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拜登政府的外交戰略與台灣安全
2021年2月4日美國總統拜登在國務院演說中，表達了他要以「外交成為外交政策中心」，以作為美國外部施政的核心。拜登「外交中心」觀點的理解，已經成為各方研究的顯學。這個「外交中心」涉及美中台三方關係，也就是在拜登對外政策的變化，將對其他兩方產生重要的影響。
美國對外政策的改變，依季辛吉的觀察是屬必然，冷戰結束以後「有些國家已經成長為強權大國，美國不再具備實現所有願望的實力。」美國面臨國際秩序領導權力將被分享危機。
歐巴馬執政後期，美國國際政治學界針對美國從單極世界走向一超多強的世界體系，是否要讓渡部分權力給中、俄而引發辯論，其中美國戰略學派居於優勢，不但不打算採行「融合戰略」，相反的踏上了「競爭戰略」道路。這也成為川普對外政策的焦點，並且在「美國優先」的立場上，實施無親疏般的競爭戰略，導致美國國際承諾與形象受到難以彌補的侵蝕。拜登便是在川普的遺產下，建立「外交中心」的對外政策。
拜登「外交中心」的政策，既要承攬川普的遺產，又要推陳出新，那麼拜登對外政策的總體核心目的是什麼？各分項目標又如何？有沒有途徑和方法？這些都是理解拜登政府對外政策的重要內容。本書透過領導思想、理論比較、技術戰略、國際機制、區域衝突和大國關係的議題進行討論，試圖回答拜登對外政策的圖像。
壹、美國領導者的大戰略思想
在「大戰略初探」文中，拜登、布林肯、蘇利文的對外政治與政策思想，被深入的分析，拜登被判斷為「歐（巴馬）規拜（登）隨」的「選擇性交往」政策，端賴議題或場域的不同選擇進行有條件的交往，決定到底要採取競爭、還是合作。至於拜登未來對政策的變化，是傾向於復原主義者（Restorationist）、修正論者（Transformationalist）、還是兩者兼顧，或是自我矛盾，尚須觀察。
布林肯在思想上具有民族自決的傾向，這對於尋求主權自主的新興團體，有鼓勵的作用，對外政策的實踐，他批判了川普混雜民族主義、單邊主義、及仇外意識的「美國優先」政策，主張所謂「負責任的全球交往」（responsible global
engagement），強調預防性外交及嚇阻、貿易、科技、盟邦及制度，還有移民及難民四大課題的思考與政策制定，可以隱約看到拜登總統選戰的國際戰略觀雛形。
蘇利文則注意到外交及國家安全，必須著眼國內中產階級蓬勃發展的哲學，充分體會到不能讓老百姓覺得被政府拋棄，特別是勞工。在對外政策的思維上，服膺巧實力，也就是聰明的戰略，透過軟、硬實力的相互補充、重疊運用，軟硬兼施，以至不排斥以武力成為外交工具的後盾。在具體對外政策，聚焦於中國的互動，認為與中國共存的戰略包含競爭及合作，戒慎小心、不可偏廢；換句話說，競爭是必須處理的一種條件，而非必須解決的問題。
貳、對外政策中的美國戰略模式
拜登就職之後，積極投入政務，對外積極宣示政策、從事高峰外交、重構聯盟、重返國際機構，拜登的政策作為與語言訴求，雖然還是碎片狀態，但已經展現外部政策的圖像輪廓。
梳理拜登政府相關對外的演講與國際機制的操作，從中提取了美國對外政策的五個基本原則，「以外交為對外政策主體，實力與聯盟相聯、內政與外交相通、領導與榜樣併立、民主優勢持久」，期望再現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拜登政府也理解美國目前的處境，他認為要履行前述目標，就必須先行「重建美國經濟基礎、奪回國際機構地位、提升國內外的價值觀、進一步現代化軍事能力的同時先行外交領導、振興聯盟和夥伴關係。」
觀念要能成為現實，必須透過「行動」進程，戰略行動受到「資源與手段」、「時間與排序」的侷限，在目標選擇上易產生排擠，更何況拜登政府的五個原則，自身便帶有矛盾性，例如，價值觀與利益、外部政治與內部政治、美國與盟友、合作與競爭等辯證性難題。外交政策雜誌的專欄作家，艾莉絲．拉伯特（Elise
Labott）清晰的指出拜登政府的戰略目標，「（他）似乎正在努力推行一種恰到好處的政策（Goldilocks policy），－提升中產階級，在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的舞台上包抄中國，並保持美國作為不可或缺的國家角色。」
