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失當下的歷史

譯例
作者中文版序
譯者序︰養育一個關於未來的記憶
前言
第1章　哲學
第2章　文學
第3章　歷史
第4章　文化
附錄︰解構的展開勞動
索引

　　開宗明義，我的目的是要追蹤「土著報導人」的形象（the figure of the Native Informant），途經各種實踐：哲學、文學、歷史、文化。沒多久我就發現，這是關於殖民主體（colonial subject）〔譯註1〕不斷將自身抽離「土著報導人」的過程。1989年之後，我開始感受到有一個特定的後殖民主體（postcolonial subject），早已反過來重新編寫殖民主體，並占據「土著報導人」的位置。而今，隨著全球化的風行草偃，遠距傳播的資訊學打著本土知識的名號，直接染指「土著報導人」，而行生命剽竊（biopiracy）之實。於是，我在本書第一章所解析的那種提前取消（foreclosure），〔譯註2 〕仍舊持續運作，甚且變本加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編的《生命支持系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Life Support Systems），如下「定義」人類歷史上的原住民階段：「古早以前的時間（timescale of the far past）??〔其〕關連到一種惰性的取向（inactive approaches），對環境的破壞與耐受力漠不關心。」由於「〔他們所〕生活的社會固有的歷史限制」，1這些原住民當然不可能像亞里斯多德「解開?? 價值的表達之謎」那樣，思考所謂的環境耐受力（sustainability）。那原本順應生態群落韻律（rhythm of ecobiome）而活的實踐哲學，如今不由分說被汙蔑成對環境的「漠不關心」。【進一步的闡述，參見第四章註腳78】

　　在這種動態的衝擊之下，本書所勾勒的是一個研究者走過的路—從最初的殖民論述（colonial discourse）研究，行至跨國文化研究（trans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當文本試圖捕捉不斷消失的當下，跨國文化研究的位置，是我所立足的一個「移動基地」（moving base），並在全書敘述性的註腳中得到確認。有些讀者或許會對此感到厭煩與困惑，但我衷心盼望，也會有讀者樂於分享這樣的挑戰。本書所設定的讀者，就像我在第四章所發現的新面孔，非常地多元與紛雜，很難說他們共同具備什麼特定的旨趣或基本程度。基於我本身不確定的學術取向，偶而我會構想一個懂得查字典的新文化研究讀者。這本書同時也想處理，盛行於理論菁英和自認學術「執業者」當中的「被批准的忽略」（sanctioned ignorance）。這種批准的出處一樣多元紛雜。因此，本書讀者的地位和作者一樣不確定。但這不也正是所有文本的地位嗎？—在書寫與閱讀中被抵抗著。
　　第一章探討哲學：康德如何提前取消原住民；黑格爾如何把歐洲的他者放入一個規範性偏差的模式，而殖民主體又是如何消毒黑格爾；馬克思如何協商差異。

　　第二章閱讀一組文學著作，並指出殖民主義（colonialism）和後殖民性（postcoloniality）如何在文本中被刻劃。包括白朗特（Bront?）、瑪麗．雪萊（Mary Shelley）、波特萊爾（Baudelaire）、吉卜林（Kipling）、里斯（Rhys）、馬哈思維塔（Mahasweta）和柯慈（Coetzee）等人的作品。在我的解讀中，瑪麗．雪萊和最後三位的文本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沒有把他性的倫理（ethics of alterity），呈現為一種所謂的認同政治：這為我們的鬥爭上了一課。若是現在，我會再加上牙買加．琴凱德（Jamaica Kincaid）的《露西》（Lucy），其多重並列的文本撼動人心，絲毫無損於對抗剝削者的批判力道，因為這本小說敢於在結局，以一種無從選擇的他性（alterity），把核心人物的專名（proper name）給徹底消融掉，並藉此用假設語氣，贖回一種去愛的權利與責任，還給那努力從受害狀態中採取行動的主體。

　　第三章追隨十九世紀印度山區王國的一位王妃，翻閱歷史檔案，沉思關於焚燒寡婦陪葬的政策管理。應該附帶一提的是，本章也包括〈從屬能夠發言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 ?）一文的修訂版。該文最先收錄在《馬克思主義以及對文化的詮釋》一書（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ited by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第四章檢視後現代的流行，以及女人在織品歷史中所扮演的地位。

　　除了〈從屬能夠發言嗎？〉之外，這本書稍早曾經出版的部分，還包括〈舍摩國王妃：檔案閱讀〉（The Rani of Sirmur: An Essay in Reading the Archives）〔原載於History and Theory 24, no. 3 （1980: 247-272）〕；〈三個女人的文本以及一種對帝國主義的批判〉（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原載於Critical Inquiry 12, no. 1 （Autumn 1985: 243-261）〕；〈帝國主義與性別差異〉（Imperialism and Sexual Difference）〔原載於Oxford Literary Review 7 （1986: 225-240）〕；〈邊緣的版本：柯慈的《福先生》閱讀狄福（Defoe）的《魯賓遜飄流記∕羅珊娜》〉（Versions of the Margins: J. M. Coetzee's Foe reading Defoe's Crusoe/Roxana）〔原收錄於《理論的後果》（Consequences of Theory, edited by Johnathan Arac and Barbara Johns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4-180）〕；〈時間和時機︰法律和歷史〉（Time and Timing: Law and History）〔原收錄於《編年類型》（Chronotypes, edited by John Bender and David E. Wellbery [Stanford: 1991]）〕，且經過原出版社授權使用。

