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職責與罪惡感的矛盾◎臺大外文系教授 鄭芳雄
德國小說家齊格飛．藍茨(Siegfried Lenz, 1926-)
的代表作《德語課》(Deutschstunde)，屬於德國「戰後文學」（或稱「廢墟文學」Trummerliteratur）的經典之作，一九六八年出版後就成為暢銷書，其文學寫實對納粹德國社會心態的刻畫與批判，一時造成轟動，在德國受到讀者青睞的程度，凌駕葛拉斯的《錫鼓》，它的知名度甚至直追托瑪斯．曼的《布登布魯克家族》，及作者本人所崇拜的海明威大作《老人與海》，儼然成為現代德國文學的新古典。
由於這本書具有宣揚道德勇氣的教育意涵：其主題闡揚以道德情感對抗虛偽的理性（即對上級的盲目服從），描寫畫家基於藝術的良心職責，杯葛泯滅人性的專制命令，唾棄警察非理性地執行暴力政權所賦予的職責。因此，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這部小說經常被列為德國高級中學高年級的國文教材，影響所及，大幅提昇作者藍茨的文壇地位。
藍茨這位具有高度社會正義感和道德形象的作家，出身於東普魯士的馬祖里（Masuren，座落於現今的波蘭），政治意識型態與德、波混血的小說家葛拉斯一樣， 同屬於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化路線， 兩人都支持民社黨(SPD) 的德國政府於七十年代初所推行的「東進政策」(Ostpolitik)，而兩人也都隨著德國代表團，同赴華沙，促成德波邊界協定。
當時的《德語課》一書已發表，藍茨在文壇的聲望甚高，其個性沉默忠厚，行事和寫作風格，與在政壇到處幫民社黨助講、到處批評得罪右派保守勢力的激進派作家葛拉斯迥然不同，前者的小說世界裡，也沒有後者小說人物的怪癖、誨淫誨色、怪異隱喻、辛辣諷刺的特性。《德語課》一書沒有像藍茨這樣一個傳統作家的風範是寫不出來的。「傳統」這個字眼在現代社會固然已遭貶抑，但經由藍茨的堅持，卻具有身處後納粹社會撥亂反正的正面意涵。尤其在六、七十年代學運方熾，在舉國學生批判納粹右翼復活的社會背景下，傳統價值觀有待釐清。
小說敘述者西吉被要求申論的作文題：〈履行職責的歡樂〉，這個「職責」（Pflicht ，又譯「義務」）概念原溯自康德的道德自律的「絕對命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古典詩人席勒將之擴充為道德情感「對職責的喜悅」(Neigung zur Pflicht)
之倫理觀。經由黑格爾「國家哲學」的引申，以及普魯士提倡奉公守法之軍紀，導致納粹軍國主義濫權，扭曲「職責」的概念，要求國民對國家命令絕對服從。小說作者藍茨反納粹之道而行，將「職責」歸復到傳統「道德職責」的本義。
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兩位個性截然不同的角色，那就是畫家南森與故事裡第一人稱敘述者西吉的父親嚴斯，他們既是同鄉又是童年遊伴。已經成名的畫家南森，是位樂善好施、知恩圖報的人，他不但收養外鄉的孩子，也長年照顧當年對他有恩，而今落魄的畫家布斯貝克博士，甚至對嚴斯的子女也視如己出。嚴斯的大兒子在戰時自殘、從軍醫院逃出時，畫家幫助他藏匿，但後來當他落到親生父親嚴斯手中時，卻被冷酷無情地直接送回軍中。畫家與嚴斯小兒子西吉更像是一對忘年之交。
嚴斯則是一個不講情面，只知服從上級命令之基層警察，他是德國最北端小鎮的警察哨哨長，出門執行勤務時一定先一絲不苟地打點身上所配戴的警察裝備。少年時期，南森曾經救起幾乎溺斃的嚴斯。可能就是因為這段往事，嚴斯總覺得在南森面前矮了一截，但他認為不能一輩子欠南森的恩情，「帳總有算清的時候。」而畫家在戰時無視管制燈火的指令，不聽從嚴斯的指揮，也讓「必須」執行法規的嚴斯恨得咬牙切齒。
戰時南森被禁止作畫，地方警察必須密切監視畫家的舉止，而嚴斯就是執行此職務的警員。當他要將南森的畫沒收時，南森脫口而出：「你想要﹃逮捕﹄這些作品嗎？」而嚴斯回答：「我無非是盡我的職責而已。」而嚴斯這種盲目地履行職責，南森的詮釋是「對自己別無指望」，而在西吉的眼裡是：「他從不忘記自己的任務，……無論在繽紛的春天，還是綿綿細雨中；無論在陰沉沉的星期日，還是在清晨或傍晚；無論在戰時，還是在和平時期，他總是在自行車上顛簸，向自己命運的死胡同裡踩去。」