拜登政府的戰略目標既然確立，那如何消除各層次間的矛盾，培育足夠的實力、集結國際聯盟力量，建構持久優勢，以應對中國競爭，保障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存續。這些問題透過對拜登政府政策說明與運作理解，可以獲得三條路線，即中產（階級）外交、民主外交、安全外交。
「中產階級外交」本質是「經濟繁榮」的另一種表達，拜登政府並沒有要直接反全球化，但對於跨國企業要加強稅率的改革，希望經濟成長果實，能讓大多數人分享，讓中產階級恢復20世紀60-70年代美國人口基數，中產階級是理性社會的中間基礎，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石。
「民主外交」本質是維護西方啟蒙時期的「社會契約」所建構的政治、經濟、社會的體制，社會契約精神以為美國所繼承，並且在二次大戰以來，契約精神是美國建構國際體制根本精神的移入，民主已經成為一種信念，是拜登政府不可拋棄的使命，然而拜登政府將此轉為意識型態操作，成為聯盟的基本要求，其背後或已經脫離「民主契約」精神，更多的是要與中國的專制主義或是權威主義作為徑渭分明的分水嶺，趨向冷戰格局塑造意圖。
「安全外交」本質上是「崛起國與守成國」之爭，蘊含著權力移轉過程的衝擊與抵銷作用。當前國際社會變遷的重大要素，崛起的中國與守成的美國，兩大國間激烈的競爭戰略。競爭的範疇既是全球經濟同時也是整體的地緣政治。
民主政治國家是自由開放的社會，面對激烈的競爭，民主國家唯一的道路，便是操作安全化政治。2018年後美國為了應對中國的活動力量，啟動了安全化作為，包括內部經貿、文化、科技對中國構築防火牆，甚至在軍事上實施西太平洋威懾行動；外部則以科技威權（專制）主義區分，在數位安全、通信漏洞顧慮下，實施科技封鎖與生產鏈再造，以及集體合作安全的再建構。
透過圍繞中產外交、民主外交、安全外交三條路線，以及具體議題操作的歸納，依據美國政治學者By Barry R. Posen與Andraw L.
Ross，所寫的《大戰略的願景競爭》，其列出四個戰略模式及十三個指標，發現拜登政府的外部政策指標落在「至上（首要）模式」，也就是美國優先戰略，基本上反映「霸權」思想，在聯盟上則表現兩個指標，「民主與專制劃分，及國家間的相互依賴」，但這仍是美國這兩項指標中部分政策的分享而已。在力量（軍事）使用與態勢兩個指標，美國表現謹慎，指標落在選擇性參與模式。
透過指標評量，對於美國戰略模式，可以理解出美國優先仍是主要支柱，因需要聯盟力量，便有部分的合作安全模式，為了節約消耗軍力，美國採用了選擇性介入衝突政策。
參、經濟力競爭－動能之鑰技術創新
經濟講求效率功能的發揮，20世紀末期掀起的經濟全球化，是國際貿易理論最大化的實現，不但引起跨國公司的興起、製造管理的流動，也影響了科學技術的傳播。全球化是在市場經濟、網絡技術與美國華爾街推動的三大因素所形成，讓美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金融服務與高技術產業比重上升，傳統製造業卻空洞化。
2018年川普政府在經濟安全上，提出兩個重要方向，一是喊出製造業回流，二是高科技產業保障，也就是彌補經濟結構失衡，及維護經濟成長動力的技術領先。西方經濟動能已經進入技術創新拉動階段，如今卻面臨中國佈局高新技術發展戰略，美國不得不正視技術競爭所帶來的危機。高新技術上升至美國國家戰略，並與中國展開技術競爭。
肆、高新技術革命與政策
高新技術本身是一種科學性，自有其發展的規律，科技革命至今進入第四代發展，重點在於人工智慧、大數據、第五代電信網路（5G）、奈米技術與生物科技、機器人、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等領域。但科技革命將會拉動社會革命，經濟革命與軍事革命，這可以回溯上個世紀80年代興起的資訊革命，所產生的第三波革命浪潮便能得知。所以科技革命不僅僅是科學的，也是社會、經濟、軍事的問題。
在第四波科技革命領域中，詹姆士夏甫（James Schoff）指出中國已成為全球科技的領先創新者，尤其是在「製造業、數位平台與相關市場（小額貨幣交易）、旨在解決社會問題的應用程序或其他技術、以及電腦或生物科技等領域的基礎科學的研發。」
