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悲傷與記憶 楊照
──讀葛拉斯的《剝洋蔥》
杜塞朵夫舊城裡，一家兩層樓餐廳，刻意裝飾出匈牙利風格。餐廳裡有一個爵士三重奏駐店演出，長笛、班卓琴和奇怪的打擊樂器，金屬指扣在洗衣板上敲擊出各種節奏。
一個晚上，這看來有點兒戲（洗衣板很難讓人認真看待吧！）的樂團正在小舞台上演奏，一位黑人突然拎著一支小號走到前面來，就在樂曲的中段，讓響亮的號音加了進去，熟練地和長笛即興問答。接著班卓琴找到機會凸顯自我表演了一番，當然，洗衣板製造出來的打擊節奏一直熱烈配襯著……
那個上到舞台的不速之客是傳奇爵士樂手路易．阿姆斯壯，至於操使看來有點荒唐的洗衣板的，則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葛拉斯。
那吉光片羽裡的即興四重奏，維持了五分鐘左右，然後路易．阿姆斯壯提著金閃閃的小號，對每個人友善地點點頭，就又突然消失了。
這件寫在《剝洋蔥》裡的往事，真的發生過嗎？不只我們難免起疑，就連葛拉斯自己都不敢十足確定：「即使在平淡的現實中並沒有發生過這次值得紀念的相遇，它對於我來說也是形象生動的：近得伸手可及，做為小號的最佳演奏，毋須任何解釋，卻消除了一切否定的懷疑。」
如果寫小說，葛拉斯可以用毫不含糊的口氣，訴說這段戲劇性的奇遇。讓阿姆斯壯神氣地穿過杜塞朵夫小餐館擁擠的桌椅、顧客間，和當年只有二十歲的美術學校學生、業餘的爵士樂迷一起進入超越、狂喜的五分鐘，短暫卻永恆的五分鐘。小說可以斬釘截鐵地這樣寫，但回憶錄卻不能。
回憶錄，誠實的回憶錄，只能不斷依違在肯定、否定與半信半疑之間。像葛拉斯在《剝洋蔥》裡所做的。我們的記憶沒有那麼可靠，真實沒有那麼容易被原樣保存下來，訴諸記憶復原真實，是一件遠比藉虛構描繪想像事件，還艱難、辛苦萬分的事。
記憶、往事，包裹在一層層的洋蔥皮裡。這是貫串這本書最主要的譬喻。那一層層洋蔥皮不一定按照時間順序，而是由各種自我扭曲與裝飾安排結構起來的。必須剝掉外面一層，才看得到裡面那層皮上究竟刻寫了什麼。而每剝一層，嗆鼻難受刺激淚水的氣味就濃上一分，回憶，不會是件愉快的事。
尤其對活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人。在記錄「阿姆斯壯奇遇」之前，葛拉斯有這樣一小段隱喻曖昧的話：「切碎的洋蔥，一種特殊形式的宣洩手段，適合讓後來所說的戰後社會『沒有能力悲傷』，有少許的透氣性。」
這樣一個譯成中文看來有點拗口有點莫名其妙句子，裡面藏著濃稠而真誠的哀歎。「沒有能力悲傷」（Die Unf?higkeit zu trauern）是一本書的書名。那是米契利希夫婦（Alexander & Margarete Mitscherlich）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書。這本書在當時的西德，引起了巨大迴響，是葛拉斯那一代德國人必讀、必定熟悉的重要著作。
《沒有能力悲傷》要講的其實是「沒有權利悲傷」。米契利希明白地指出：戰後德國社會建築在一種特殊的集體心理壓抑上，理解這種集體心理是理解德國最重要、甚至唯一的管道。戰後德國人被剝奪了悲傷的權利。
因為他們是發動戰爭的元凶。更不堪的，他們是前所未有種族屠殺罪行的兇手。短短幾年內，用各種手段冷酷地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如果不是在戰場上被打敗，他們還打算殺盡世界上所有的猶太人及吉普賽人。而且這樣的罪行，不是希特勒及其身邊少數幾個邪惡的人可以完成的。甚至不能只靠精英的SS蓋世太保。希特勒是德國人在民主制度下用多數選票選出來的。希特勒及其納粹黨，一路從德國社會得到的都是支持擁戴，少有反駁對抗。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德國幾乎沒有足可稱為「反對勢力」的東西，也沒有「地下組織」。
所有這些事實說明德國人是戰爭中的共犯。不只猶太人、不只戰爭中受過德國人侵略蹂躪的歐洲國家，不會接受德國人的「悲傷」，稍微有點基本正義感的人，都沒辦法同情兇手吧？
做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德國人整體沒有讓別人同情的地方。但這並不表示經歷戰爭倖存下來的個別德國人沒有悲傷。他們有太多理由感到悲傷。
他們的親人，尤其是年輕男性，整批整批在戰場上喪失了性命，或者整批整批受了永遠無法復原的傷。少數幸運從戰場上回來的人，每天被戰場上蝕刻的夢魘困擾著。他們的家園被反覆摧毀。許多城市毀於英美盟軍的地毯式突襲轟炸，德勒斯登等城市被夷為平地，城內一片廢墟。鄉野地區一大部分毀於盟軍登陸戰鬥過程。那過程中，又有多少男女老幼一併殞滅？