事實上，戰爭期間「柏林那些瘋子」需要外匯，南森被沒收之八百幅畫已賣到國外換取外匯，這些事實嚴斯也聽說了。但是戰後，不知是基於新仇舊恨，還是下意識地繼續執行任務，嚴斯將從前自南森處沒收的畫偷偷地運到海邊燒毀。當他燒畫時被小兒子西吉撞見，也使得西吉事後得了妄想症，看到某些南森的畫，就覺得畫中有火光，將被燒毀，「擔心圖畫被毀的恐懼」使他發生錯覺，認為必須將「受威脅的作品」偷走，移至到安全所在。南森的畫失竊，奉命要找竊賊的也是地方警察嚴斯，於是視職責為天職的嚴斯又再度將另一個兒子攆出家門。
而偷畫的行為就是西吉被送到少年感化院的原因，有一天在感化院裡的德文課老師給了一個作文題目〈履行職責的歡樂〉，西吉回想他父親這一輩子就是在履行職責，頓時百感交集，不知從何下筆而交了白卷。事後自願在單獨禁閉室中花了數月的時間寫他的作文，寫下父親、畫家與他三人之間的故事。
作者在書中點出了納粹時期執法者心懷罪惡感，但又最喜歡掛在口中的藉口：「必須履行職責。」作者藉著沒收藝術家作品的荒謬行為，指出納粹政權的倒行逆施，身為警察的嚴斯為軍國主義蠱惑太深，泯滅人性（以及親情與友情），甚至在戰後仍執迷不悟，他的兒子西吉由於罪惡感得了幻覺症。作者想藉此打破德國人盲目履行職責的迷思。
這部小說人物雖然簡單，但是故事情節環環相扣，極為精采，皆出自於作者精心安排，所以藍茨花費了整整四年時間，才完成這部鉅著。從以上故事內容來看，作者把敘述故事的主角安置在感化院裡，讓他以寫作文的方式，回憶一九四三年的往事，描寫戰爭中德國邊陲之地的小警員如何假借「履行職責」，淪為納粹的幫凶的過程。警員嚴斯之類的人物，不過是納粹時代其中一個小小的例證。以主角被罰寫作文作為引子，再將全篇故事鋪陳出來，此一杜撰情節是這部小說
的神來之筆。
綜觀德國的「戰後小說」，十之八九建立在回憶倒敘的框架上。譬如葛拉斯就是藉由《錫鼓》中的奧斯卡從療養院回憶過去的身世，才能「打開話匣」的
；他的《蟹行》(Krebsgang, 2003) 和《剝洋蔥》(Beim Hauten der Zwiefel, 2006)，也都遵行回顧歷史、逆時針的倒敘手法。即或是英國女作家瑞秋?賽佛(Rachel Seiffert) 於二○○ 一年發表的戰後小說《暗房》(The Dark
Room)，也運用同一回憶、倒敘的技巧。而藍茨的《德語課》的小說形式則屬此一技巧的最佳運用。就文字敘述的可讀性和描寫的細膩度而言，這部小說較之葛拉斯小說那種跳躍式的敘述和刁鑽的隱喻，讀來更令人爽目。
《德語課》的道德形象反映作者平實而謙卑的為人及寫作態度，他的真誠，即使嚴苛的著名批評家M. Reich-Ranicki
也不得不給予高度肯定：「他從未背著讀者寫作。」因為他對讀者的真誠態度，使得他所寫的書擁有廣大的忠實讀者群；因為他生性緘默，故不造口業。他是「四七社」（德國文學社團）的成員，也是「四七社」的常客，但不參與批評，他只要以文會友，不願樹敵，因此，左右兩派、藍綠雙方都是他的朋友和讀者。根據統計，他全部小說作品，總共銷售量高達兩千五百萬冊，連享有諾貝爾光環的波爾和葛拉斯都望其項背。一九七二年《德語課》拍成電視劇，使得這部小說流傳更廣，迄今已發行二十五版，其暢銷魅力一直未減。
一九九六年藍茨七十歲誕辰，筆者和他曾有一面之緣，當時他到慕尼黑領取冉袍爾(Jean Paul) 文學獎。我剛好在慕尼黑大學作客一年，慕尼黑大學德國文學研究所教授Karl Stocker 邀請我一同參與盛會。會中藍茨先聆聽文學界Dieter Borchmeyer
教授（筆者就讀慕尼黑大學時的同門師兄）對他充滿學術味的頌詞，之後在面對臺下教授學者時，他謙虛表示自己對理論不很懂，並語帶諷刺地幽了一默：「不會寫作的人，才搞文學理論。」在演講後的雞尾酒會中，我不忘和這位滿臉敦厚的作家聊了幾句，特地向他表示，遠在臺灣的德文學界也在研讀他的《德語課》，不過因為還沒有翻譯，他這麼一部現代文學經典仍走不出學界的象牙塔，實在可惜。臺灣社會大眾曾經歷白色恐怖的專制統治，更需要此書所闡述的道德勇氣和文藝自由創作的精神，以期自省自察。如今，這本翻譯出版，滿足了臺灣學界多年的期待，實值得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