西方國家擔憂，除了技術競爭與經濟繁榮問題外，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西方國家認為這些科技所蘊含的軟思維帶有中國國家的價值理念，即21世紀威權主義、社會控制與效率相結合的一種形式。西方學者冠之以中國技術的專制主義。
為了因應即將到來的第四波科技興起，區隔中國意識形態的影響，並與中國科學技術與高新技術進行競爭，拜登政府已經成形了四個方向做法：一、強化基礎建設與推動研究關鍵技術；二、結合民主國家遏制中國的技術主導地位；三、組建技術民主國家的聯盟；四、建構印太版的「一帶一路」。
伍、高新技術核心半導體與晶片競爭
今年二月拜登手持晶片闡述半導體競爭時代來臨，4月12日拜登政府召開了半導體供應鏈與汽車、醫療廠商，了解全球晶片短缺問題，5月11日美國將64家半導體上下游廠商，組建了半導體聯盟（Semiconductors in American Coalition，SIAC）其中包括了歐洲、日本、韓國、台灣的台積電，排除中國的公司。
6月8日拜登政府針對半導體行業發展，提出了一份250頁的報告，列出確保從醫藥到晶片等關鍵產品供應的策略。其中半導體是主角，同日，美國國會通過520億美元來提振國內晶片製造，也就是由國家出資大量補貼行業。美國政府的行動是來自於「無盡疆界法案」的支持。
美國確實已經針對第四波科技革命的核心技術產業－半導體，納入了國家扶持與投資對象，目的便是掌握未來第四波科技發展的核心技術，保持與中國科技水準領先的地位。
從美中半導體競爭來看，中國處於劣勢一方，目前，中國在半導體生產鏈上，設計、封測已經跟上西方腳步，但在晶片製造方面，仍相當脆弱，因此，中國在2020年被美國斷供封鎖的經驗，決心突破這項技術的障礙。
中國十四-五規劃強調「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2020年對上市企業的補貼高達2,136億元人民幣，比前一年增加14%，對半導體和軍需企業的補貼顯著成長。除此之外，中國加大了半導體人才培育，2020年成立了「南京積體電路大學」，將積體電路生產流程，轉化為科系，專業攻關，2021年4月北京清華大學也成立了「積體電路學院」。
中國的決心是理解到了與美國競爭，並非只是美國企業的競爭，更多的是美國透過國內法與懲罰權，影響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限制，必須防堵美國的長臂管轄，荷蘭ASML光刻機關鍵時刻被禁止出貨中國便是一例。
半導體技術競爭，實為科技競爭的核心，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輕忽的一件大事，尤其在川普時期透安全化政策，對華為、中興科技廠商，進行斷供封鎖，讓其他工業國家有了高度警惕，歐盟、日本、韓國也相繼建立了半導體發展計畫，通過國家力量保障核心產業安全。
美中之間的半導體競爭，目前來看，中國處於劣勢，但是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企業產品總是要面向市場營利發展，中國消費市場，是企業不能放棄的地方，這也為半導體競爭帶來的變數。
由前述得知，半導體的競爭，美國所依託的除了自己「設計」和「高端技術」的掌握之外，便是透過長臂管轄能力，以及構築全球半導體聯盟，打造半導體的控制權；中國則深知西方國家受制於美國，對於高端技術流動不抱外來期望，除了自己努力構建體系與製造技術外，便是控制好自己市場的份額，以便支持本土半導體產業發展。
基於此，美中競爭可能產生的技術追趕場景的判斷，以四方矩陣圖示，構想出四個想定（假設）－美國壟斷－競爭激烈、平分秋色、中國壟斷－模式；橫坐標是中國在半導體的滯留向突破方向發展，縱座標則是美中競爭的高低趨勢的變化。藉以說明四種美中競爭可能結果的邏輯推演。模式勾勒出美中競爭的推理，雖未直接給出答案，卻能從中得到理性判斷的可能成果。
陸、競爭還是合作的美中政治關係