但他們不能悲傷。他們沒有權利悲傷。同樣是戰敗國，戰後德國的情況比日本還糟得多。日本有侵略罪行，但沒有種族屠殺。日本的天皇與軍部，還有他們誇張的軍國主義宣傳，讓一般國民看來相對無辜。更重要的，日本承受了兩顆原子彈，一直到今天，日本仍然是人類史上僅有的「原爆受難國」。
對照德國更無法辯解也就更無法原諒的罪行，日本相對沒有那麼可怕。加上原子彈的驚駭效果，讓日本不像德國只具備單純「加害者」、「元兇」的身份，多了「原爆受難」的因素。日本人得到比德國人大一點的空間，為自己悲傷、為自己難過。
德國人無法改變過去，尤其是那些在世界眾目注視下發生的一切。希特勒崛起，納粹黨壯觀的群眾集會，發動「閃電戰」的鋼鐵坦克部隊，還有集中營裡堆積如山的屍骨。他們回不去也否認不了。他們只能、他們必須藏起悲傷，也就是藏起記憶，假裝悲傷與過去不存在，天真單純地只看眼前、只看未來，用眼前與未來武裝自己，抵抗悲傷與記憶的侵蝕。
但要抵抗悲傷、抵抗記憶，談何容易！裝出沒有悲傷、沒有記憶的模樣，有些人能力強，有些人硬就是沒辦法。
葛拉斯顯然就屬於在悲傷與記憶面前，抵抗力很弱的那一群人。我們甚至可以這樣判斷：如果不是一直受到那不被允許的悲傷與記憶騷擾，葛拉斯不會去寫小說，不會成為傑出的小說家。
讀《剝洋蔥》就知道。成長過程中的葛拉斯，很有機會成為雕刻家、畫家、詩人，甚至成為爵士演奏家的可能性都還高過當小說家。然而造型藝術、受過阿姆斯壯加持的音樂，乃至於詩，都不足以幫助葛拉斯處理記憶問題。
那悲傷與記憶構成的問題，多麼棘手！那不是單純保有、記錄而已，在保有、記錄的同時還要閃躲、遺忘。表達悲傷的同時，必須否定悲傷，甚至輕蔑哀傷。確認感受的同時，要包覆、扭曲感受。
葛拉斯找到了小說，還好有小說。透過小說，葛拉斯得以將自己及德國人的記憶，寫成虛幻虛構，然後在虛幻虛構裡認真地悲傷，又讓記憶與悲傷藉由虛幻虛構的性質被寬容保留下來。
早在拉美文學「魔幻寫實」影響歐美之前，葛拉斯的小說就充滿了將現實與荒謬奇想恣意交織的手法。《錫鼓》裡那個拒絕長大的奧斯卡帶著不可置信的男孩身軀、卡通般的錫鼓以及誇張的高音，穿梭行走在現實寫實的人群與事件裡。那裡面有奇幻，但奇幻本身不是目的，奇幻是為了凸顯現實、保留現實的手段。
因為那樣的現實，被規定為是不該、不值得被保留的。只有把現實改寫成奇幻框架下的附庸，現實才不會那麼刺眼，那麼惹人側目。奇幻框架消解了現實的稜角與刺鼻辛辣，讓自己、也讓別人比較容易接受些。
另外也是因為那樣的現實飄忽曖昧，很難捉摸，無法用具體、現實的方法書寫。如果要用寫實方式記錄，馬上就引出一連串敏感而激動的問題：「真的是這樣？你憑什麼說是這樣發生的？你這樣說是要陷害誰、翻誰的舊帳？難道你自己就是清白的嗎？你自己都不是清白的，憑什麼東說西說挖人家過去的瘡疤？」
這些問題無法回答。或者說，回答這些問題就等於、就必須取消記憶的寫實寫作。戰後德國的脈絡下，任何「真實」記憶都必然踩到自己的痛腳、踩到別人的痛腳，那透澈心腓的痛楚比一切都「真」，也就具備大到無法抵禦的力量，模糊了所有記憶事實。
靠記憶，誰也沒辦法、誰也沒權利去確認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沒發生什麼。於是葛拉斯將記憶的片片段段寫進有著奇幻荒謬外表的小說裡，在小說虛構的時空中把它們固定下來。
現實裡或許發生過的事，小說裡可以寫成確切發生。現實裡動機原因撲朔迷離的事件，小說裡可以呈現出其來龍去脈，有頭有尾有中腰。藉由小說，記憶得到安排，過去獲得解釋。
葛拉斯才能安居在現實流淌的時空中，玩索自己的悲傷與記憶，繼續活著。書寫小說，給了他比別的德國人大得多的生命自由，他可以不只看眼前、看未來，還可以用偷天換日的方式處理過去、處理記憶。
繼而他的荒唐奇謬故事，也就偷天換日地提供了戰後德國人一點點悲傷與記憶的出路。悲傷、記憶不能為他們帶來罪咎的救贖，但可以讓他們理解自己做為一個健全的人的意義，不需要從一九四五年將生命切成兩截，一截殘缺地扭動，一截埋進最深最深的土裡。
以尷尬、難堪的記憶為題裁，寫了幾十年小說後，葛拉斯終於決定用《剝洋蔥》來寫事實。也就是勇敢地面對無法靠小說虛構來保護的不確定裡。這種勇氣需要時代變化的條件協助支撐。二戰與屠殺的責任不再那麼煙硝濃重地包圍德國，納粹過往不再引發強烈的噁心反感，悲傷與記憶才有辦法從小說裡走出來。
走出小說後，悲傷與記憶失去了保護、包裝，逼迫葛拉斯予以直視。直視其中許多「不方便」的事實，也得直視其中許多沒有答案、無從得到答案的事實。
換句話說，悲傷與記憶回復了其本有的稜角，不管怎麼小心摸觸，都不免讓人受傷。悲傷與記憶也回復了含藏的刺鼻氣味，稍一靠近，淚水就不停地流下來，簡直像在剝一個無限多層、永遠剝不完的洋蔥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