　　本書各章之間並非獨立分散，而是鬆散地串連一氣：關於支配的哲學預設、歷史挖掘與文學再現—既然都是逐漸展露的後殖民所共有的 —同時也追溯「土著報導人」下意識與不連續的展露：原生的（autochthone）和∕或從屬的（subaltern）。這並不是一個透過所謂「第三世界文學」的言說、書寫與形象而表達的喻說（trope）。這個故事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關於「土著報導人」如何從一個不可能的觀點，換置成一種抵抗的網絡，同時也成為超級剝削的對象。織品〔∕文本〕（text-ile）的問題本身似乎已經包含一個尾聲。〔譯註3〕在故事述說時，偶而會斷線—但斷裂的線索會再度冒出來，至少我希望如此。

　　這是一本女性主義的書。在第一章，女性主義的議題是「事先展露的（pre-emergent）」（以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用語來說）。〔譯註4〕它們是其他議題的底質。我在第四章對當代「文化主義的普遍主義的女性主義」（culturalist universalist feminism）提出了批判。

　　這本書在歸架時應該和下列作者擺在一塊：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德尼茲．坎帝尤提（Deniz Kandiyoti）、克圖．卡拉克（Ketu Katrak）、瓦內馬．魯比安諾（Wahneema Lubiano）、鄭明河（Trin-ti Minh-ha）、錢卓拉．托帕德．莫罕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王愛華（Aiwah Ong）、莎拉．蘇勒律（Sara Suleri）。在我寫作這本書的多年裡，這些女性，以及其他未能在此一一提及的許多女性，共同大力促進後殖民的女性主義研究。其中蘇勒律和我比較專注於分析主流的文本。但這些學者和我本人的作品之間，確實都存在某種未被認知的相似性，這證明我們致力於共同的鬥爭。

　　但我確實比較專注在主流的文本，儘管我試圖探討的問題是—從屬者如何被策略性地排出組織化的抵抗。我們所棲身的女性主義和文化支配的傳統脫不了關係，即使當這種關係是一種敵對。錢卓拉．莫罕蒂（Chandra Mohanty）在她的新書裡，引用了一段「自雇婦女協會」（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 SEWA）的至理名言。2當時還是一名年輕律師的艾拉．培德（Ella Bhatt），無視於運動領袖的再三勸誡，出面大聲疾呼：「但你要怎麼組織她們？這些女人根本就沒有雇主！」—正因為這一句話，培德小姐喊出了「自雇者」（self-employed）這個範疇，踏出她獨一無二的革命性計畫，迫使這些女人拿出開戶的最低限額，這才找到銀行。否則，她們恐怕至今仍被策略性地排除在有組織的勞工運動之外。如今，我卻聽到「婦女世界銀行」（Women's World Bank）的尼可拉．阿曼卓（Nicola Armatrod）口口聲聲引述「自雇婦女協會」來說明「婦女世界銀行」所從事的社會工作，並且大言不慚地表示︰「自雇婦女協會」的「Chandra Behn」（?）小姐，曾經緊握她的雙手說「婦女世界銀行」是她們的恩人！我衷心相信，倘若可以訓練大家養成閱讀這個世界（reading the world）的文學習慣，應可稍微牽制這種超級強權的得意忘形，前提是：切勿諱言我們和權力之間的共謀關係。本書因此是一則「批判」—檢視後殖民理性（postcolonial reason）的生產所具有的結構。

　　即使這個強權沒有著手減少最乾淨的衛生法案，我們還是被困在兩個問題中間。一方面，有許多理論拐彎抹角地支持這樣的想法：向上階級流動—亦即模仿（mimicry）和假扮（masquerade）—乃是一種素樸抵抗（unmediated resistance）。另一方面，許多人依然渾渾噩噩地沒有「認知到 ??早已過了那個年代，而今，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再也不願意去容忍第三世界的修辭了。」3一個教文學閱讀的老師所肩負的任務被定位在這樣的無解題上面：如何對意志進行一種非強迫性的重組，師生一起穿梭在「免於的自由」（freedom-from）和「享有的自由」（freedom-to）之間；而不是一味讚頌美國的階級流動，美其名為一種素樸的抵抗。

　　因此，儘管我和阿加茲．阿馬德（Aijaz Ahmad）有志一同地批判大都會中心的後殖民主義（metropolitan postcolonialism），但願我的立場少一點地方主義，多一點細膩，坦承權力共謀的關係，藉此另闢蹊徑。我總是試圖在角落張望，設想別人眼中所看到的我們。但這不是為了停止工作，而是為了讓工作少一點偏狹。我從「解構」當中持續學到的或許有點風格特異，但這卻也正是牽制我的韁繩。

　　我還不夠博學，不敢自命有能力跨科際，但我至少可以打破既定規則。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什麼？這要問我的兩位學生，珍妮．夏普（Jenny Sharpe）和崔斯．派爾（Tres Pyle），他們在課堂上已經陪我艱辛走過這本書的前半部。至於最後一部分，我要感謝馬哈思維塔狄（Mahaswetadi）、法利達（Farida）、法哈德（Farhad）這三位朋友，讓我有機會學習到新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