美中政治權力競爭的發展，是戰略競爭的一項維度，是構建總體戰略競爭的分項力量，美國對於中國的態度，定位於激烈的戰略競爭對手，游離於「敵人關係」的邊緣，拜登政府在表達對中國關係時，經常說出「要競爭時競爭、合作時合作、衝突時衝突」。這就表示在總體戰略的指導下，在美國利益目標的追求下，不可能對中國有絲毫讓渡的心理，競爭自然是激烈的。
川普時期美中關係已有定位，拜登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描寫成激烈的競爭關係，透過近半年的執政行動，有些分析美中關係的學者，針對現象的反射，直接地說出美中現行關係，乃是透過聯盟合作，針對中國施以合圍的手段運用，透過合圍手段迫使中國能順從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是一種直覺思維的運用。
有的學者則是從國際政治的視角，從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的趨近，說明拜登政府對中國手段的變化。一個國家由單邊主義轉向多邊主義的對外政策，這種變化來自於領導人的認知差異所致。
川普執政對於國際組織與機制，並沒有給予較大的重視，主要的原因是川普對外政策強調美國優先，以及美國利益的維護，不重視國際領導，單邊主義的外交手段明確。但是拜登與川普不同，他深知美國單一力量的不足，必須強化同盟關係，以共同維護美國利益的遂行。多邊主義思維成為美國對外政策操作的手段之一，目的是透過國際機制，實踐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設計，這樣的運行，美國必須相對地提出可資分享的公共財，方能具有實質的效率。
美中競爭是美國全政府運行的國家戰略，單邊與多邊主義的運用，只能表達美中競爭的部分行為，全政府運行，指出了美國對中國的競爭戰略是總體戰略的施作，政治力的作用，仍需在此整體性觀點，進行觀察與分析，比較能說明或解釋美中關係的政治實質。
美中戰略競爭並非起於川普執政時期，而是在2000年小布希（George W. Bush）競選總統期間，便有百人政學者聯合建言總統候選人，要重視中國威脅問題，小布希當選總統之後，便將中國身分定位為「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卻因911事件反恐戰略建立而改變，直到川普政府重新建立了戰略競爭對手的再確立。另美中關係發展的歷史來看，「戰略競爭」隨著中國發展與對美利益的威脅，確實是難以避免趨勢。戰略競爭確實是一種「老遊戲關係」，但是時空背景的轉換，對於國際格局的變化，仍具新時代上的意義。
拜登政府團隊與歐巴馬時期的團隊，重疊性大，然而歐巴馬對中國關係，採取的是競合關係，既有競爭，亦有合作之處。如今，團隊回朝，令共和黨人擔憂川普政策的轉變，為讓美國各界免於憂心，強調拜登政府既不是歐巴馬，也不是川普，不回顧歷史，而是要基於現在面向未來持續努力。
不可避免的，現在的基石是川普的遺產，戰略競爭的美中關係，短時間不易改弦更張，拜登反在競爭之前加上了激烈競爭以示決心。拜登政府強調與中國關係，競爭（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對抗（confrontation）可依據事務性質的不同，採取不同的方式進行操作。布林肯對於「競爭」所期待的是基於規則的競爭，有規則競爭是良性競爭，可以趨近合作性操作，問題是美中競爭關係是在「塑造規則」階段便已經發生，規則主導當仁不讓，此刻競爭便容易趨近對抗，無規則的競爭讓惡性競爭得以存在。
無規則的競爭，也是根源上的差異問題所形成，這本應以包容的態度，處理彼此的差異性，但是為了「非此即彼」的根源性堅持，這裡舉了五個可能導致競爭向著對抗發展的根源－民主自由與專制威權的意識形態、國家利益的堅持與侵犯、地緣政治權力平衡的消退與增長、全球與區域主導權力的保障與替代、美中文化歷史經驗的復甦與榮譽等，這些根源性差異大甚至對立，本身便是國際秩序競爭的一環，很難以包容態度進行「融合戰略」的選擇。更何況美中關係當前有塑造規則的競爭，這些差異不但不會被包容，還會被放大形成衝突焦點，彼此的競爭關係更加複雜。這也是當前美中競爭，激烈交鋒的根本因素。
柒、軍事力量與南海、台灣的戰略問題
