含義改變了。占星醫學和放血曾被視為是最前衛的手法，是基於理性和經驗的最高原則。在十八世紀很難找到一位醫師不認為自身的知識不是『科學的』，我想甚至連希臘早期的醫師也是這樣想。」那麼，二十世紀之前的醫學究竟算不算科學？如果說它們真的不算科學，為什麼希臘天文學（如托勒密的天文學）卻又可以被承認為科學？其他文化的科學如阿拉伯科學、中國科學、印度科學等等，算不算科學？科學史的複雜問題會對麥金泰爾的論述帶來很大的挑戰。
我的第二個疑問關於「科學態度」本身。麥金泰爾欲把「科學態度」當成科學的必要條件，問題是所謂的「態度」是指行為者（人）的行為傾向，而「科學」一詞包括了「科學知識、科學活動、科學方法、科學家」等面向，完整描述是「科學家以特定手段或方法從事科學活動並產生科學知識」，其中只有科學家才有態度可言。因此，「科學態度」應該被當成「科學家」的必要條件才是。何況「重視證據，並願意根據證據來修正理論」的科學態度具體地顯現在科學家的行為上，其獨特性又顯現在他們根據一定的程序（也就是所謂的科學方法）來提出科學知識。根據傳統的看法，這個特定的程序（方法）就是透過觀察、實驗等等手段來尋求證據以檢驗理論，並根據證據來修改理論。這樣看來，科學態度並不是用來取代科學方法的標準，頂多它只是科學方法的補充;或者說，強調科學態度是把焦點對準科學家，要求他們在從事科學研究時，應該要具備或養成這樣的態度。
要解決這些閱讀上的疑惑、矛盾或扞格的感覺，我建議我們應該把「科學態度」理解成「好科學家」的必要條件，亦即「如果X是好科學家，則X必有科學態度」。那麼，對於麥金泰爾討論的各種領域與案例，我們也重新詮釋如下：當代醫學由於醫學科學家嚴肅地採納科學態度，使他們能做出優質的好科學，並挽救大量生命，贏得世人的信任與尊重。採櫻桃、P值操縱、拒絕共享數據、甚至詐欺造假等等科學行為是壞科學，因為當事人缺乏「尊重證據」的科學態度;當代占星學、順勢醫療、創造論和智慧設計論等偽科學從業者，由於缺乏好科學應有的科學態度，不僅現在不能算是科學家，未來也不可能變成好科學家;堅持自己的信仰和意識形態並完全否認科學證據的否認論者，通常不是科學家，自然也不會是好科學家。社會科學雖然是科學，但是它距離好科學仍然有一點距離，如果社會科學研究者要成為更好的科學家，必須要有更多從業者展現出鮮明的科學態度。
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如何化解科學的公眾信任危機？根據上述理解而來的答案是：必須有更多更多科學家堅守科學態度。如此一來，詐欺、造假、壞科學的事件會相應減少，自然就能提升公眾對科學的信任。
跟隨麥金泰爾原來的論述，我們也不必把具有科學態度視為好科學家的充分條件，這帶來一個很大的好處：一個人不必是科學家、不必做科學，也可以學習和擁有科學態度：「尊重證據，並願意因應證據而改變自己的判斷。」因此，擁有科學態度的人不一定是好科學家，但他在日常生活和現代事務上必定會是個好判斷者。現代國家應該盡量把國民培養和教育成擁有這種態度的公民。
在台灣，科學也面對了在美國所面對的種種問題：我們有從事特異功能研究的「科學家」，甚至擔任了最高學府的大學校長;占星家在媒體上被封為「國師」;幾年前在生醫領域爆發了嚴重的數據造假導致論文被撤除（當事人也受到了懲罰）;動輒在媒體、而不是學術平台上發表（甚至吹噓）自己的研究成果以賺取宣傳利益等等。雖然台灣沒有倡議智慧設計論的組織，但是，我們也有東方宗教的特殊問題，把宗教思想穿鑿附會到科學理論上，例如宣稱佛學的觀念很符合量子力學等等。比較幸運的是，台灣算是科學後進國，我們仍然想努力透過「科學的力量」來幫助國家與社會更進步，所以，政治人物在態度上比較尊重科學與專業，沒有勢力龐大的否認論者。
然而，台灣畢竟不屬於誕生科學的西方文化之中，我們的傳統文化推崇權威，嚴重缺乏科學態度（可證諸殷海光在1950年代的文章），雖然今天情況已有所改善。但是就像西方社會進入網路時代之後，面臨了假訊息氾濫，重視「媒體聲量」遠大於真相、事實與證據，輕易的電子複製使得偽造大行其道，透過影像操縱情感以左右人心等等的新問題，台灣在這方面的困境並不比西方和緩，這些新興現象都嚴重地威脅到科學態度的培養與扎根。可是，要矯治這些新興現象帶來的社會問題，「科學態度」也是一帖重要的藥方—這是本書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我建議讀者應該把本書與作者另一本反思網路時代真假不分的《後真相》（Post-Truth）一併閱讀，相信效益將加乘加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