美國每年超過7,000億美金的國防預算，已經高於後五位國家國防預算的總合，並具有11艘航空母艦（群）、三位一體的核戰略打擊力量，以及先進的航天、空飛行器、電子與網路作戰能力，美軍實力依舊是全球超強首位。
美軍兵力部署於「五大洋三大洲」，美軍的戰略是全球性戰略的視野，冷戰時期美蘇對峙，軍事戰略的指導，為「核威懾下的總體戰略」，打的是大國常規戰爭的準備，2001年全球反恐戰爭成為軍事活動的重點，特種化、區域化的作戰形式，讓美軍的力量發展具有針對性的規劃，軍隊任務逐漸遠離了常規戰爭的準備。
就在這個階段，解放軍卻發起了補課運動，國防預算也開始兩位數增長，通過22年的追趕，改變了解放軍體質，包括了現代聯合作戰體制的構建、信息化戰爭準備，也開啟了智能化作戰形式的建設。
就以2020年以來中印邊界兩軍的對峙，印度軍事評論人透過戰場透明度的反差，確認解放軍已經進入「信息化」戰爭能力，印度在這部份基本上是空白的。2021年美國國防大學出版了《超越邊疆的解放軍》（The PLA beyond borders-Chines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Regional and Global
Context），透過區域性、全球性視野，針對解放軍的遠征能力、非傳統安全行動、軍事外交和安全援助等議題進行研究分析。
足見美國雖然仍認為解放軍是屬於區域性的軍事強權，但對於軍事能力溢出區域功能的發展，也已經開始關注其在全球性軍事功能的探究。相較於美國軍事能力與全球佈局的事實而言，解放軍仍屬於區域性的軍事力量。美國對於解放軍在邊界衝突、第一島鏈內水域的展現、針對美軍西太平洋行動自由干擾、台海、南海灰色區域活動，都是抱以謹慎行動，並給予較大注意。
本文中對於解放軍軍事能力的運用，放在南海、台海與美軍互動的討論上。
在南海安全困境的討論上，主要還是焦點於美中在南海主導權之爭的議題。南海主導權之爭，源自於歐巴馬後期的政策，尤其是透過國際法的制約，否定中國的九段線與島礁權利的主張，但在軍事行動上，歐巴馬又採取選擇性參與的態度，並未透過軍事權力，保證國際法宣判的結論。
川普政府透過印太戰略的構築，以保障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優勢力量，南海是美國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兩大洋的重要通道，也是「全球進入快速到達」的重要水域，面對中國海上權力的增張，開始加大區域的「水上自由航行與空中飛航自由」的操作力量，同時編織南海聲索國的偕同力量，一起施壓中國在南海的主張，激發了南海地區緊張局勢的升高。
拜登政府接續川普的南海政策，依據拜登政府在南海加大自由航行力度，引入北約成員國的船艦介入南海巡航，比較1995年美濟礁事件、2012年黃岩島事件，認為美軍奉行戰略模糊，因而島礁被奪；但在2019年中業島、2020年南北康暗沙事件、2021年牛軛礁事件，因為有美軍的存在，所以維持了現狀，依據這些案例經驗，發現美國在南海的態度由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這也是目前拜登政府對南海的政策。
南海趨勢的轉變，認為台灣對於南海主權的模糊態度難以持續，為了自保與不願成為國際上被遺棄的「棄子」，似乎在南海問題上站在目前國際規則的一方，而非站在挑戰目前國際秩序的另一方。問題正如季辛吉所言：「學者沒有風險，如果結論錯誤，大可重新來過，政治領袖卻只有一次選擇，一旦出錯便覆水難收」。的確，模糊政策對政客而言是最佳的政策，誰又願意背負喪權的歷史責任。
軍事力量的對沖，除了南海議題之外，還有一個議題，便是台海問題，在本論文集中，學者各抒己見，不約而同的與台灣安全做出連結。從軍事論兩岸軍事衝突，有從事實論說，認為近些年來，中國軍隊發展，實力快速的累積增長，增添了兩岸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兩岸軍事失衡的現象在2007年已經被大陸翻轉。美國蘭德公司在2015年也提出警告，對中國的戰爭，早打比晚打的代價要低，2025年開戰，美國付出代價恐為美國難以認同。
面對兩岸軍事實力差距，美軍支援作戰在台灣確實有被人民期待，2020年10月台灣國際戰略學會與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作過民意調查，台灣有過半的民意，確實是期待美軍協助防衛台灣，也願與其並肩作戰。
基於主觀的意願，學者運用邏輯推演，認為軍事犯台端視北京對台在武力進攻下屈服的可能性，以及視台美合作的力度如何迫使北京對台動武意願下降？前者的主動權在北京，而後者軍事力量的聯合，直接影響中國犯台攻勢的成敗，因此，主張台灣應強化地面部隊基礎訓練，增強美國援台作戰願採取的選項和代價（效率）的承受，對台灣的安全是有極大的貢獻的。
除了從軍事論戰爭而外，也有從政治的視角來說明台灣自處之道，有學者主張拜登上台，最壞情況是無視台灣的存在，而最好情況則是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決定，更何況蘇利文等人亦有民族自決思想的傾向，因此主張「台灣應有足夠勇氣宣示獨立建國、要求承認，而不是躲在中華民國的屋簷下爭正統。」當然有勇氣也要有智慧，不計後果的舉措，政客很難聽的進去。
另外，有學者從「九二共識」矛盾性來觀察，九二共識在台灣已經被認為被紅化，很難理性的討論，在大陸方面卻還是認為是解開兩岸官方交流的金鑰，同時，大陸官方若退回1992年前期，也代表著弱化了統一的主張，因此，不可能拿掉「九二共識」的政治語彙，兩岸關係由這個角度來看，確實已經進入僵局，目前，一般認為兩岸局勢發展只有兩條路，一是中共改走溫和與中庸的對外政策路線；二是中共缺乏耐心，決心盡速解決台灣問題，逕行發動武力統一戰爭。只是，台灣未來的前景，目前只能在維持現行政策，以拖待變。
台海之間的衝突，有人從美國視角出發，考慮地緣政治的利害關係，確認台灣在戰略地理位置上的優越性，讓美國不得不重視台灣存在，必須進一步討論台灣面臨戰爭時的態度，這也就是美國政界對戰略清晰與戰略模糊的辯論。美國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對台灣的軍事活動上主張戰略模糊，認為戰略清晰不利於美國的利益。
2021年7月6日坎貝爾更說，美國支持台灣尊嚴、維持堅實的美台非官方關係，不支持台獨。美方在對台事務上必須保持平衡，這攸關牽動國際局勢的台海和平穩定。
從觀念的爭辯過程，便能察覺，將台灣與美國命運綑綁在一起，共同面對可能的戰爭到來，這並不符合美國選擇性參與，以及美國應保有的戰略彈性。更何況戰爭有其自身發展規律，一經啟動，很難終戰。這也是美國所不願見到的場景，所以美國聲明不支持台獨，顯然美國也不願捲入台海戰爭。
捌、台灣是美資產還是「負載」
在美中的競爭戰略操作的過程，台灣無法置身事外，自2016年蔡英文政府執政以來，在美中關係上早已作出選擇，蔡政府基本的指導便是：「聯美抗中、親美制中」的對外政策，美中台關係由三角關係，成為了「台美與中」完全傾斜的依賴戰略，更早於2018年川普政府對中國的戰略調整。
台灣在戰略行動上依附美國，是以「相信」的信念為基礎，認為美國長期以來受斯匹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以海制陸」的地緣戰略觀點，台灣在西太平洋的地理位置中心，美國不可能放棄台灣地緣價值，台灣的決定已經不再考慮戰略變化風險，頗有破釜沉舟之志。
而台灣主觀安全的需要，使用西太平洋的地理思考，卻忽略了台灣終極的利益訴求，與美國在美中利益之間互動的利益維護，卻難有相容的地方，基於這個因素，有人特別將台美關係，認定彼此是夥伴關係，是一種資產，還是工具主義下的資源。
在論文集中有兩位學者，涉及到這個觀點。一位學者提出他的見解說，不論美國對中國會如何「戰略清晰」與「戰略競爭」，美台關係最後仍將回歸到從屬於美中關係框架之下的本質，美國對台灣仍將會採取「戰略模糊」，因為國際政治是講現實、講權力、講利益、講交換的，如此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與戰略利益。這是從美中台三方的「成本、效益、代價」去考慮，美國對台態度最終仍是一種工具傾向的運用。
另一位學者認為，為了避免台灣成為大國間的棄子，首先讓台灣獲取足夠的防禦能力，因此要深化與美國及友邦關係。其次，強化經濟發展，新興產業加速推動，傳統產業要能升級，有化產業結構，佈局全球市場。此外還要積極尋求兩岸在互動的契機，讓兩岸關係得到良性發展，有利於國家社會的安全保障，讓台灣成為有用的棋子，而非棄子。
編者後語
拜登政府執政之後，亟欲恢復國際地位與信譽，積極參加各種國際會議，並透過美國的強國地位，主導會議議題與議程，宣講美國對外政策理念，並要求組織體成員共同實現要求。在2021年6月13日G7會議結束後的記者會上，拜登明確表示：「每位領導人都瞭解並理解我們所面臨（問題）的嚴重性和挑戰，以及我們自豪的民主國家有責任站出來，為世界其他地區提供服務。」什麼問題讓美國領導人如此的急切呢？或許從G7與北約峰會後的聯合公報中，可以獲得一些蛛絲馬跡。
G7會議本身是定位在經濟議題，會中討論了持續寬鬆的財政政策、跨國公司的統一稅率、還提出了美歐版一帶一路的基建計畫，共同發布了《重建更美好的世界夥伴關係》（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
Partnership），以及跟經濟發展相關的氣候變化（碳排放）與生物多樣性議題，包括COVID-19大流行與病毒溯源調查；除此之外，與經濟無關的政治性議題，也被納入公報之中，尤其是中國的新疆、西藏、香港、台灣的人權與政治脅迫。
6月14日北約峰會的公報更是直接表明，「認為中國對於基於國際秩序和北約安全相關領域構成了系統性挑戰」。更指責中國軍事現代化發展的不透明、核武庫的擴充、以及帶有脅迫性的政策。
北約本質上便是軍事安全的組織，將中國視為「系統性挑戰者」，尚符合組織職能與角色，「挑戰者」一詞不同於敵人與對手意義，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中國對歐洲的威脅並不明確，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說：「我們不會落入新的冷戰，中國並非我們的對手和敵人。」
這次G7峰會，在美國的領導下，從經濟議題延伸到政治議題發展，是美國的意志，還是集體意志，目前仍不意確定，需要從日後的行動中去認定，但可以理解的是，若一個軍事安全為主的北約組織，僅將中國視為一個「挑戰者」，那可以說，歐洲國家對中國的態度與美國是有距離的。
拜登2021年6月出訪，三個主要行程，涵蓋了三大層面，經濟合作、軍事安全、大國政治，其內容又涉及美中「制度鬥爭、西太威懾、友俄制中」等三項具體目標。因此，拜登主導與構建議題的國際會議，從會議的議題設定、議程進行、公報宣示的過程，考察美國與歐七（澳、韓、印、南非）的政治語言與互動行為，以檢證當前國際戰略的內容，是否在真實的世界中仍具有說明性。
導讀整合了學者論文的洞見，綜理了五個要項：「美國領導者的大戰略思想、對外政策中的美國戰略模式、經濟力競爭－動能之鑰技術創新、競爭還是合作的美中政治關係、軍事力量與南海、台灣的戰略問題」這些內容確實也出現在拜登訪歐的G7與北約的會議上。美國的戰略行為，真如拉伯特（Elise
Labott）所說：「提升中產階級，在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的舞台上包抄中國，並保持美國作為不可或缺的國家角色。」
在台灣議題上，學者們的主張是多樣化的，但不脫離美中台三方互動下「政、軍」脅迫範圍，若冷靜回顧兩岸發展歷史，這些脅迫並未實質擾亂台灣的外貿經濟。換句話說，這些脅迫並未具體達到傷害效果，但真的對台灣造成危機的困擾，應該是西方國家對半導體製造，集中在台灣不可思議的察覺。
2021年英國主辦的G7大會，保守黨政府向G7提出了一份諮詢備忘錄，被稱之為「康沃爾共識」（Cornwall
Consensus），這份僅有五條備忘錄的共識，直指自由主義消退，與福山、米爾斯海默所說的相契合，台灣可以不理會備忘錄思想的傳達，卻不能不重視其中一項的訴求，「西方政府已經承認，讓全球晶片生產集中在台灣這個中心，是一個可怕的戰略錯誤。他們不想重蹈覆轍」。這是西方國家對半導體技術工藝自主性的宣示，高科技產業是台灣經濟的命脈，台灣必須需正視這個問題，及早準備對策，同時要將半導體加工技術，視為台灣核心利益，與企業體合作維護產業安全，這是當前台灣燃眉的危機，政府必須要有前瞻作為了。
